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徽州民俗活动中的耍叉，徽州传承人记载道：耍叉分拨叉和筛叉，每项各有套路，具体为：拨叉是基本功，即双手各执一根拨棍，拨时翻滚、飞旋、抛接，不使叉落地，又配以扭腰、独立、腾挪等各种身法、步法，使叉的飞旋、跳跃显得变化多端，令人目不暇接；筛叉要求表演者双手各捏一圆箍，不停地旋动，如转筛筛米，将叉垂直投入箍中，以箍的旋动惯力带动叉在箍中飞旋而不落地。其具体套路动作有：双拨、左手单拨、右手单拨、叉翻躬斗、双手拨叉、连跌三跤、金鸡独立、抛叉、单手放高叉、双手放高叉（皆以棍拨叉升高空，表演者翻 身三百六十度以棍接）。

从当代徽州传承人的记述看，在徽州民俗活动的行进表演中，耍叉与流星配置序列为：五个甩流星的在前，六个耍叉的在中间，一具挑老郎担的紧紧跟随，后面又是五个甩流星的压阵。挑老郎担者武士打扮。由此可见筛叉、使叉、流星这些表演技艺均需要有一定武艺素养，这是明清徽州杂艺与武术的关联所在。

打地棒棒，具体为何，不易明了。但是从其他地方民俗活动中， 可以推知当是用木制形具相互对打，对打中亦讲究技法。这已具有武术器械中对练的意味了。

旋碗投鞭近似于高超杂技，关键是使鞭技艺。按照周纬《中国兵器史》所云：“软鞭系极猛烈之暗器，中人轻亦重伤，且不易抵御。鞭用钢铁或熟铜打成，分为若干节，每节长约四寸，其两端均用铁环，环与环互相衔接扣住，节节相连；其末端一节为鞭头，形与镖似，亦尖锐锋利，所以刺人也。止端一节为鞭把，以握手，后面尚亦有一环，以贯千金套腕。鞭以九节居多，亦有十三节者，则每节较短，其形式有作方柱形者名为四棱鞭，作圆柱形者名为竹节鞭，尚有三棱六角等式 样，用法均同。用时抽开鞭头，套索于腕，猛力一抽，鞭即挺直，可以向的取人矣。”徽州武艺人将使鞭技艺运用到杂技中，呈现出精彩、刺激的演艺场面。

而上述中的打戏拳、舞刀弄棍更是直接反映徽州武艺人的武术水平。因此从中可以看出，明清徽州武术的功能在扩大，武术朝着艺术化的方向发展。同样，在这部文书中，欧阳起瑛还记述了他看戏的情况：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十六日，欧阳起瑛前往婺源冲田看目连戏，晚上借住于亲戚家，而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五月份，欧阳起瑛前往婺源多地看戏，不同的地方戏班演出的剧目也不同。如：初四日，雪龙班由港头到舍演平安戏，二兴会做头本，演《大 金镯》。初五日，永元会演通宵，上半夜《破庆阳》，下半夜《庆阳》。初六日，福缘会演《南游带》。初七日，一兴会演《碧桃花》。初八日，义兴会演《辰州会》。初九日，雪龙班在舍，另演一本《返韶关》。初十日，演禁戏，演《对金钱》。十一日，演《百花台》。

从欧阳起瑛看戏可知，婺源地方演戏之风盛行,戏班众多，其所 演剧目大都为武戏，由此看出戏班中当有不少武生演员，其应具有一定的武艺素养；另外，徽人对武戏的喜好，也反映了徽人精神世界中的尚武文化因子。

而从口述史的角度，我们从现当代徽剧演艺大家章其祥的口述中，可以反观明清徽州演戏中对具有武艺本领艺人的诉求在刘伯山主编的《重寻徽州一转型期徽州乡村的民间记忆与民间书写》一著中，有一篇《我与章其祥的交往——20世纪90年代徽剧外史》，该文讲述一位擅长演关公戏的当代徽剧大家章其祥，学艺习武,练就武戏中的武功等情况。

明清徽州武术与徽州戏曲，一方面徽州武术成为徽州戏曲、民俗的展演内容；另一方面徽州戏曲演员角色、演艺技能训练又促进了徽州武术的发展。因此徽州戏曲与徽州武术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 实现了共同发展。

第三节武术与徽州文学

明清徽州武术是中国地域武术发展史上一支重要流派，它表现 为产生一批武术著作，涌现众多武林人物，有系统的武术理论，高超的武林功夫，繁荣的武术教育，悠久的尚武传统。业界在研究徽州武术时，大多从武术思想、武术技法、武术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也有从徽州武术与徽商的关系的角度阐释徽州武术的社会功能。明清徽州 武术是在一个宗族治理相对完善、尚武文化社会思潮兴盛、商业经济繁荣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与明清徽州社会有着密切关联。兴盛的徽州武术，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成为徽州武艺、 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明清徽州武术，对进一步阐释徽州尚武文化、武艺水平、武术功能，很有必要。

