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 “巴蜀武林移民多”——地域武术文化发展中的交汇融合现象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 与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宽和时间上的延展。”作为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子系统,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绵延不绝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充满着不同地 域之间的武术文化交流与共融,而且也是长期以来各地域武术文化交汇、融合的必然结果。

中国地域武术文化发展的这一特征在巴蜀武术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古巴蜀大致包括现 在的四川和重庆地区,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区域。历史上,秦汉大移民和湖广填四川,使巴蜀地 区成为多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型区域。“从古代到明清的移民活动是诸多文化圈的不断碰撞 与融合,从而形成多层的文化层重叠和积淀。尤其是不同时期历史移民所造成的民族地理分 布,对于巴蜀武术的拳种布局、地理分布、技法特点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移民文化的长期 涵化和浸染之下,巴蜀武术的拳种分布也呈出了明显的地域特点——“川西以成都为中心,其 拳种风格接近南方拳种,以灵巧技法为主,代表拳种如火龙拳。川东则以重庆为代表,拳势大 而重,进退奔驰,其风格趋向北方,代表拳种如余家拳。”外来的移民文化与巴蜀本土文化的 水乳交融,犹如一阵清新的风,孕育出巴蜀武术瑰丽奇特而又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同时也突 出地彰显了中国地域武术发展史上一脉相承的文化交融特征。

与巴蜀武术交相辉映的还有吴越、燕赵等地域。早在三国之前,经过秦皇汉武等延续200 多年的大规模移民,吴越地域的居民构成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东吴到南宋,著名的永嘉 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又为吴越带来了三次空前的移民潮流;鸦片战争把吴越的上海推 向了近代中国发展的前沿,从而又为吴越地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外来人才J半随着外来人口和 异域文化的涌人,吴越武术发展自然而然地吸收百家武艺之长并潜移默化地勃发文化融合的 动力。明末倭乱之际,戚继光等带来的中原各家武技在吴越大地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以吴越 为中枢的中外武术交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主要的标志就是强焊的日本刀法的引人和武术 “手搏”之技外传东瀛。“这一时期的吴越武术家充分显现了他们开放和敢于吸纳的精神,从 而为日本刀法引人中国并融入中国武术体系之中做出了筚路蓝缕之功”,同时也对日本“柔术” 的问世产生了关键的作用。位于北方的燕赵地域同样表现出了与巴蜀、吴越武术相似的文化交 融特征。早在战国时期,燕赵大地上就有了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代表的汉民族积极吸取游 牧民族文化优点的先例。此_后,北魏、辽、金、元、清等北方游牧文化对于燕赵主流农耕文化 的冲击都是无比巨大的;明清时期,燕赵地域也曾经多次迁人过大规模的外来移民。通过民 族的大融合,北方民族的刚健之风有力地促进了燕赵地域尚武精神的发展;燕赵武术中一些 著名拳种如八卦掌、形意拳等也无不是融摄多家武艺的产物;即使名声相对稍逊的其他一些 拳种如祁家通背拳等,同样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互渗互融的武术发展特点——祁家通背拳始 传于河北冀梁,经过与江南郄蛮子以枪换拳以及从河南马氏学习刀法等过程,在广泛吸收多 家之长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枪、刀、手为一理的祁家通背拳种,其老祁派展现了燕赵地域的 剽悍民风,少祁派刚中寓柔的特点则又体现了燕赵武术的融会贯通的传统。

