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六书，六曰九数。” 其中“射”和“御”是训练车战甲士的两个主要科目， 显然属于军事武术训练的范畴。“乐”中的“武舞”也有军事训练的成分。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百（十） 人，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 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使老小不事者，守于城上不当术者。”墨子从支持 正义战争的立场出发，认为当外敌人侵时，应全民皆兵，就连老人和小孩也要 用在不正面应敌的城上。

商鞅亦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与“负海之国贵攻战”不同，“四战之国（四 面受敌之国）贵守战”，对于这种战争，商鞅认为一方面应当实行全民皆兵的 策略，另一方面要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他认为守战时应进行全民总动员，分 编所谓的“三军”，即“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 进行全民抗战。

将、士是军事武术习练的主体，其价值体现在“保国”和“安民”两个方面， “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军人的主要价值追求，为更好地达到上述目的，就 存在一个将、士选拔的问题。

(一）选士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残酷，各国全民皆兵或鼓励人人当兵。《荀子》 对其有一段简略的记载：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赐赎锱金。……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

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弯，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 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 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阨，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 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

从中可以粗略地看出，秦国似乎要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而魏、齐两国 则指定了一定的选材标准，以重利为诱惑，鼓励人去奋斗。

“有踰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 ’。” 知道士卒“轻 足善走”，显然是经过了训练或选拔。战国时期，实行“征兵制”，•有些诸侯 国在征兵时就采取了一定的选拔手段，如魏国武卒的选拔就是一例，其“武卒” 的选材标准为：“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 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贏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 利其田宅” ,可以看出，魏国选拔“武卒”的标准以披甲射箭和带装备行走 的能力为主。

在快速奔跑的马上射箭、作战要求有更高的武艺，为此对骑兵战士的选 拔也较为苛刻。在《六韬》中作者以武王和姜太公对答的形式，给出了明确的 标准。“武王问太公曰：‘选骑士奈何？’太公曰：‘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 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彀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 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 可以看出，骑兵的选拔不但要求年龄、身高，身强体壮，还要求能射箭技艺高 超，能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和以少胜多的能力。

关于车兵的选拔标准，《六韬》中亦有说明。“武王问太公曰：‘选车士， 奈何？ ’太公曰：‘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 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缚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后 左右，皆便习者，名曰武车之士’。”在这里，作者明确地给出了车兵的三个 要求：一、年龄和身高要求；二、奔跑能力和车跑起来后跳上车的能力；三、 力量和射箭要求。

“军中有大勇力、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锐气壮 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阵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 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 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 子弟欲为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愤之士；有贫穷忿怒、欲怏其志者， 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搶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 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 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战国时期，被选拔出来的兵士， 根据其特长编人不同类型的部队，进行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和训练活动， 这是“军之练士不可不察”的事情编练这些士兵，要用很长的时间，付出巨 大的人、材、物力，统治者不会让这些士兵很快退役，加之他们有较高的待遇， 因此带有雇佣性质。

(二）选将思想与对将领素质的探讨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一文武认识，是中国古 代基本的政治常识。将帅在武事、武备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也是军事武术主要 掌握者和推动者。探讨古代的选将思想以及对将领素质的探讨，对我们把握军 事武术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之在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 故置将不可不察也。” ¹将领在武事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将孰有能”是关系 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

在古代中国的早期阶段，统治集团中并没有严格的文武区分，一般情况 下君主常常亲自出征，此时贵族兼具文武双重身份，因此从军不但是一种义务， 更是一种特权、荣誉^春秋时，多数情况下还是君主亲征，但开始以卿为将。 战国时，开始使用专门的将帅，“官分文武” 的政治体制开始，武将的选拔 和素质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在春秋中期以前的武德史上，的确很少见到对武德之‘智’的肯定” ³, 对“将帅”素质的要求主要是“勇”“仁””等方面。公元前638年，宋 襄公率军与楚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东北）时，他不听部下劝告，采用“不 鼓不成列”的“仁义”战法，先礼后兵，结果错失良机，惨败，且自己身受重 伤，不久去世。对这种战法，《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左传》和《榖梁传》持批判的态度，而《公羊传》 则持赞扬的态度。可以看出，春秋中期对将领素质冲突的现实和变革的趋势。

“到了春秋后期的孔子、孙子时代，‘智’便成为军事家、思想家普遍认同的 重要武德准则，并取代了礼的地位。《司马法》将“智”列人了“礼、仁、 信、义、勇、智”的武德体系中，孔子的“智、仁、勇”和孙子的将帅“五德” 则干脆把“智”放在了首位加以重视。

“赏罚不信则民无取，管仲与管子学派重视赏罚的作用，将之作为将

帅的重要素质，并提出了善于赏罚的两个要求：素赏（战前允诺，战后行赏） 和“罚不避亲贵。

孙子极为重视将帅的作用，他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 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军之事， 静以幽，正以治” ，孙子明确地提出了领兵作战的将帅应当具有“静”一 沉着冷静、“幽”——深谋远虑、“正”——公正无私、“治”——条理井然 的素质。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地提出了选将的基本标准——“五德”，即“智、 信、仁、勇、严” 。不但如此，他还从反方面提出了“五危”的告戒，即“必 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 。

“得之（良将）国强，去之国亡”，吴起特别重视“良将”的作用，他 对将即勇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他说“夫总 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认为将应当是“兼刚柔”“总 文武”的人才，为此，他提出了 “五慎”（理、备、果、戒、约）、“四机” (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和“教戒”作为将帅的基本品质。此处，“教戒”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军事技术（主要是军事武术）方面的训练；二、 精神素质的训练和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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