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元明清武术撷英

宋朝是中国民间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军事武术在农村的空前普及和城镇 套子武术的迅速发展等几个方面，在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农民聚众习武及私人 授受武术的现象较前范围广、规模大、人数多，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经济进程的显著变化，市民 阶层的壮大，使健身娱乐为主的套子武术首先在城镇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些发展 变化为宋朝之后民间武术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²宋朝是公认的武术体系已基本形成时期。在 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军旅武艺在宋朝时已经有了明显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军事训 练的程式化，使兵器技艺进一步规范化。在军队训练方面，宋代使用了统一的训练操典——教 法格，宋仁宗、宋神宗两次变法期间，多次颁布教法格，设置专职“教头”进行传习。庆历四年 (1044年），曾“遣官以陕西阵法分教河北军士”，即中央派出教官推行教法格。王安石的《将兵 法》更把它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由中央派出武艺高强者到各路军中充任教头，从而使军士 武艺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并较好地促进了军中武风的兴盛。为了满足对教头的需要，宋朝还采 取短期培训或轮流集训的办法训练基层教头。“宋代的教头只有训练的责任，而无统领军队的 权力，因而可以把精力用在研习武艺方面，从而推动了武艺的发展。” ¹为了对抗北方游牧民族 的侵扰，宋朝的武术在民间也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以民间结社的武艺组织蓬勃兴起。据苏轼调 査，当时仅“定保两州，安肃、广信、顺安三军边面七县一寨内管自相团结弓箭社588社、651伙、 共31 411人”。当时弓箭社遍布河北北部广大地区，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是罕见的。除弓箭社外， 北宋末至南宋初，河北、山西等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范围接壤地区诸省各地乡村居民还组织了 寓兵于农的抗金武艺组织“忠义巡社”。在农村还有以“社”“堡”“山寨”形式出现的武艺结社组 织，如“禳子社” “霸王社”等。这些组织纷纷“自相纠率，保守乡井”，或“各据山寨，聚屯自保”， 其共同点，即武艺具有较强的军事训练性质，突出了实用性，以弓、驽、刀、枪等为当时结社组织 的主要装备和训练内容。⁴&史料看，上述组织的武艺活动，有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所备兵器甲 宵皆实战所需之物，训练及临阵皆为弓弩、刀、枪等军事武艺，至于“花刀、花枪、套棍、滚叉之 类，通常认为无济于实用的“套子武艺”在这些武艺组织的活动之中则很少见到，这正反映了当 时广大农村的习武特点。另一方面，随着宋朝经济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在宋代都市中，“瓦舍” 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大型的瓦子可容数千人。一些以专门从事武术为业的艺人在瓦舍中表 演“射弓”“使棒” “舞剑”“舞研刀” “舞蛮牌”等，这些表演精彩无比，惊人、奇妙、刺激，成为

区别于其他朝代的一个醒目武术标志。宋代瓦舍的兴起，为体育表演和体育观赏活动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表演场所和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标志着我国古代休闲体育娱乐性活动迈进了一个新的 里程，不仅促进了民间武术组织的发展，还对我国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¹

中国是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在武术史上，许多兄弟民族的富于特色的武艺技能，曾对武术 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古代，曾经建立过国家政权的辽、金、西夏及元代，对 武术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元代在中国武术史上留下了特别的印记。一方面，由 于害怕危及自身统治，元代统治者明确禁止民间习武活动。另一方面，元代统治者虽然禁武， 但是却又并不反对以杂剧等戏剧形式展示武术的另类传播形式，因此也导致元代武术特殊的 发展形式，同时又促进了以套路为表现特征的套子武艺的兴盛和发展，从而为明清武术的成熟 和繁荣积累了力量。徒手的拳击搏斗与角抵，是辽、金、西夏及元等几个朝代的流行武艺项目， 而金、元时期的“角抵”中，有时还夹杂着拳击之术。元代初期便有职业摔跤手，摔跤比赛时着 装，跤手赤裸上身，管理摔跤手的机构叫“勇校署”，跤手的人数-少在百人之上，据记载元英 宗一次便“赐角抵百二十人，钞各千贯”。²元代诗人胡祗曾有《相扑二首》描写元大都角抵表演 赛，诗云：“满前丝竹厌繁浓，勾引耽耽角抵雄；毒手老拳毋借让，助欢鼓勇兴无穷。臂缠红锦 绣裆襦，虎搏龙拿战两夫；自古都人元尚气，摩肩累迹隘康衢。”诗中描写了元大都人们踊跃观 看角抵的盛况。从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角抵 中，还有着拳击、擒拿的动作，不完全是摔跤之 技。徒手拳击之术，在元代则被称为“白打”，被 纳人了 “十八般武艺”之中。元代流行的戏曲唱 本《敬德不服老》中就有“凭一十八般武艺，定 六十四处征尘”，“他十八般武艺都学就，六韬 书看的来滑熟”等唱词^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记，“十八般武艺”的前十七种都是兵器武艺，第十八为“白打”。“白打”“即手搏之戏”，俗谓 之“打拳”。³可见，在元代早已将拳击之术列为 十八般武艺之一，表明当时的拳术已发展到较高 的水平。