(四) “齐鲁重德隆技击”——地域武术文化风格中的社会风尚作用

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域武术的整体风格不可避免地经受着不同历史时 期社会风尚的宏观影响,这一特点在齐鲁等地域的武术发展中得到了展现。齐鲁武术不仅以 擅长技击而闻名,同时也因其处于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故乡而尤其盛行教化和德行之风齐人 隆技击”的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管仲的练兵体制及国民政治教育思想。管仲利用每 年春、秋两季练兵讲武,同时进行“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的强兵爱国思想教育,其后的孙 武、孙膑、司马穰苴等军事家均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本思想放在首位,与“以武止戈”的 武德追求堪称珠联璧合。孔子的“仁学”理念追求与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思想更是影响深 远,其倡导“揖让而升,下而饮”的射礼可谓中国武德文化的经典,“君子无所争,争也君子” 的观念在华夏大地一直深入人心。源远流长的尚武重德传统造就了齐鲁地域数不胜数的侠义 之士,著名的大侠荆轲、曹沫等一向享有武林盛誉,武功高强、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同样脍炙 人口,而追求兼爱、非攻理想的墨家弟子则更是有口皆碑。风尚所至,齐鲁各武术拳种的技法 拳理对于德义思想也均有体现,如著名的华拳就以儒家风范见长——《论语》曰“勇者无惧”, 《华拳谱》讲“善搏者以勇为先”;孔子提倡“文质斌斌,然后君子”,华拳则强调形健质善;儒 家倡导“中庸之道”,追求“知、仁、勇”三德功效;华拳恪守“无过而不及”,以“精、气、神三 华贯一”为行拳要旨。

社会风尚对于吴越、岭南等南方地域的武术文化风格影响则又另具特色。有宋以来,中国 武术的表演性和娱乐性功能一贯在吴越地域有着突出的展示。所以《中国武术史》对此评论道: “偏安南方长江流域的汉族政权多享乐苟安,崇尚声色玩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娱乐性武术 得到了较大的促进。”两宋政权皆以崇文抑武而凋零,其浮华奢侈之风也以一贯之,吴越地域 商业活动本就发达,南宋政府定都临安后骄奢浮靡之习益盛,流俗所至,曾经盛行于中州开封 的瓦舍武术表演也在吴越之地重现高潮。岭南地域在历史上一贯远离中央王朝的政治中心,偏 僻的地理环境也使其成为中原人口逃避兵荒马乱的主要场所。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成分复杂,官 府治安更是鞭长莫及,民众防匪防盗无所依靠,不得已以练拳习武以求自保,而家族之间的械 斗则更助推了当地民气的强悍与武风的浓郁。岭南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历代官宦贬滴流亡之地, 东汉以来流落于此的达官士子不计其数,宋、明亡国之余响也皆以此地为舞台,凡此种种,对于 岭南武术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离乡之苦与亡国之痛的长期熏染,也使得当地忠义节烈之士代 有才出,教门、会党义举风起云涌,词时也与武术发展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岭南武术中著 名的洪拳和蔡李佛拳等就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洪门”有着密切的渊源,而广东南 拳“勇猛剽桿、硬磕硬劈”的刚猛之风,也与岭南的地域文化心理有一定关系。

(五) ‘‘燕赵武艺京师善”——地域武术文化发展中的都市传播效应

早在汉朝之际,历史上就有“四方之法各异,惟京师为善”的武技总结。回顾中国武术历 史,各地域武术文化发展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明显的都市传播效应,位于不同地域的各大 都市几乎皆毫无例外地成为所在地域的武术文化中心。近代以来,以北京和上海、广州等为代 表的都市,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地位,武术传播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就更为突出。

在燕赵武术的发展过程中,该地域所拥有的北京和天津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別 是北京地区,经过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和清代的京师等皇城沿革,一向是武林高 手汇萃、南北流派云集。而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又是中国武术发展的高度成熟和完善 阶段,所以燕赵地域构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中心。在京、津魅力的吸引和感召之 下,从各地而来的不同拳种流派的武术家们纷纷开始了拳学创新的实践和升华。在这里,董海 川开拓出八卦掌名家辈出、弟子盈门的武术盛景;杨禄禅始创了太极拳艺传天下、福造八方的 拳学辉煌;王芗斋创造性地提出了 “拳本无法”的大成拳学;孙禄堂历史性地升华出“三拳合 一”的孙氏太极;郭云深与杨禄禅、董海川惊心动魄的技艺切蹉和惺惺相惜的大家情怀也最终 升华到太极、形意、八卦四海一家的和谐胜境。当今广传五湖四海的太极拳也是由杨禄禅率先 在北京打开了局面,之后,其孙杨澄甫以及众多弟子等又纷纷南下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传艺, 武式太极拳以及孙氏太极拳等也在各大城市得到了积极发展。显然,以北京为引领的上述都 市的文化辐射作用,在地域武术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齐鲁武术文化发展中的都市传播效应同样通过螳螂拳的传播轨迹得到了展现。螳螂拳产 生于清初莱阳一带,强调象形取意,风格以短打为主,重意T螳螂之勇而不拘泥于螳螂之型。 其发展路线是从农村向城市繁衍,先由莱阳、海阳到烟台、青岛市区传播,再向济南、上海、南 京等全国重要城市发展,最后经由这些城市流传到海外事实上,巴蜀武术分别以成都和重庆 为中心形成的川西、川东两大格局以及岭南武术以广州、港澳为中枢等,同样也是地域武术文 化发展中都市传播效应的客观例证

