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其他学科对中国传统射箭的研究
体育界以外的其他学科——主要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器物铭文的研究,以及对众多考古发现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射箭知识,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射箭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制作器材和工艺方面,有很大帮助。同时,对我国古代射礼和与射箭相关联的游艺活动和人物的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重要的是出现了若干兵器史专著,象征着我国古代兵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对弓弩的研究则居于这门专学的中心位置。 这方面的著作可以以下三种为代表:第一,我国著名的古兵器收藏家和研究者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分石兵、铜兵、铁兵三章十六 节,内容自远古直至清代,每个时代都列有“射远器”的节目,系统论述了我国弓弩的发展,而且配有大量版图。这是一部声誉很高的兵器学著作,以资料丰富而著称,故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第二,考古学家杨泓的《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这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兵器学专著,是作者多年潜心兵器史研究的精心之作,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交叉和印证上尤显作者的学术功力。 第三是《中国兵器史》第一卷《兵器》,由《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稿,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书中以较多的文字论述了古代弓弩的发展概况,并配有相应的插 图。同类的书籍还有一些,或多或少都涉及射箭内容,恕不一一列出。
各种期刊中所能见到的中国射箭的研究论文,大致可分四类:一类是关于弓箭的产生、发展的研究;一类是对考古发现的实物,以及弓弩工作原理的研究;一类是对射礼的研究;一类是对弓箭作为古代主要军事和生产工具,以及与射箭有联系的人物、事件、文献的研究。
《考古》1961年11期载周庆基的《关于弩的起源》一文,就本刊当年第2期郭宝 钧的《殷商的青铜武器》一文的某些观点提出争议。作者认为,虽然尚无考古实物出土,但是通过文献可以断定战国时代就已经可以制造弩机了。《化石》杂志1974 年第1期上,刊登了张森水的《弓箭》一文,就弓箭作为一种“相当复杂的复合工具”,在人类历史上的产生与发展作了介绍。同年《历史大观园》第2期收录了朱润 轩的《弩》一文,介绍了中国古代弩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考古》1980年第1期刊登了宋兆麟、何其耀的《从少数民族的木弩看弩的起源》一文,对鄂伦春族、纳西族、独龙族、哈尼族使用的木弩与我国古代军队使用的金属弩机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说明“自从青铜装备弩兵器后,弩机成为古代最重要的远射程武器之一”。《历史知识》1987年第5期有《弓弩小史》一文,作者董希如, 是常识性的作品。《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马广彦《弓箭发明探源》一文,就弓箭的发明时间一直不能确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从我国的古代文字的演化中,得出“弓箭发源于古人的捕鱼工具”的结论,并认为弓箭发明的年代比最早发现的箭镂的时代还要早很多。《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收录了郭康松的 《射柳源流考》一文,文章以对有关史料的考察为依据,就学术界将射柳视为一种竞技,或是一种祭祀仪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作者认为,按照服务功能的 不同,古代的射柳划分为“祈雨射柳”与“竞技射柳”两种。后来由于“缺乏广泛 的群众基础,而最终走向消亡”。作者又于2001年在《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上刊载 了《〈射柳源流考〉补正》一文,纠正了前文“明万历以后射柳消失”的说法,认 为清代尚存在射柳活动,并对射柳主要盛行于军队,起源于古代鲜卑族等进行了补证,得出明清时代两种射柳方式并存的结论。《文物》1995年第3期载王子林《清代 弩略论》一文,就我国清代弩机的种类、特点及工作原理进行了介绍。