明朝由于北方蒙古骑兵和东南沿海倭寇的威胁，所以在重视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时常向天 下募集武勇人才，如土木之变后，‘“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行教京师，试其技艺，十八般皆 能，无人可与为敌，遂应首一选”。显然当时的民间武术家多有应募者。又“俊乱，少林僧应募者 四十余人，战亦多胜”。为了战胜倭寇，“总兵戚继光以金华义乌俗称剽桿，请召募三千，教以击 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一军特精”。如此等等的高手征召与募兵训练，不仅促使了具有地方特

点的武术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而且对改变明军的腐败军风也起了一定作用。明代一些重要的有 关武术论述的著作，大都出自嘉靖年间以及嘉靖后期，这种现象也不是偶然的，除一些社会原 因外，它与嘉靖间的御倭战争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是他多年在浙江沿 海抗击侨寇的经验总结，也是训练戚家军的教本，其中不仅收录了俞大猷的《剑经》，而且详述

了三十二势拳法和各种武术器械的使用方法，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这个时期所出现的俞大猷 棍法、辛酉刀法、藤牌刀技术以及整理后的杨家枪法等皆为后世所推崇，是珍贵的武术典籍。 另外，明代农民起义在推动明代武术发展中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吴晗《明史简述》记载，明

代“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分布地区之广，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 和明朝相比”。农民起义本身就是最广泛的人民习武运动，明代农民起义军在广泛组织和武装 群众，并通过训练来提高农民军武艺水平方面是较为有效的。起义军在转战南北的过程中，促 进了当时已经形成的各种地方武术流派的交流和提高。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明代武术在沿袭前 朝的基础上出现了较大的飞跃。第二，明代武术技术和理论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的分析。到了 明代，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尚武之风的兴盛，中衰的剑道又重新复兴起来，如茅元仪搜寻了 明以前外传人朝鲜的中国古佚剑法。他和唐顺之还搜寻了不少断简残篇的古剑诀，并把这些珍 贵的资料全部载人了《武编》和《武备志》。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精湛的剑法，其中有名的如李良 钦荆楚长剑法等。¹值得强调的是，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日本刀法也随着抗倭 战争而渐渐传人中国。日本刀法深受中国刀剑技艺的影响，在汲取中国武术许 多特点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朴实多变、奇诈诡秘的作战风格，加上 刀的制作精良，因而使当时武备积弛的中国军队难以应付，以致有人惊呼“倭寇 刀法天下无敌”。致于实用的日本刀法引起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认 真总结、研究日本刀法的特点，并与中国刀法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刀法的发展。

抗倭名将戚继光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嘉靖辛酉年，戚继光在浙江对倭作 战中获得一本日本刀法的“倭夷原本”并“从而演之”，这就是著名的“辛酉刀 法”。通过在军队内推行日本刀法，使更多的人接触并习练这一来自异国的武 技，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在明亡后，日本刀法在清军中虽不再使用，但在民间 仍然有一些习练者，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逐渐与中国的武技融为一体。日本刀法 的传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武技的内容，也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佐证。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 +封建王朝，一共经历了268年的时间，前后跨越古代和近代两个时 代，这个因素决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别于以往其他任何朝代的历史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对于以往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集了大成。³无独有偶,,中国武术在清代也可以说达到了历 史发展的一个顶峰。中国武术的拳种流派大多数是在清代形成体系，据中国武术1983—1986年 挖掘整理的相关材料，在清代武坛上“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逾百 个，当时流行的拳术有少林拳、通臂拳、大红拳、小红拳等二十几种；刀术则有大刀、单刀、少林

