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浙江沿海武术文化特征可归纳为三点。浙江沿海武术的运动形 式与地域民众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具备生活和生产性特征；浙江沿海武术 的运动技术受到军事武技和军事训练影响，具备军事武技的实用性特征；浙 江沿海武术的社会功能发生转化，除了健身、娱乐、观赏功能外，还渗透到诸 多民俗事项中，与地域民俗互动，具备地域民俗性特征。浙江沿海地域文化、浙江沿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浙江沿海地区的社会环 境共同的作用之下孕育了浙江沿海武术文化。浙江沿海武术文化的成因与 越民族“尚武”精神、明代抗倭战争、各朝代农民起义有直接关系。在这三个 条件之下，浙江沿海武术文化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形态。浙江沿海武术文 化的形成是在浙江区域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状态下形成的，又因为各背 景之间彼此相互渗透、融合，最终便形成了浙江沿海武术文化的发展成因。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称霸诸侯，纷纷发动战争，战争是这个时代的 主旋律，越地的崇尚武功之风盛行，在勾践灭吴之后成为当时的霸主。在长 期的吴越战争中孕育了好勇斗狠、矢志复仇、足智多谋、理性务实、以进为 退，以攻为守的精神品质。《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中“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 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徙，锐兵任死，越人之常性也”。越人因生存环境的 强大压力，有一种与水抗争、视死如归的强悍性格。这种性格其实源于一种 绝境，即不抗争就无法生存的处境。春秋时吴越两国的战争将越人在与人 战斗中，将好勇斗狠的强悍精神发挥到了极点。“越甲三千可吞吴”表明了 越人骁勇善战、强悍异常。“锐兵任死，越人之常性也”说明了越人保家卫 国、视死如归的普遍倾向。“越猛虎也”说明在春秋时，越人以勇敢、威猛而 闻名于世。而越剑便是这种精神品质的载体和象征。在吴越之战中，越人好勇斗狠的精神品质被催生成为矢志复仇的精神， 加之越人好剑轻死，使其有了高拔和阔达的气象。越人在战争中培育起来 刚烈、勇猛的品质，生成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显现于民族危亡的境地， 体现了对民族的忠诚。这是越人在世世代代的传承中凝聚的特有的精神追 求，就是在民族临难危亡之际，越民勇于献身救国的古越之风。勾践兴越灭 吴，十年卧薪尝胆都变现了越人足智多谋、理性务实、以进为退，以攻为守的 精神品质。勾践一边为质三年，一边暗自发展，在国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改善国力。越人勤劳节俭，稳重踏实，善于筹划，在贫瘠的越地之上，国弱势 低，如果没有理性务实的精神品质，越国不能在十年之内实现吴越强弱之势 的转变，最终战胜吴国，报仇雪耻。在这个过程中，越人面对生存危机没有 退路时，在共同目标之下，励志图强，迸发出创造的活力，彰显出了巨大的进 取和进攻精神。古越民族的“尚武”“图志”民族气质在明代抗倭战争，清初反清复明运动中也表现鲜明突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越文化精神在不断更替的封建政权、社会文化的 影响之下形成了包容、抗争、务实、求新的精神品质。越文化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便显出开放、包容的雅量。表现在兼 收并蓄，允许不同类型、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存在，对异 己的文化元素能够采取包涵的态度；和善于学习和吸收优秀的文化特质，广 撷百家，汲取精华，做到历久弥新。越地的抗争精神表现与自然环境和人文 生态环境的改造中，越地在与水的斗争中，始终保持坚韧、顽强、开拓和进去 的精神品质，并且在一次次的治水过程中得到升华。越地人在与腐朽的封 建王朝进行抗争，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和抗倭战争彰显了越地人英勇奋斗，壮 烈殉国的“慷慨”品质。越文化的务实精神表现于越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的发展中，领略到真做实干的益处。越文化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历史的交错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态。“越文化”的民族气质是包含了古越民族“尚武”“图志”的精神气质和 封建时期“包容”“抗争” “务实”“求新”的越文化在内的越民族文化精神。 