而如1964年第6期的《文物》上刊登的高至喜的《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一文,以长沙南郊的两个战国墓中出土的弩机与箭嵌为例,对我国古代弩机、弓矢的结构以及工作原理作了详细的论述。 1986年第1期的《中原文物》上,由崔庆明、王广礼撰写的《王勇弩机考》,考证了一件大约制作于三国东吴黄武元年(222)的弩机,就这件弩机的制作年代、使用者等作出了详细的分析考证。《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毛颖的《弩机概论》一文,依 据考古资料对古代弩机作了系统性的概括研究与分析,同时通过对弩机上铭文的研究,剖析了古代兵器生产管理情况及相关的职官制度。还有像《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4期的《甘肃环县发现一件东汉弩机》;《文物》1990年第5期陈跃钧的《江陵楚墓出土双矢并射连发弩研究》;以及《文物》1991年第1期张吟午的《江陵纪南城出土黄武元年弩》;《四川文物》1997年第2期曾昌林的《三国铜弩机考释》;《四川文物》2000年第6期黄石林的《弩机・抛石机・火铳》;《东南文化》2002年第5期晓荣的《从出土弩机铭文看三国孙吴世袭领兵制度》;《文物春秋》2002年第6期 徐占勇的《对一批燕下都弩机散件的初步分析》等,都是以考古发现的实物为对象 来研究中国古代弓弩的,所有这些文章对我们了解古代不同时期弓弩形制及其制作工艺,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近十年来,学术界对古代弓弩的研究进一步拓宽和深 入,相关论文较多,如谢凌《战国至三国时期的弩机》①、吴镇烽、师小群《三年
① 谢凌:《战国至三国时期的弩机》,《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第52—58页。
大将吏弩机考》①,张宝锋《古代弩机机械理论研究及其信息管理实现》②,曹华斌 《中国古代弩弓的形制和训释》③,刘占成、张立莹、杨欢《秦代弓弩的射程》④, 曹骞、商祥云《东汉以前弩的发展演变研究》⑤,沈睿文《葬以殊礼:弩机与世家大族墓葬》⑥等文,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加深了我们对弓弩的了解。许占勇的 《弩机》⑦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弩机专著,论述近6万字,彩色照片260余幅,简述了中国古代弩机的发展史。2014年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了韩春鸣编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聚元号弓箭》,该书介绍了聚元号弓箭的历史、弓箭制作与聚元号技艺之术等,也对中国弓箭文化溯源作了一定探讨。
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对射箭的技术理论进行了探讨。2007年《东方博物》第1期 刊载了周初明《古代射箭手部动作考略》一文,文章搜集了古今中外世界各地持弓射箭的各种资料,以古文献与大量文物图像为本,综合分析了唐人《射经》中“汉 法”与“胡法”之差异,发现“汉法”与扳指有密切的联系。2010年《文博》第6期载李宇《试论先秦秦汉时期的射箭理论》,文章对先秦秦汉典籍中所保存的射箭技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并对弓箭、弩制造技术与使用技术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述,对秦汉时期弩射技术理论的发展进步进行了总结。
对中国古代“射礼”的研究,应该是一个专学,原属于经学范畴。汉唐以来, 学者们一直围绕着对“三礼”——《仪礼》《礼记》《周礼》中相关内容的注疏和讲解,发表自己的认识,到了学术发达的清代,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更多。近代以来,史学家们也有所涉及,特别是在关于西周历史的研究中,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成果虽不算多,但分散面积大,很难一一列举,我们只举几个典型的例子。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宽先生的《古史新探》一书,其中的一些篇章如《“射礼”新探》等,对周代射礼的内容作了细密的研究,是同时代射礼研究中影响比较大的。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载姜南撰写的《“射礼”源流考》一文。1998年 第9期的《文物》上刊登了《柞伯箧与大射礼及西周教育制度》一文,以柞伯盆上的 铭文中记录的大射礼为契机,对中国古代的大射礼进行了简短介绍,指出了射礼分为射牲与射候两种,其中的射候其实是一种射艺比赛,既所谓的“贯革之射” 而柞伯箧的铭文中实际记载了西周早期的一次射箭比赛。2002年第1期南京理工大学
吴镇烽、师小群:《三年大将吏弩机考》,《文物》2006年第4期。
张宝锋:《古代弩机机械理论研究及其信息管理实现》,西安理工大学,2006。
曹华斌:《中国古代弩弓的形制和训释》,南昌大学,2008。
刘占成、张立莹、杨欢:《秦代弓弩的射程》,《文博》2012年第2期,第47—49页。 曹骞、商祥云:《东汉以前弩的发展演变研究》,《金田》2013年第5期,第112 —113页。
沈睿文:《葬以殊礼:弩机与世家大族墓葬》,《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5期。
浏览15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