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建立宋朝后，赵宋王朝非常重视军队（主要

兵制，主要采取招募办法，补充兵员” ，另外招募流民、饥民当兵，也是宋 代一项基本制度，这样“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  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宋代的士兵选拔“皆临轩亲阅，非材勇绝伦不以应 募” ，但“从总体来看，宋军招刺太滥，练选不实，军事训练又差，军纪松弛， 以致造成大批庸将和惰卒” ，士兵中竟然出现了 “有不能被甲上马者，况骁 胜云武武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皆望空发箭，马前一十二步即以 堕地” ，这样的士兵“被甲行数十里，则喘汗不进；遇乡邑小盗，则望尘奔 北” , “体轻虑浅，手劲心怯，虚试无对，而实用无验，望尘奔北，闻敌失魄” , 毫无战斗力可言。

元代没有设立专门培养军官的机构，其宿卫军相当于军事实习学校，是 培养军事将才的摇篮，对此制度，中外学者一般称之为“亲兵储将法”。为巩 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反叛，元代建立有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宿卫亲兵，他们是各 级将领的心腹、低中级军官的后备人选。

明代军事武术家戚继光从“练真将”的目的出发，特别注意将帅的军事 武术练习，他认为“士卒全以器械为爪牙”“为将者，己不先学，何以倡人？ 己不知花法实法之辨，何以辨别士卒所习之高下？ ”“欲为全才之将，凡种种 武艺，皆稍习之，在俱知而不必俱精。再须专习一、二种，务使精绝。”至于

是禁军）的招募和 选练。宋代不论禁兵、厢兵（州郡之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大兵，基本上实行募

作为将帅重要素质的“胆气”，戚继光认为“胆系于武艺”，并进而提出了“艺 高人胆大”的命题。后来，何良臣对戚继光的思想有所发展并用于士兵的军 事武术训练，他认为练习武艺是“张胆作气之根本”，并提出了 “善练兵之胆 气者，必练兵之武艺”的观点。

六、武举制度的继续发展及最终废除

宋元明清时期，武举制度继续前行。其选材策略呈现出宋明武举“文武 双考” ^@和清代武举对军事武术回归的特点。

武官选拔就要考军事武术技能看来天经地义，问题是作为军队指挥者的 将帅仅仅有高超的武艺就能有效地指挥战争、取得胜利吗？历史给出了相反的 答案，马端临在撰写其《文献通考》时便认为武则天时的武举考试，“其选用 之法不足道”。

早在692年（周武则天天授三年），唐代谏官薛谦光对“只验弯弧”的军 事人才制科选拔考试提出了疑问。他从“选举宜得实才”的目的出发，提出 了“善射岂足以克敌” 的疑问，认为只有通过“令其守御” 才能判断武官

的优劣，为此他给武则天上疏说，“临难决疑，乃将事也 —剑之任，非将事 也” 。他对“谋将”大加赞赏，并进一步提出了 “谋将不取于弓马，良相不 资于射策” 的观点。注重“谋略”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 “制科”考试而对作 为常科考试的武举影响似乎并不大。因为在此以后唐朝出现了 735年（唐玄宗 开元二十三年）的“智谋将帅科” 和785年（唐德宗贞元元年）的“识洞韬略， 堪任将帅科” 等“制科”考试，而武举考试仍在重视军事武术的道路上前行。 “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三略六韬篇篇记得”，宋代武举“文武双考”， 考试内容分为谋略和军事武术两部分，采用“以策问定去留，弓马定高下” 的策略。这一方面是由于唐代通过武举选拔出来的武官往往徒有虚名，礼部员 外郎沈既济认为这些“张门诱人”的“人才”“又非骁雄，徒称武官，不足守 御，虽习弓矢，不堪战斗，而坐享禄俸，规逃征徭” ; —方面是由于唐代的 制科考试将谋略作为选拔军事人才的启发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五代” 武人掌权的反思。通过纵（与唐比较）横（与同时期的军事武术训练比较）来 看，“宋朝人对武艺已经表现出相当的平常心，他们不再迷信武艺和膂力在选 拔武将中的作用。照司马光的看法，比试弓马只是选拔士兵的办法，而不是选

求将帅的门径。与唐代相比，宋武举考试的军事武术部分大大简化，考试 以马射和步射为主。宋代武举考试注重兵法的掌握程度，并把部分兵书提升到 “经”的高度来重视。在此前提下，《武经七书》——《孙子》《司马法》《尉 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产生并成为谋略考试的主要内容。

