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万历十四年(1586),此时许国已经六十岁。王寅接诗后,又献技一番。显然这是文人舞剑,带有明显的艺术观赏性。而能够得到当时朝中次辅许国的称赏,其剑艺当有一定水平。这位习武文人,在其诗歌作品中,记述了武艺人的身边之利器(如宝刀、宝剑)和其技艺。这类作品有《赠汪大元蠡》《丈八矛赠樊大》《双匕首》 《赠方生子瞻双剑》《宝刀篇赠汪仲乐北游》《谢方景武双吴钩》《买刀篇》《匣中剑赠毕汝光》《夜梦宝刀行》等。兹举三诗:袖间短剑磨秋水,雕匣缠龙八宝装。五花更学蛇矛术,纵横 掌上飘风疾。——《赠汪大元蠡》
赤睛紫面卷髯黑,叹举千钧盛膂力。江北江南只独行,貂裘来自天雄国。万人围赌戏登场,尔矛巍巍丈八长。矛头风生火旋热,叱咤纵横电光掣。气欲推山山可颓,势欲挽日日可回。荷矛上马何太易,不异置身在平地。纵辔桃花贴草飞,直追巧中苍鹰坠。年今半百鬓未丝,相逢稀见敢相持。始知神艺人间少,暗里调矛每自嗤。斯矛之法尔谁受,乃出杨家令公后。——《丈八矛赠樊大》
予家西番刀,侠士结交留。千金缠锦囊,终岁藏床头。夜来醉酒梦远游,拔刀三尺雪花浮。砍地地裂上射血,刀忽解语向予说。汝既失路哪能荡风尘,又无誓死可报之仇人。常恨眼前不平事,拂拭叱咤徒伤神。——《夜梦宝刀行》
第一首记述了一位身佩短剑,擅长枪术的武艺高超之人汪元蠡。 第二首则生动地记述了枪艺娴熟之人樊大,登场演出,枪艺非凡,无人能比。第三首则是记述自己由家中的宝刀而产生的人生感叹。早年习武的经历,以及少年任侠的天性,使得王寅在人生游历中,关注武艺人,推崇武艺人。同时也表现出对武术器械的钟爱。
在明代后期,歙县另一位知名文学家程嘉燧,在其人生经历中, 也有一段习武经历。钱谦益在《程嘉燧传》中有云:“程嘉燧,字孟阳,歙县人,侨居嘉定。少学制科不成,去学击剑,又不成,乃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三十而诗大就。”也就是说这位被称为新安二布衣之一的文学家(另一位为吴非熊),早年有段习练剑术经历。
汪宗沂,字仲尹,晚清歙县人,被称为是“江南大儒”。虽为文儒,汪宗沂却喜好武术,除练习拳术外,在剑术上造诣也很深。曾搜集整理前人关于剑术的招势,汇辑成《韬庐剑谱》。“韬庐”是他居室的别号。黄宾虹在《汪宗沂传》中就提到其晚年武艺不凡:“及年七十余,须发未白,颜如渥丹,尚能日行百里,身任数十斤之金物,勇壮过于少年。又自号天都老少年。凡遇少年之文弱者,莫不以强身相规,以此为人立身之本与救国之本。”也就是说,汪宗沂不但自己习练武术,还积极倡导身边的人加强强身训练。《皖志列传》说他晚年在家时,常佩剑出游,还随时舞上几圈,遇到一些乡下节俗,还面饰粉墨,手握短剑,舞于街衢之间。
汪宗沂兵学著述颇为丰富,有《武侯八阵兵法辑略》一卷、《卫公兵法》三卷等。清末浙西人袁昶在《汪氏兵学三书序》中说:“汪先生仲尹,吁衡时变,采辑群书,既撰述《逸军礼》三篇以原朔,又取太公望、葛侯、李药师三家之佚文而搜补讨论之,以为《兵学三书》据汪宗沂曾孙女在《汪宗沂和他的著录》中介绍,他的遗著共四十六种,梓以行世的只有十六种,其所辑录的《韬庐剑谱》尚未刊梓。因此我们只能从其他相关史料中略知其习武练剑的情况,他曾撰有《韬庐二剑歌》,记述了一剑得之于山东太守家,一剑得之于黄山某处。但是二剑在颜色上澄净如白练,十分锋利从其光熊熊逼流虹,其气激激涵晴空的描写可知,这是两把好剑。
黄宾虹曾于光绪十二年( 1886)拜汪宗沂为师,从其学习古文,同时还跟随其习练剑术。一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黄宾虹仍然问学于汪宗沂。黄宾虹后来曾与清末科武举人洪佩泉、科武秀才汪佐臣聚众于岳营滩,习武练兵,以图在清末大举。我们知道黄氏家族习武之风源远流长,而且技艺高超,黄宾虹能够较长时间跟随汪宗沂习拳术与剑术,表明了汪宗沂在此技艺上的造诣。
另外我们从袁昶《答汪仲尹山长书》中,可知汪仲尹对兵学源流是精微朗畅。同时提到二人关于习武的重要性的论述:“古人二十以前无不习武事者,故儒者多强壮,不怯弱。”还提到伴乐而舞,即舞武中音乐的重要性。