明清文学作品中对徽州武林人物的记载，或者是对在徽州发生的武事活动的记述，反映了明清徽州习武练武人士的武术水平和相关经历，这是研究明清徽州武术人物、武艺、武事、尚武文化重要的史料来源，因此有必要将所见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徽州武林人物与武事活动，进行归类研究，呈现明清徽州武术史上的生动故事。明清文学作品通过人物传记、诗歌、文言小说等形式，记载了徽州武林人物的生动事迹。

人物传记这类作品，在记述徽州武林人物时，内容详实，人物事迹典型，人物形象丰满。如被辑入张潮《虞初新志》中：由明末清初杭州人徐士俊所撰的《汪十四传》，将汪十四传奇的一生，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所辑录的《大铁椎传》《名捕传》《雷州盗记》《剑侠传》等均反映了武林高手的武艺事迹。在胡怀琛所辑的《虞初近志》 中辑录了何曰愈所撰的《甘疯子传》，甘疯子即清代乾隆年间的被称为江南八大侠之一的南京人甘凤池（亦有说其是徽州人，占籍江宁）。 该传记载了甘凤池人生中的三件行侠仗义的事情。其中有一件是记述其在游黄山山中发生的助女除贼的侠义之举。被称为明代二司马之一的徽州歙县人汪道昆，在其《太函集》中也记述一位武人许本善。 这篇传记所述内容涉及许本善一生，其中关于其少年时期的撰述，可 以看出其是位武艺高超的人。明代中期休宁人吴子玉在其《大郭山 人集》记述了乡人叶伯子的武艺及其事迹。这篇人物传记不仅记述了叶伯子习练剑术、懂得兵法，而且也反映了其乡里有不少贾勇之人，拥有一定的武艺本领，从而可以抵御倭寇侵略，并获取胜利。

文言小说在武术研究界，提到程宗猷习武御敌，保全父亲商业财产时，征引的资料或来自于清初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或来自于清徐卓所辑的《休宁碎事》。而两者在引用时均注明了这则资料来源于 《怀秋集》《怀秋集》到底是一部什么作品，其编著者是谁，难以考订，但是从《怀秋集》所记述的程宗猷习武护财的事迹看，近似于文言小说集，这则记载反映了程宗猷习武经过、习武可以保护财产。 从武术的社会功能角度看，这则记载是武术在明清徽商发展中起到保驾护航作用的典型例证。

明代徽州文学家潘之恒在文言小说集《亘史》中有“女侠”“豪 侠”“游侠”篇。全书送录或创作的各种侠者的作品占七卷，计42篇之多。最有代表性的是《刘东山遇侠事》。清人包世臣在《包世臣全集》卷六《艺舟双辑》中对歙县人潘佩言的枪法理论进行了辑录，并做了评价。包世臣记述了潘佩言关于使枪方法、功用以及注意事项。 清末桐城人许奉恩，曾仿《聊斋志异》作《里乘》十卷。其中《剑侠》一 篇通过韦氏所述，记述了甘凤池与恶僧在黄山山巅格斗一事，内容与上文所引《甘疯子传》相近。

诗歌作品清乾隆年歙县人吴展晋的剑术水平，是明清徽州武 林人物中的佼佼者，《清朝野史大观》《清稗类钞》及民国人许承尧的 《歙事闲谭》均有记载。特别是许承尧，通过采访故老，获得了有关吴宸晋与一剑女比剑的史实，另外通过《西青散记》以及《郑松莲诗集》 的记载与歌咏，断定吴展晋与剑女比剑一事，不仅真实，而且说明了在楚地还有一位剑术高超的剑女，与他是同门师妹。吴展晋里人吴博山还将比剑事绘成《剑合图》，并作《剑合图引送吴二展晋之楚》记其事。同样歙县人许国，曾在自己的宰相府中，观看来自家乡人王寅的舞剑活动，并欣赏了他的舞剑艺术。同时还写了一首题为《剑歌为王仲房留行》的诗歌。王寅早年师从少林扁囤，所学为少林拳术与兵仗。其诗文集《十岳山人诗集》中有数十首是关于刀剑及武艺人土的。：记述徽州武术人物的武艺与武德汪道昆《太函集》中记述武人许本善：“仲即毅，字本善，生而丰下，魁然丈夫，少以技击豪，即壮硕，益轻捷，挺一剑作盘旋舞，睨者莫得其瑕，马上横槊，绝尘而奔，挽五石弓，无不中。仲负不羁，且格猛噬。尝被酒卧岭北，虎以食犬后至，枕其胫而觉之。起而熟视日：彼无愦心，乘卧杀之不武。遂舍之去，人以为神口比人少年场，则比竹投壶，讴歌蹴鞠，无不中节。” 这段传记内容，指出了许本善擅长多种武艺：技击、剑术、弓术等。还指出其是位勇武之土，多才多艺。从“杀之不武”看出其武德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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