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良，陆玉华点校：《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6,辽宁民族出板社1988年版，第311页

《旧唐书》卷199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8页

《新唐书》卷219,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78页、

同上。

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时序的考量，在清代崇尚弓箭这个问题上，我们极容易得出看似无可置疑的结论：清统治者在更加先进的科技武器面前选择了早已被汉族所逐渐淘汰的弓箭，甚至妄想与先进的火器一较高下，这种行为当然是历史的倒退， 这种愚昧的恶果，已在近现代史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屈辱，清政府难辞其咎。但是将这种落后的原因过于简单化，对我们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在批判中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显然是不利的。

事实上，在“射”字的统辖之下，人们往往注意到以满族为代表的渔猎、游牧民族和汉族的射史在时间上的演进，却忽略了 “射”本身所包含的技术与器械差别。在汉语语境中，“射”包含了步射与骑射、弓射与弩射等内容。问题也正因此 而产生。满族的射史所张扬马步箭，其实是以弓箭为主要器械，以骑射为主的射箭技艺；而汉族的射史则是以弓弩为主要器械，以步射为主的技艺。赵武灵王“胡服 骑射”的事例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明。可以说，满汉射史间存在着比表象看起来要大 得多的差别。

（二）步射、车射与骑射的差异

步射与骑射差别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骑兵比步兵在速度与机动性上占尽先机，野战争锋，汉军多有不利。这也是最容易看到的区别。

其次，在具体技术和器械层面，步、骑差别也很大。由于是在移动中发矢，所 以会加大箭离弦时的初速度，射出的箭也更有力；而且，好的射手可以借助马力拉开更大力量的弓。这种技术上的区别，不经过实践，是很难体会的。关于这一点， 精于弓马的乾隆皇帝曾经进行过解释。

乾隆二十七年（1762 ）,也就是乾隆帝五十二岁的时候，在一次围猎活动中， 大学士尹继善随围，乾隆命其射一疲卧之鹿，尹继善第三箭方射中鹿身，但未中要 害，且力度欠缺，鹿起身而去，乾隆引以为乐，作诗戏之：

久置驰生耳后风，偶然兰阪骤云驶、。虽抛射鹄五年阅，原屡中腹片刻中。只以贱良众属目，笑称马步一张弓。随围 老翰催成什，橘谏相如同不同。①

此时，乾隆皇帝因臂病困扰而影 响步射，为此一直懊恼不已，曾屡次 作诗抒发感慨，但是在这些诗中他也常常自豪地提及自己骑射时仍能操控自如，十中八九,命中如常。尹继善 在打猎活动中看到乾隆屡发屡中，甚 为惊异，乾隆为此调侃尹继善不晓骑射技艺，并进一步解释道：

绿营不娴驰骋，马弓之力率减于步弓，遂有以马步一张弓夸于众者若我满洲则马射更为得力，故其弓较步弓尤强，尹继善久莅外任，习闻绿营语，因戏及之。②

不善骑射之人，因不能与马配合，因而马上用弓力量一般小于步弓，能做到“马步一张弓”者已属不易。乾隆以自身的例子，说明骑射之时，可以拉开更强的弓，因而对“马步一张弓”加以戏谑，同时也明确指出清代绿营兵对骑射与步射的认识存在误区，并且不善骑射的事实。

再次，步射与骑射在战术层面也不一样。骑射在运动中发矢，而步射则做不到这点。因此，历史上善于骑射的少数民族军队，往往喜欢采用两翼包抄的战术。这 绝对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一种在长期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在康熙三十年（1691 ）多伦诺尔大阅之时，看到“在两翼的骑兵展开似弯月状的队形，好像要包围假想在我们这儿的敌军。”③这种刻意的训练，背后反映出来的

清乾隆御制《大学士尹继善随国因请诗走笔成什调之》，《御制诗集》三集卷六十,文津阁 《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6册，第164—165页。

清乾隆御制《大学士尹继善随国因请诗走笔成什调之》，《御制诗集》三集卷六十，文津阁 《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6册，第164—165页。

《1691年张诚神甫第三次到整勒地区旅行》，《清史资料》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9 页。

