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以 奇用兵”等一系列的策略和方法。这些都对后来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 源。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就对后世的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乔凤杰博士认为道家对（传统）武术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对习武者建构经验心 和彰显超验心均有较大的贡献。道家对道这一超验心的崇尚，为传统武术确立 了一个极具引导意义的终极目标。就建构经验心之方法理念与思想原则而言， 道家之“反动与弱用”的方法论，被一些传统武术拳种采纳为重要的战略战术就彰显超验心的方法理论和思想原则而言，道家之“复归于无极”的基本思路， 完全可以作为传统武术之超级心理训练的根本原则；作为其“复归于无极”的 彰显超验心的专业方式，道家的养生技术与理念，分别被某些拳种吸收改造为 内功功法与技战术训练的指导理论，从而使（传统）武术与养生在体系结构上 产生了交融与互动；旷文楠先生认为“道家本体论（道论、气论、天人合一论） 是中华武术思想认识论基础” “道家‘反者道之动’构成武术战略思想基本原 则”，因此他得出“道家哲学构成中华武术思想基础”的结论，®有的武学中 人甚至认为“武术来源于道家文化”，如形意拳传人李仲轩（1915—2004)就 有类似的认识。

(四）I-家

“墨家不仅是一个武士集团，而且还是一个能将武士精神理论化、系统

化的学术团体。” ®该学派的创始人墨子，鲁国人（亦有人说是宋国人），自 称“贱人”，是一个能制造器械的木匠，与当时的鲁班齐名。相传他早年“学 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独成一家，成为孔子思想的反对者。

墨子是当时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墨家学派弟子 往往来源于社会下层，他们有严格的纪律，严密的团体组织。其思想集中体现 在《墨子》一书中。

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匪》一文中引用了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 中的一句话：“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个道家、一个 土匪”，据此引发，他提出了儒道墨互补构成中国文化传统心理与社会思想结 构的宏观认识。这种“中国文化传统心理与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墨家对武术思 想有比较深的影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述。如张岱年认为“武术受儒家、 道家还有墨家的影响，墨家后来断绝了，可是它的许多思想后来被武术家所继 承”气温力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墨家思想对后世武术发展的影 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墨家的组织成员结构特点使武术技艺主要 流传于民间”“墨家严密的组织纪律促使民间武术团体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厉 的行规”“墨学‘无务为主’的思想使后世武术技艺多以口传身授的形式流 传”“墨家‘尚力’的观念对武术技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墨家‘贵义’ 的思想为后来的一些民间武术社团所继承与割裂”。杨向东认为墨家具有“尚 力的体育思想"，他认为墨家思想注重“形与神、生命与运动的辩证关系”“重 视身体健康和身体锻炼”“重视尚贤举能和军事体育”“侠的观念与墨家思想

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两者的关系最为密切”。

(五）兵家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气作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 的思想学术流派，先秦兵家孕育并形成于春秋末的齐地，高度发展于兼并战 争激烈的战国中后期，其创始人为孙武，主要有齐、魏两大系统和司马、孙 氏、吴氏、太公和稷下五个流派。

先秦兵家“天地人和谐统一”的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诡诈与仁义辩证统一”的思想、“重人道任人事”的主张等对武术思想的影 响极为深刻、全面的，它对武术的选材、训练以及最后的用武等都有影响。旷 文楠先生认为“武术文化与战争文化可谓同源之水，同本之木，二者有极为紧 密的关系” 。乔凤杰博士认为兵家对超验心之彰显的关注不太明显，而把主 要精力放在了对建构经验心方法的说教上。兵家对武术的影响乃是通过对习武 者之技战术思想的影响而对习武者经验心之建构做出贡献。王岗更是提出了

“中国武术乃是东方兵学文化思想的凝结与展现” 的观点。

(六）杂家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 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如此看来， 杂家是在儒、墨、名、法等学派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诞生于新旧学术转换 的过渡时期。有学者研究认为“先秦杂家是在战国中晚期社会历史大一统趋势 和学术融合思潮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并成长起来的，是战国秦汉之际学术融合 的主要代表之一”。《尸子》《尹文子》《管子》《鹤冠子》《吕氏春秋》《尉 缭子》六书属于先秦杂家的著作，其思想深受黄老道家思想影响，具有“兼容 并包”“和而不同”“追求系统性” “向意识形态化发展”“地域性”的特点，所有这些对以后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外，《尚书》中的五行观念，阴阳家对阴阳、五行的发挥，以及医学 思想和养生思想等都对当时以及以后的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理性早启文化早熟” 的特性为中国武术思想的起步辉煌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乔凤杰博士认为兵家思想强化了中华武术的工具理性，而道家、 儒家和后起的佛家思想，为习武者确立了可供选择的价值理性，其复合的理 性是一对异常明显的相互对立的指导理性——诡道与圣道。于志钧先生认为 “《易》的阴阳学说” “老子的‘弱能胜强’ ” “儒家的中庸之道”“兵家的 虚实论” “道家练气” “经络学说” “诸家之动静论”是中国传统拳术的七个 理论支柱。杨向东博士认为“中国古代各家学派对体育的影响（当然包括武术） 各有侧重、思想特征鲜明”，他专门从社会史和思想史两个层面对“儒家以伦 理为中心的体育思想”“道家道法自然的体育思想”“墨家尚力的体育思想”“兵 家攻防技击的体育思想”“阴阳家对立统一的体育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尚武 的社会思潮和体育娱乐性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早熟的军事武术思想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战争的残酷性决定了 军事武术的价值取向是“练为战”，追求技击的实效性、简洁性，习练军事武 术的目的“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 贴骨的勾当”，如果讲究“花法”“徒人前美观”则“是不要性命的呆子”。战争的残酷性、中国兵家思想的早熟还造成军事武术思想的早熟。“天

下之事，难者多矣。至于兵，则难之尤者也。为更好地实现军事武术“练 为战”的目的，统治者除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用于军事武术器械的制造上外， 还高度重视军事武术承担者一将帅和士兵的选拔、军事武术的教育和训练以 及用武谋略的运用等诸多问题，从而发展起了早熟的军事武术思想。

―、军事武术选材思想的萌动

春秋、战国，时势的需要，各国往往采取寓兵于农的策略，闲时耕田、训练， 战时打仗，农具就是兵器，具有朴素的“大国防”意识。《六韬》认为“战攻 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輿者，其营垒蔽櫓也； 働之具其矛戟也；蓑筛簦笠，其甲冑干櫓也；镢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 马所以转输粮也；鸡犬其伺候也；妇人织絍，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 春拨草棘，其战車骑也；夏耨田畴，其战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 冬实仓廪，其坚守也；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长，其将帅也； 里有周垣不得相过，其队分也；……故用兵之具，尽于人事也。” 《商子》 则提出了“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的观点。

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学校教育“文武并重”，教育内容主要为“六艺”教育, 即“礼、乐、射、御、书、数” 。《周礼》对此记载曰：“保氏掌谏王恶， 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五射，四曰五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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