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守正义立场
中国坚守在正义的立场上运用军事武术，认为“义战必胜”，即使“卒寡” 也会因“有义”而“兵强。因此，尽管各家对正义的理解不同，但都崇尚 在正义的立场上运用军事武术，而对不正义的运用嗤之以鼻。
对于正义战争，历代思想家多持积极的立场，就连讲究“非攻”的墨子 在这点上也是一个积极的主战主义者，并且他用“攻”和“诛”对正义战争和 非正义战争进行了区分——“攻”是无义之行，“诛”是有义之举。
“惟恭行天之罚”，在迷信天的古朴民风下，天命成为道德的评判标准， 因而战争往往打着顺天的旗号，以贏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相传夏启即将与 有扈氏临战于甘时召集其“六卿”时说：“有扈氏部落侮辱我这位应五行之运 而生的夏王，怠慢废除夏所颁布的历法，上天因而要我断绝他的命运，现在我 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对他的惩罚。君主是“天之子”，是代天之责而管理 天下的代表，为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天下有道”的表现，而“礼乐征 伐自诸侯出”则是“天下无道”的表现成为很自然的推论。
“春秋中期是战道观由‘主神型’向‘主民型’嬗变的重要历史时期。 在其嬗变过程中，‘主战型’与‘主民型’两种战道观经过共主兼容的温和冲
击之后，传统的‘主战型’战道观最终被‘主民型’的战道观取而代之。” 春秋以后，决定战争正义性与否的标准由“取信于神”向“取信于民”逐渐转 化，“有德（主要是爱民之德）不可敌”成为社会共识。
孔子后学孟子继承和发展了仁学思想，提出了“民为贵” “君为轻”的口号。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民悦，则取之，孟子提出了 “吊民伐罪” 的“仁战”标准，认为是否进行战争取决于人民群众，而不是其他的因素。
(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仁战”观念、“全胜”思想
“现代伦理学一般认为，具有积极传统意义和体系意义的我国古代伦理 思想的诞生，是以西周伦理思想的确立为标志的。” ®周统治者鉴于商末君主“不 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苦，唯耽乐之从” ® “惟妇言是用……俾暴虐于 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的实际情况，理性地认识到“德”的作用，明确地提 出了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的观念，在这 样的背景下“仁战”观念、“全胜”思想开始出现，并主导了军事武术的运用。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
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 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明确地提出了“不战而屈 人之兵”的“全胜”理念。
(五）高度重视谋略的运用
“立于不败之地” ®是军队的立身之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自立、 富强，达到“战胜而强立” ®的目的。为实现“战胜” “全胜”的目的，要求 在运用军事武术时要“大律在谨” “政出庙算” ，讲究谨慎行事、谋略的运用。
“兵者，诡道也” “上兵伐谋”，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 目的，军事武术的运用特别注重谋略的运用。战国军事家吴起分析认为兵有五 种，“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对于不同的 兵，吴起认为“五者之服，各有其道”，即“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 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 了解双方实力，因敌变化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 战必殆” ®,不了解双方实力而进行的战争是盲目的。
“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战前进行谋划是 必需的，但真正打起来，还要注意因对方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墨守成规。
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如意拳/大成拳认为“拳
之原则”是“发挥本能之学也”，练习套路就像庸医一样，是“备妥药方，以 待患者” 太极拳练拳求“知己”、推手求“知彼”的练习路径，以及竞技
武术散打“抬头看裁判颜色、低头思自己实力、平视想对方水平” 等都是与 该思想一脉相承的。
- “众陷于害”战场环境的运用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众 陷于害”的战场环境能够使军事武术的实施者“勇”“从”“团结”，从而战 胜对方，因此，孙子强调将帅应当善于“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创造这么 一个“众陷于害”的军事体验心理环境。
另外，军事武术的运用还讲究“攻心为上” “对有利地形的运用”“避 实击虚”“讲究速度”等。孙武提出的“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 道，攻其所不戒也”，“始如处女”般“静以幽”，“后如脱兔”般疾而快，以及孙武后人孙膑提出的“兵之急者”为“必攻不守” 等就是最好的诠释。 在具体运用谋略时还强调既然“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就要坚持“君命存所 不受” 的原则。
(六） 士气的激发
士气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兵家所重视。如孙子在《孙子 兵法•军争》中就指出了 “气”的问题，他指出“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 惰归，此治气者也”。《司马法•严位》提出了 “凡战，以力久，以气胜”的 观点。《尉缭子•战威》认为“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气不利则拙，拙则不及，不及则失利,孙膑继承了前人“贵气”的思想， 并以“延气”为题对如何激发“士气”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合军聚众， 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 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
“激气”（激发士气）要靠“威”，讲明战争性质、申明纪律。“利气” (振作军人的锐利之气）靠“令”，果断下达命令，执行纪律。“厉（励）气” (鼓励斗志）靠为将者以身作则、轻装待发，为士兵做出榜样。“断气”（断 然决胜的勇气）的激发方法是“将军令，令军人人为三日粮”为国家而决战。 “延气”（延长士气）主要靠作战指挥、军需供应等来保证。
“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胜而不骄者，术明也；败而不怨者， 知所失也” ®, “士气”激发出来之后，面对残酷的战争，士兵和将领还要有“胜 不骄”“败不怨”的心理品质。
(七） 人道主义思想的运用
“弗迓克奔”，相传是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时牧野之战前夕发布的誓 辞——《牧誓》中提出了不要虐杀投奔之敌的主张，以后孔子的仁战观、老子
的慈战观、《司马法》中的“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等都蕴含人道主义 的思想，孙子承之提出了对待战俘要“卒善而养之”
@的观点。
五、“长兵短用”理念的出现
这一理念目前在先秦文字中还没有见到表述，但可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启
示。
春秋时期是车兵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春秋是车兵和车战的时代” ®，其 主要作战技术是横队冲击。一般情况下，一乘战车上包括三名甲士。左方的主 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甲首”；右边的手执长兵器（一般为戈、矛、 戟），主击刺，并为战车排除障碍，称“车右” “参乘”“戎右”；居中者主御, 只佩带短剑。关于战车的兵器配备，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明确的文献记载，但 可凭借考古发掘实物大致推测其情形。在殷墟小屯车马坑出土的一辆战车上， 三个甲士各有一套兵器，其中“戎右”的兵器最为典型，包括有射远的弓箭， 格斗的铜戈、石戈，卫体的短柄马头刀，以及磨兵器的硕石等。由此可见，车 兵甲士的兵器配备是长短结合、远近兼备的。
战国时期，兴起于夏，盛行于商周的战车和车战逐渐衰弱，骑兵、步兵 逐渐兴起，战争进人到车战、步战和骑战并存的时代。原来适于车战的成组合 长柄格斗兵器、厚重的皮甲，只适合在有马车运输的条件下使用，已不适合步 兵和骑兵的作战需要。另外，在步战和骑战中，由于作战双方比较接近，戈、 戟往往被其长所困，“一发不中，或中不在吃紧处，被他短兵一入，收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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