就是这种战术在战争中的应用。

其原因可以用简单的物理原理进行解释。在实施这种战术时，我们可以把包 抄骑兵的运动轨迹看成一个圆弧，既一个圆周当中的一段。换言之，骑兵是在做一个类似的圆周运动。假设被包围的人也是用弓箭，那么，外围包抄的骑兵就存在两个优势：第一，一个好的骑手，如果围着着敌人作类似的圆周运动，那么他只要保持瞄准姿势不变，就可以轻松射中对手，而对手则要不断调整角度才有可能射中骑手。也就是说，被包抄者相对包抄者来说相对静止，而包抄者对被包抄者来说则在快速移动。第二，越是接近圆心的位置，目标就相对密集；反之，离圆心越远，目标就越分散。在大规模攻击之时，处于包围中的士兵，就会成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

是不是借助战车就能解决步射在骑射前的劣势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由于并不仅仅是机动性的差别，借助战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汉族在骑射方面的劣势而在中国先秦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车猎描写，效果可能并不如我们从文献中当中看到的那么理想。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曾经记载一则故事：晋大夫赵简子使其幸臣嬖奚出 猎，命王良为之御车。嬖奚至终日之久不获一禽，便归咎于王良，他向简子报告说：“王良不善御车，所以不获，乃天下之贱工也。”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了王良， 王良因此请再次为嬖奚驾车。嬖奚执拗不过，不得已前往，结果一朝遂获十禽。嬖奚因又复命于简子说：“王良善御，所以多获，乃天下之良工也。”简子因此欲使王良以后专为嬖奚驾车，不料却遭到王良拒绝，他说：“御者之法度与射者之巧力原两不相谋。前日吾为之范，我驰驱之法，嬖奚不能左右迎射，至终日不获一禽。 今我不由正法，禽所从来，则诡道而遇之，遂一朝而获十禽，是必御者不由法度而后射者始得用其技也。《车攻》之诗曰：‘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言御者范其驰 驱之法，而射者发矢必中也。今必为之诡遇而后获禽，乃小人之所为耳，我不惯与小人乘，请辞。”

这则故事本来是借射御之事以说明道之必不可枉，是一种政治哲学。但乾隆帝读书至此，对其中射御之事大不为然，长篇大论，对其进行辩驳：

北人言舟，南人言马，必不能得其款要，章章甚明。驰射之事自应属北方射生 手，今即使北方射生善操弓挟矢立之车中，将见颠簸支屈，不能命中，吾恐其皆为嬖奚之终日而不获一禽，而谓南方之人能之乎？且驰之者在御，而射之者在人，御 者即范其驰驱而射者不中，御者亦无如之何也。御者范驰驱，而射者即屡中，无是理也。且羿与由基，世所谓善射者也，使王良范驰驱以御，皆一朝而获十焉，亦得谓之君子乎？或曰古者禽兽多而疆界平，故可以车猎，何言之甚哉！且恨御之道不传而世无王良也。若然今之南苑即所谓禽兽多而疆界平，吾将试之，其不可行立见矣！呜呼！是果无王良乎？是果无王良其事乎。

类似这种问题，乾隆还提出过不少，比如，他还曾论证“百步穿杨” 一说中的“杨”是指一树之叶，而非指一片杨叶。②关于车猎问题，由乾隆这样一个精于射箭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人提出，有相当的可信度。即使按照我们一般的经验判断，乾隆的论证也很有道理。战车上的射手和马背上的射手虽然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射箭的操作，但是战车上的射手与马背上的射手并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原因是，战车上的射手与驾车者以及战马三个要素要达到节奏上的契合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车子碾过不平整路面所产生的不规则震动更是无法避免、但是，马背上的骑手则有可能通过练习克服这些问题。因此，只能是地势平坦、禽兽成群这样的理想状态，才有可能施行车猎。乾隆最后一问”是果无王良乎？是果无王良其事乎“，显然是在说并无王良之事。所以，车战或车猎并不能解决汉族人在机动中射箭的问题，“胡服骑射”的事例也算是一个佐证。但是，这也同时说明，中国传统的射箭，其道德意义已渐渐超越其技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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