在明清徽州习武的文人中,一位徽州围棋界的高手汪幼清,不仅棋艺出众,列为明清徽派围棋的大家,同时也是一位武艺高手清初诗文家钱谦益在为汪幼清所撰的《棋谱新局》所作的序文中说:“幼清节侠奇士,从余于行营万马之中,单骑短棒,冲锋突刃,以捍余于濒死。秋高口紧,合围大腊,腾上胡儿马,夺其劲弓,弦响霹雳,箭如牛鸥,连贯雉兔,掷草地不复顾。控弦鸣铜者,咸为咋指”从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十五,四年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的记载看,至少说明汪幼清在战阵之中的马战功夫和射箭技艺高深。 汪幼清既是棋士,也是骑士。汪幼清把对弈场上的行棋搏杀之风运用到武斗之中,其在射猎中拉弓劲射,更是技艺精湛,技惊四座。因此说汪幼清不虚“奇士”之名。
第二节武举人物
据李琳琦研究,明清徽州所辖六县有武进士167人(明代56人, 清代111人),其中明代歙县武进士21人,休宁17人;清代歙县武进 士66人,休宁24人。也就说明清两代歙县、休宁武进士人数占有绝对优势。上述数据不包括武举人以及武庠生,可以推测明清徽州武举人与武庠生人数远远超过武进士人数。为便于研究,将武状元、武进士、武举人、武庠生合论为武举人物。
《明史·选举志·科举》有云:“穆神二宗时,议者尝言武科当以技勇为重。万历之末,科臣又请特设将材武科,初场试马步箭及枪、刀、 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也雷、火药、战车等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知者言之。……崇祯十四年,谕各部臣特开设奇谋异勇科。”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及考试内容,推动着民间武术爱好者或者忠于功名者积极参加武举考试,并且通过对诸多武术器械、 武术拳术的习练,掌握武术技能,增加在科考中取胜的概率。据李琳琦 统计,明清两朝徽州地区有167位武进士,大量武进士的产生,营造了 徽州地区习武练武的氛围,推动了武术技艺水平的提高。
另外,明史选举制还有记述:“崇祯十年,令天下府州县学,皆设武 生学员.提学官一体考取。”这条规定,使得府县学一时增加了大量的武 生学员,徽州地区也不例外。《橙阳散志》卷二《选举》“武庠”目下就记载了歙县江村的21位武学生员。这仅是一个村的武学生员数,推而广之,可见当时歙县的武学生员人口是众多的。有了大量的习武练武人,其武术的普及程度以及技术水平,是相当广泛和极其高超的。
纵观明清两朝徽州府县志,在记述武林人物时,或列入科举志中专记那些考中武举的进土和状元,或列入人物志中专记那些有武术才能、武术谋略,或者以武保卫家乡、立下功劳的各类人士。在方志中具体体现为“武举”“武略”“材武”。从另一个角度说,能够进入府县志的记载,这本身就是对其武术技艺、因武立功的肯定,也影响着徽州民间对习武的追求。
兹从明清徽州方志中条列徽籍武举人物进行阐述(所选人物以歙县、休宁为主),以明徽州武举人物的事迹及武艺情况。
清代休宁赵氏家族,一门两武进土。据赵吉士《先考介番府君行 述》记载,赵氏家族中,共有两位武进士,赵吉土三弟赵靖土、赵吉土侄赵道致;另有武举人赵吉士侄赵道敷,武庠生赵吉士四弟赵俊土、侄赵道敬。可谓是清代徽州武举世家。赵靖土任杭州前卫,掌印守备。在赵氏家族中,赵吉土虽为文官,但其军事谋略不浅。其门人江斗所作的《万青阁全集序》中,就指出了赵吉土在山西交城县令任上,讲武、利器械、习弓马,采取六种方式治贼。并且自己也亲率家兵剿贼,从而除去交城贼患。而我们从其作文方法中所作的譬喻看,赵吉士也是一位精晓武艺之人,“及力量不济,即便虚掩一刀,抽身而走,倒在无敌处,支手舞脚,抢刀弄剑,其有不大败者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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