(六)“吴越武风近代先”——文化转型中的地域武术文化发展特点

任何一种文化,“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个性’,它的形成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都是 一定时代的产物”。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地域武术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变迁之中,也不能不体现出本能的抗击与积极的适应,其中,前者以燕赵武术为典型,后者则 以吴越武术为引领。

19世纪末期,兴起于直、鲁两省并最终在京津达到高潮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极大地震撼 了世界,同时也在燕赵武术_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义和团运动的产生,显示了燕赵武术雄厚 的群众基础和广大的运动规模,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和西方天主教肆无忌惮地人侵中国的深 刻历史背景,同时也折射出当时民众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人侵的无奈、敌视和抗争。从地域文化 的角度来说,燕赵大地不仅有着深厚的正统文化渊源,同时也有着浓郁的民间宗教活动等下 层传统文化,因此,以基督教等为代表的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纷争,与经济和 政治上的民教冲突交织在一起,成为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一。在西方现代文化冲 击所驱动的现代转型之际,中国武术文化所具有的精华与糟粕并存、先进与落后共生的传统 特征,在此一览无余。从1898年10月3日梅花拳第五代传人、直隶威县人赵三多领导的反洋教 起义到1902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在这四年时间里,面对装备着新式武器的帝国主义列强和清 朝反动军队,成千上万名以传统武术拳械为武器的中华儿女献出了英勇不屈的宝贵生命。以燕

赵地域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武术在封建社会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实战实践,伴随着历 史前行的车轮,中国武术的传统技击功能在近、现代武器的科技威力面前不可避免地显示出 了巨大的反差,同时也启示着有识之士对于武术文化时代转型的忧虑与思索。

吴越是近代中华文化转型的先行地区,受上海的中国近代文化前沿地位与民国时期南京 的特殊影响,使得吴越武术应时而动,成为中国地域武术文化近代转型的先行者。分别成立于 上海与南京的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作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民间武术组织和政府武术机 构,在推动近代武术的普及和发展方面都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在当时排斥西方文化的整体 氛围中,精武体育在传统武术实践的基础上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本着“以体育居先,体育 复以武术为主,参以时代各种运动”的精神开展了各项西方体育项目,并且引进了西方先进科 技传播中国武术,因此,“成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型社会团体代表”和“近代史上融合中西体 育精神的领头羊”。成立于1913年的“精武体育会摄学部”,是中国-一个民间摄影组织,其推 广武术教学的系列摄影图片于1916年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学生杂志》专栏连载,随后拍 摄的《谭腿》《达摩剑》等三个单行本及《谭腿十二路》挂图,也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精 武体育会运用现代摄影技术定图成书,一举突破了武术著述旧、图简略以至仍以口传面授为主 的学习形式,跳出了长期以来武术“因我而传,无一定轨”的传统局面,堪称中国武术近代发展 史上的一大创举。中央国术馆于1928年和1933年举办的两届国术国考,结合了中国传统武科考 试和西方竞技体育竞赛模式,对于武术现代化竞赛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在1936年德国柏林 第十一届奥运会上,中央国术馆组织的武术代表团向各国观众和运动员三万余人表演了中国武 术拳械套路,技惊四座,在奥运舞台上为中国武术和中华体育贏得了空前的世界荣誉。此外, 民国初年就已成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同时也是武术书籍的重要出版地。据谢建平统计,这 一时期在上海成立的主要武术组织就多达45个,作为武术传播最为成功的太极拳书籍出版的 分布地区计有上海、南京、苏州、长沙等8省10市,而上海则占领了半壁江山。吴越地域出版的 大量武术书籍,推动了近代武术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为改变武术界“知之者不能言,能言者不 及知”的传统积弊以及促进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等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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