宋代武举注重“文武双考”还可从“绝伦”科的变质得到进一步诠释。 北宋时，对于弓马绝伦而策问不佳的勇士，开设“绝伦”科目，以使像霍去病 般的将帅脱颖而出。但南宋时，“绝伦”科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157年（南 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武艺绝伦举人赵应熊“弓马甚精，文字亦可采” ® 而被钦定为武状元。1171年，绝伦举人李岳、顾谅因文字考试不佳而没有获 得省试资格。这两件事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对有武勇而少文的优容之科 变质为选拔“文武双全”之士的优选之科。

宋代的武举还影响了同时期金朝的科举制度，金熙宗皇统时（1141年一 1149年）始设武举制度，“其制则见于泰和式，有上、中、下三等。能挽一 石力弓，以重七钱竹箭，百五十步立贴，十箭内，府试欲中一箭，省试中二箭， 程试中三箭。又远射二百二十步操，三箭内一箭至者。又百五十步内，每五十 步设高五寸长八寸卧鹿二，能以七斗弓、二大凿头铁箭驰射，府试则许射四反， 省试三反，程试二反，皆能中二箭者。又百五十步内，每三十步，左右错置高 三尺木偶人戴五寸方板者四，以枪驰刺，府试则许驰三反，省试二反，程试三 反，左右各刺落一板者。又依荫例问律一条，又问孙、吴书十条，能说五者为 上等。凡程试，若一有不中者，皆黜之。若射贴弓八斗，远射二百一十步，射

鹿弓六斗，孙、吴书十条通四，为中等。射贴弓七斗，远射二百五步，射鹿弓 五斗，孙、吴书十条通三，为下等。解律、刺板，皆欲同前。凡不知书者，虽 上等为中，中则为下。凡试中、中下，愿再试者，听。从上述的记载可以 看出，金武举不但划分了清晰的考试等级，还特别重视军事谋略的考核。

元代未设武举考试。明代武举“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 不尚虚文，仍实行“文武双考”的选拔策略。但这种选拔策略存在极大的 弊端，为此明穆神二宗时，有人提出“武科当以技勇为重” 的主张。1631年, 河南参政潘曾弘就上疏崇祯皇帝认为，设置武科的目的就是选拔有智谋勇力的 人才，而现在以策论定去留，按照文章的好坏来决定录取与否，录取后却又当 武人使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只有废除策论，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以弓矢定天下”的满族人主中原后，实行的武举制度特别重视对军事 武术的考核，而策论文章的比重不断降低。

清代武举考试共分“外场”和“内场”考试两种，其中“外场”又分两场， 第一场考马射，第二场考步射和技勇。技勇又分拉硬弓、舞大刀和举重三种， 要求是弓要拉满、刀要舞花、石要立地“一尺”，方为合格。“内场”考试即 策论考核。

“北出将，南出相”，可康熙皇帝发现武举人也多为江浙人，康熙对此不满, 他一再强调武举考试应以“外场”为重，以选拔真正实用的武官。道光皇帝更 是前行一步，大大强化“膂力”的要求，提升了“技勇”在武举考试中的比重。

康熙晚年，认为《武经七书》“芜杂”，不可全信，因此他圈定较好的《孙 子》《吴子》和《司马法》三部兵书为考试内容而停用其他的四部。1807年，

武举内场考试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只要不出错就行。从此，武举考试专重“外 场”骑射、技勇，而“内场”考试就形同虚设了。

另外，1854年，太平天国也进行了武举选拔考试，但其选拔标准和考试 内容与历代科举不同，废除了门第、男女区别，分“乡试”“县试” “郡试”“省 试”和“天试” 5个程序等级进行了考选，反映出强烈的反封建意味。

1840年，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人侵改变了中国前行的轨迹，冷兵器已 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军队必须尽快采取新型的军事人才选拔制度， 武举不可能提供近代战争所需要的将官，武举制已寿终正寝。1901年8月29 日武举制“相沿即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军事无涉，施 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际，千年武举制不得不被新式 学堂取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千年武举纵向比较，有学者认为，“宋朝的武举就像是一场文人主持的 军事表演——有着太多的理想、太多的概念，而尚武精神却始终缺席；明朝的 武举则是军官世袭制的附庸，缺乏真正独立的选拔机制；那么，只有到了清朝， 武举才真正成为一条独立的武官选拔途径”。为此我们会发现唐代的武举产生 了郭子仪，宋代的武举进士建功立业者寥寥无几，最终只能在《忠义传》中残 存些道德余艰，明清两代，武举开始向军队输送军官，并在清代达到高潮，可 以说清代是真正武举人才辈出的时代，且出现了武举出身的军官家族，如韩氏 家族和马氏家族，表明军人此时具有较高的职业自豪感。

通过千余年武举选拔军事将领的历程我们发现，选拔的标准经过了一个 “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唐武举初创时纯以军事武术取人，宋明 时将军事理论引入武举的选拔并成为重要的因素，清代军事理论又逐渐地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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