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为长所误，即与赤手同矣。

残酷的战争迫使先人不得不考虑持长兵但能短用的技术性和理论性问题， 思考的结果是在长兵器本身的结构上进行改进与创新，发明制造了戟、多戈戟 以及铜箍殳

戟是将矛和戈结合在一起的兵器，它同时具有戈和矛的功能，不但可以勾， 而且可以刺，因此成为主要的作战兵器。更为重要的是在曾侯乙墓出土的铜戟 中出现了“二果”或“三果”戟。殳，棍棒类兵器，车战五兵之一，用于砸击 对方和阻挡对方战车前进，一般无刃。春秋战国时曾侯乙墓还出土了加刃和刺 球的殳。这些显然是受“长兵短用”理念的影响，为增大击杀效果、适合步兵 作战而进行的改进。

六、军事武德^@对身体的规劝与管控

中国兵法讲究“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因此，礼、德对战争有极 大的约束力，常会有今天我们无法理解的情况出现（尤其春秋时期）。如《左 传》记载宣公十二年，晋楚泌之战时，楚许伯致晋师，“晋人逐之，左右角之 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

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 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同是泌之战中， “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 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荥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 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

就像武术的早期含义是军事一样，武德的初始含义主要用在军事领域。 武德在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是巩固内部团结、调动积极性的基 础，另一方面又是战胜对方的有力保障，即《孙膑兵法》所概括的“德行者， 兵之厚积也”和“故德者，兵之手也”。

“武”与“德”两字连用，首见于《国语》：“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 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为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誉” ，此处“武德”就 是指军事武德。

“中华武德文化起源于氏族部落战争，而奠基成熟于春秋。” 战争的实 践，使人们对军事武德的意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觉醒到强化，由此武德的 规范和范畴不断丰富。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管子、老子、孔子、孙子、墨子、 吴起、孙膑、孟子、荀子，以及《春秋》三传、《商君书》《尉缭子》《司马 法》《六韬》等重要著作。

早在上古五帝时期，人们就已经重视“武事”中“德”的重要性。《史记》 有“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振万民，度四方，教熊罷貔琳軀虎，

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记载，这里黄帝已经初步意识到战争与修德的辩 证关系。另据《韩非子》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 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可以看出， 舜、禹不仅尚武，而且开始较自觉地重德，以“厚德”为前提，以“行武”为 手段，把实力建立在德与武的结合上。

殷商不讲德，在价值观上具有明显的尚力倾向。但周人却相反，大讲敬德 在此基础上，到春秋战国时期，以“顺天保民”为思想核心的仁战、义战观念 已经形成。“有德不可敌, “德”的力量、功用被认可。就连“隆技击”“有 则以告”的齐国国君齐景公在晏婴“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 夫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然而不敢者，维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 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的劝说下，齐景公“乃饰 射更席，以为上客，终日问礼” 。在这期间，“武德”一词开始出现，“武 有七德”说出自“止戈为武”的楚庄王（春秋楚国国君，又称荆庄王）之口， 他认为“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 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 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 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 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在这里，楚庄王总结性地提出了他对战争的看法：所谓武功，就是凭借强大的

武力，通过战争手段，制止别人使用暴力，使战争不再发生，以保护统治秩序， 使人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使上下和睦，安定团结，从而发展经济，保障财 用不匮，这才能使子孙不忘武功。楚庄王从贵族统治者的立场上认识到战争并 非目的，而是手段，并从哲学高度抽象为“止戈为武”，确实难能可贵。

剑、射、御之道的探索及以巧取胜思想的萌芽

先秦时期，好剑、善射、精御、尚武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正是由于这种 风气的出现，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影响下，人们对剑术思想、射御之道 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总结，且出现了以巧取胜的思想萌芽。

一、尚剑的社会风气

剑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历史学界复杂的问题，至今学界未有定论。目前大 家比较形成一致意见的是：西周初期已有剑，但当时的剑仅有十几厘米或二十 几厘米，类似匕首；初期短剑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胡剑）的影响。

《说文解字》云：“剑，人所带兵也。从刃，佥声。”以目前的考古资 料来看，剑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亦有学者认为西周早期的剑体与殷墟中的骨 矛类似，因而不排除商代具有铸造青铜剑的可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 力的发展，铸剑工艺的改善（尤其吴越地区）和战争方式的变化（由车战向步 战过渡），剑成为军队卫体短兵的主要装备，剑的长度也有所加长（春秋时期，

一般在五十厘米左右，主要为青铜制品；战国时期，钢铁剑开始增多，但青铜 剑仍占主体地位，剑身常常在七十至一百厘米）。“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上行下效，此时佩剑、斗剑、练剑、论剑、相 剑成为时代风尚。

《庄子•说剑篇》对当时的斗剑、练剑之风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昔赵 文王喜剑，剑士夾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 不厌，如是三年”。这些剑士 “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 目而语难”，这段话清楚地向我们提示：此时已出现了依附权贵、专门的斗剑 阶层，他们斗剑的目的是满足于统治阶级的娱乐需要。此时习剑的文字材料还 有《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好读书击剑”，他“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 当鲁勾践听说荆轲刺秦失败后说“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 的 感慨。《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也使剑，当赵襄子“使使持衣于豫让”时， “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遂伏剑自杀” 等等。

以上这些文字材料加之当今考古界大量出土的先秦古剑互证，大体可以看 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习剑的风尚。社会上的好剑之风，造就了一批武艺高 超的剑术家。如“迫则能应，感则能动” 的剑客鲁石公、“弄七剑，迭而跃之， 五剑常在空中”^@的宋艺人兰子、“在赵者，以传剑论显”^@的司马氏等等。

在好剑之风的浸染下，社会上形成了象征士军事传统和尚武精神的佩剑 习俗。《说苑•反质》描绘经侯见魏太子时“左带羽玉具剑，右带佩环，左光

照右，右光照左”，显赫不可一世。另外，佩剑还是一种册封仪式上的装饰。 如《春秋战国异辞•楚》记载楚国的王族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 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国君非常重视佩剑。为此社会上出现了干将、 莫邪、龙渊、太阿、工布、扁诸、鱼肠等名剑。战国后期，贵族佩剑的习俗逐 渐向民间转移，这一点可以从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 “其（简公）七年， 百姓初带剑” ®的记载中清晰地看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佩剑习俗还形成 了一定的礼制约束。如《考工记•桃氏》在述及剑时，“以其人才之短长”强 调剑分为上士、中士、下士分别佩带的上制之剑、中制之剑、下制之剑。

在好剑、佩剑之风的影响下，剑逐渐被赋予了思想和文化的内涵，成为 权利的象征、侠义精神的体现，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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