考场，武举考选回到了注重军事武术的路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武举选拔出来的将士仅是武官的少数。有学者认为，“唐 代武举的录取规模十分有限，武举进士在武人中的比例极小，简直可以忽略不 计” 陈峰先生在对北宋武将群体进行研究后发现，北宋武将出身的范围包

括武将世家（将门）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君主称帝前身边的亲信和随从人员）、 外戚成员、文人文官从军、武举选拔、宦官、藩将、吏人、宗室及其他。其中 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和外戚成员四类武将是主要力量，其他的（当 然也包括武举出身）比例极小他进一步指出，“就北宋历史而言；以武举 选拔为将者，不仅人数极为有限，而且很难获得发展和重用，由此成长为大将 者更为罕见。有关这方面最出名者，则仅为何灌一人_Q另有徐徽言。”  武官主要在“养成”，而不在“选拔”，唐、宋如此，千年武举的规模、影响 可见一斑。

“建武学，教之于未用之初；立武举，试之于将用之际，武学和武举 在培养军事武术人才方面具有不同的功用。

人才需要培养，培养离不开学校，作为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中国出现 了武学，尽管兴旺不够，流于形式，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作为武举附庸的宋代武学

北宋至仁宗时期（ 1023年一 1063年），由于老将的先后去世，已开始出 现军事人才的危机。一些靠父祖获得官位的武官处理人际关系得心应手，对于 带兵之道却毫无感觉。葛怀敏就是一个例证。他靠着父亲的官位，轻易地成为 “武选官”，还向皇帝进献过《平燕策》，表现出不凡的文化功底且向皇帝表 明了自己的进取心，在朝野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名满天下，形成了 “当今名将， 共推葛怀敏” 的局面，而其实他是一个“喜功、徼幸、徒勇、无谋” ®的人， 因此，宋败于西夏，葛自己也战死军中。处于维护江山社稷的需要，宋仁宗庆 历三年（ 1043年），中国最早的武学，也是中国最早的军校在武成王庙设立， 阮逸为武学教授，但由于没有学生等原因，而不得不停罢，存活仅93天。

宋神宗是历史上少有的有志向的皇帝之一，出于开疆辟土的需要，他极 为重视武人、武事。此时正是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时候，但王安石本人主张全民 皆兵、将出于行伍，对武学没有什么兴趣。王的政敌、管理武学枢密院的文彦 博，却支持武学的兴办。上有宋神宗、下有文彦博，举办武学一拍即合。1072 年，武学复置，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一 1106年），“诸州置武学”，将 武学扩展到地方。

宋武学中学生的出路主要是通过武举考试去做官，因而其学习、训练内

容基本上是武举考试的翻版，学习的是军事著作，如《武经七书》《武经总要》 《何博士备论》《守城录》等，练习的是弓马骑射和马战。

二、作为武官子弟学校的明代武学

明代武学之盛，历代不及。朱元璋主张要培养“文武全才”的人才，不 同意将文武两科分开，洪武二年（1369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 '‘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 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 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自此，各地大建学校，“文武并重” 的学校教育兴起。

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当礼部奏请设武学、武举时，朱元璋说这 样做“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材矣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 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乎。……今又欲循旧用武举、 立武学，甚无谓也” 。不置武学，但朱元璋特别重视武官的军事武术和儒学 教育，为防止“武臣子弟但习武事，鲜知问学” ®情况的出现，他曾“置大宁 等卫儒学，以教武官子弟” ，并“令应袭子弟送都督府比试，骑射娴习，始 许袭替”

“建文四年（1402年），始置京卫武学。……永乐中罢。正统六年（1441 年），复设，后渐置各卫武学” ，至此明武学才算稳定下来，并成为全国学 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明代武学招收的武生要符合“材器颇优，家道相称”的要 求，其招生对象主要是武官子弟，如幼官（已经袭职的年轻军官）应袭子弟、 弟侄和在职武官，当然也包括民间技能之士。，其教学由浅人深、循序渐进，学 习内容主要有：一、《小学》《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经典知识的学习， 目的无非是使武官们懂得君臣道理，团结在朝廷周围；二、《武经七书》《百 将传》等方面的军事理论；三、以步射和骑射为主的弓马武艺，军事武术的 练习每月仅限于两天，其他时间都用来读书，明武学对文化素养的重视程度可 见一斑。明武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武官子弟，至于他们报效祖国的方式——做 武官还是文官则没有严格的限制。，

明代武学比较注重儒家经书的教育，而忽视军事武术的训练的培养体制，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亦有极大的弊端。当时许多有见识的人认为国家并没有 真正建立起教养武官的体制。为此，1571年（明穆宗隆庆五年），在密云、遵化、 永平三镇又设立了“首重韬略之科，力划举业之陋”的三镇新武学。戚继光在 驻守蓟州期间开办的武学馆更具代表性。“无分于武弁也，无分于草莱也，无 分于生儒也，遴其有志于武者，群督而理之”，戚继光的武学馆学生不论出身， 只管是否有志于武者，其教学内容分为“韬略” “军事武术” “胆力”和“杂技” 等四项内容，高度重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训练，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通 过带兵、练兵、用兵等进行锻炼。戚继光的这种革新思路是中国武术史、中 国军事史上的一次飞跃，可惜的是这一开创性的事业因戚继光调守广东而中断^

、面向大众的清代武学

明武学设于卫所、面向武官子弟，为特定的人群提供教育，取得了一些 实际的效果，但由于普及性不够，并没有整体提高全民族的素质，1637年（明 思宗崇祯十年），处于灭亡前夜的明崇祯皇帝“令天下府州县学皆设武学生 员” ，将武学教育的范围扩大到普通州县，但为时已晚，对明无所助益，武 学的这一思路为清代所沿袭。

清没有独立的武学体系，习武者附属于各类儒学教育中。其学习内容有 四书、《孝经》《武经七书》《百将传》、军事武术等。

在“重文抑武”的社会环境下，主要由文官设计的“武举”“武学”选 拔和培养策略是按照文官集团的理解来实际操作的。武学的培养目的主要是参 加武举考选。武学的教育内容基本上包括“政治性教育” “军事理论教育”和 “军事武术”教育三类，目的无非是培养“能文能武”的军事人才。

文武兼修、书剑联袂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一思想自孔子“六艺” 授徒以后不断为人们所提及。如“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陆贾），“戡 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李世民）②，“士之所学者，文 武之道也”（王安石），“文武两途如日月行天，圣帝明王莫敢偏废”（程颐）等；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果持文武术，还继杜当阳”（孙逖），“纵横文 武术，难以寻常较”（石介）, “材兼文武术，慷慨谈孙武”（陈基），“君

学本兼文武术，功名不必读孙武”（查慎行）等“文武术”连用的现象则对 这种思想进行了间接的反映。但可惜的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和奴隶 社会的“武重于文”、周朝的“文武并重”、战国的“文武分途”后，自秦代 逐渐向“重文轻武”转化，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一倾向。由此，中国“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这一文 化转向不但决定了近千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向，而且也构筑了西方 文化侵入之前的中国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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