双刀、连环刀等十几种；还有空手进刀、单刀进枪、双拐进三节棍等对练技艺。武术套路日臻完 备，并且出现了以传统哲学名词命名，并以哲理阐发拳理的拳术和拳派。清晚期，以太极学说立 论的太极拳、以八卦学说立论的八卦掌、以五行学说立论的形意拳相继崛起，经典哲学理念的 融人，一方面为传统武术的文化层面增添了新的内容，积极地延展了武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提升了武术的文化品位并最终奠定了中国武术经典形象的学理基础，也使 清代成为历代武术很难超越的典范。清代武术发展的成果还体现在包括程真如《峨嵋枪法》、 卫宗岳《太极拳论》、黄百家《内家拳法》、苌乃周《苌氏武技书》、李亦畲《太极拳谱》等大量 的武术专著问世，相关的拳械图谱、口诀、技理、功法阐述等，使武术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其 中，雍、乾时期的著名拳家苌乃周提出了以“中气论”为核心，强调“内外合一”“形气合一”的 武术整体观理论；清初吴殳著《手臂录》，视兵械为手臂的延长，强调身体与兵械应融为一体， 完善了 “身械合一”的理论。它们与明代的《纪效新书》等一些武术论著共同构成了中国武术理 论体系的经典内容。由于时代综合因素作用，清代武术呈现出以“八旗”为主的军旅武艺和民 间武术相互交错、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北方游牧民族的尚武特点使得清军一直重视武艺训 练，清代“禁教不禁拳”的政策同时乂使得民间武术踊跃发展，在实践中二者经常相互吸收和 借鉴，共同促进了武术的繁荣发展。各民间拳派的成名人物经常到军中授艺，这种现象在以北 京为中心的北方尤其盛行。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武技与气功的进一步交融，是清代武术另 外一个重要发展特征。清代武术家广泛吸取气功功理和锻炼手段，促进了武术与气功的交融。

“练武与练气交融，丰富了武术的锻炼方法，提高了武术锻炼效果，拓广了武术的锻炼价值。 清代武术与气功的交融，促进了武术气功体系的完善，也促进了武术在健身、修身领域的普及和 发展。”

(五）近代以降的武术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在以科技 为先导的西洋文明的冲击下被迫拉开了转型的 历史帷幕，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强劲步伐，古老 的中国武术同样演绎出了一首艰难曲折的转型 乐章。近代以降的武术发展过程中，一些突出 的历史事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是义 和团运动和武举制废除，接着是军国民运动背 景下的“中华新武术”改良，同时期的精武体育 会、北平体育研究社、中华武士会、中央国术馆 等则与著名的“土洋体育之争” 一起成为近代 武术的永恒遗产；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武术表 演竞赛大会、80年代赋术“挖觀理运动，，图^2-5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天津习武情况

以及围绕“打、练”关系的发展讨论等都在新中国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竞技武术的发展、太极拳运动的兴盛、沧州及各地武术节的出现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武术比赛等则成为当代武术运 动的显著标记。这些事件构成了武术各时期的醒目标志，联结出一幅斑斓的世纪武术图谱。

1900年前后主要兴起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大地的义和团运动在近代中国武术发展中 有着重要地位。在国难当头、皇室权贵争相逃避退缩之时，数十万计以传统武术拳械奋勇抗争 的中华儿女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刚健有为的传统品质虽然，为了激励人们勇于和强大 的帝、官、封势力作斗争，义和团民们的习拳练武往往伴随有诸如“画符念咒”“刀枪不人”等一 些神秘主义的活动形式，给武术蒙上了一种封建迷信色彩，从而造成了武术发展中的某些负面 影响，义和团民众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某些方面也不可否认地显示出了封建社会小农经济落后 和愚昧的一面，但是这些微观方面的非主流因素都无法掩盖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进步意义 及其对于中国武术的巨大推动力量和深远影响作用。

1900—1949年，是中华民族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以该时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为研究主线，从1901年武举制被废除、1902年军国民运动到“中华新武术”的革新尝试，从影 响深远的“土洋体育之争”到精武体育会、中央国术馆等体育组织的积极探索，系列重大事件由 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平铺与开展，不仅折射出民族自强背景下的武术发展特点、尚武精神的时 代价值，以及武术体育化转轨的时代诉求等，而且清晰地呈现了这一重要历史中民族文化所处 的典型宏观背景以及武术文化对于这一B寸代语境的应激与回应。1949年10月1日，随着一代伟人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开始进人了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武术，也毫不例外地开始了一种新的发展状态^总 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主要开始承载着增强人民体质的 使命，逐渐向着一种体育形式的改造与规范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遍了中华大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稳步推进₃在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改革 开放大潮的激荡之下，武术也开始逐渐融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节拍，不仅武术经济和武 术产业化成为日益明显的热点，而且竞技武术比赛以及武术社会化的发展也渐趋体现市场经济 的影响，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武术发展中共同烘托出一种武术市场经济的宏观场境。 伴随着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以及2012年度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华民族稳步和平崛起的战略特点不仅为中国武术创造了全新的时代大环 境，而且也使得当代武术文化逐步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古老的中国武术，承载着悠久的 历史传统，正处于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全新战略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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