越民族这种“尚武”“图志” “包容”“抗争”“务实”“求新”的越文化精神是越 地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已经深深地埋藏于这片土地之下，植根 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且代代传承。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形成的越民族文 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领域里的一员，占领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且发 挥着“图志”“包容”“务实”“求新”的文化特性,今后仍然会不断发展,沉淀， 壮大。《筹海图编》（明）中记载，从汉代开始日本便开始向汉代朝贡，直至宋元 交替，日本进贡船只一般停靠浙江沿海府县。但是在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之 后，因人贡使臣帮助逆臣胡惟庸之后，明太祖禁止其再行人贡，在此时我国 东南沿海小范围的有倭寇出现。《元史》中记载，日本商船在庆元（今宁波）朱志勇.越文化精神论[M].人民出版社,2010.6,90-118. 地区烧杀抢掠，当地官兵不敌日本海盗商人。在明朝建立的开始时期，倭寇 就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烧杀抢掠，荼毒百姓。明太祖及其后两三位的统治者 采取了各种措施保卫海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得明朝前期的倭寇 没有酿成大的祸患。在明嘉靖年间是倭寇对中国入侵最为严重的时期。在 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之下，倭寇在中国的东南沿海肆虐，到了嘉靖中期则达到 了极其猖狂的程度。倭寇到处烧杀抢掠，给东南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 难,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有侵略必然有反抗，浙 江沿海地区的官兵、乡绅、商人、百姓都奋起反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浙江沿 海地区抗倭历史。浙江地区是倭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依据《明代倭寇史略》中可得出数 据,在可查证的倭寇入侵次数中，在明朝倭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入侵达396 次，而对浙江沿海地区就有118次。在倭寇入侵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历史 中，明朝后期尤为严重，浙江因经济贸易发达，浙江沿海地区百姓更是饱受 倭寇的侵扰。所以在明朝时期统治阶级对浙江的军事力量也是最为重 视的。据《筹海图编》中浙江兵防官考记载，浙江旧时无巡抚，嘉靖丁未年因为 海寇作乱，才设了梯度军务兼巡视浙、福、兴、泉、章地方监都御使。嘉靖三 十四年因倭寇之乱，又设督查直、浙军务侍郎。嘉靖三十七年，因倭寇不靖， 又设视军情官。洪武三十七年将旧制总督改为领于都指挥，以备倭患，改旧 制侍郎都御史为领于按察副史，统领浙海，驻扎宁波。因地方事务繁多，设 各郡兵备副使，添设兵备监事,浙直总兵以及各地驻守参将,游击将军，及各 地把总，以备倭患侵扰。据《筹海图编》中浙江兵制记载浙江沿海地区的几 大卫所驻扎守兵的数量远大于内陆的卫所，另外沿海巡检司驻守的弓兵数 量也多于内陆的州府。明代前期，统治阶级和驻浙江总督对倭寇的侵略行为较为重视,采取了 很多政策消弭倭寇的侵略。第一就是实行水陆并防政策。明朝在建立初 期，收用建立了一只较为正规，颇具战斗力的水军，后来又在沿海地区建立 了 24卫所，组织水兵进行训练，战时出海作战。在倭寇对沿海地区进行侵略 的时候，水军便发挥了作用，进行抵御，时常对沿海地区进行巡视，围剿抓捕 倭寇。明朝的建立本身就是凭借了骁勇善战的陆军。当倭寇进犯时待倭寇 登岸后，进行围捕，多次致使倭寇登船逃逸。水陆两军的并用，战胜了倭寇 的多次侵扰，是其掠夺行为不能得逞。第二就是加强海防建设。在沿海地 区增强水军建设，建造海船，在部分海岛建立水寨。洪武十九年，浙江地区 设澈浦、乍浦两个守御千户所，隶属浙江都指挥使司，设观海指挥使司于宁 波慈溪县。同年12月在宁波、台州、温州等地置平阳、三江、龙山、廓衢、大 嵩、钱仓、新河、松门等八个千户所。这样在《筹海图编》中有浙江“北起乍 浦，南迄蒲门，萦纤两千余里。设九卫及诸所、诸旬司，总有百城，又营寨烽 埃彼此联络援应接济，血脉贯通”的记载。并注重选拔御倭将领，实行赏罚 分明，提拔作战丰富的将领整饬海防，建立了强固的海防。但是到了明朝后 期尤其是嘉靖前中期，由于明朝政治腐败，官吏贪酷，结党营私，破坏海防建 设，小民依附倭寇,地方盗贼蜂起等原因，使沿海地区军政腐败不能有效抵 御倭寇的侵犯，致使浙江沿海地区的倭寇侵犯十分猖獗。嘉靖后期经朱纨、 王抒、张经、胡宗宪等人整饬海防措施之后稍有改善。革渡船、严保甲、搜捕 奸民断掉了倭寇的羽翼，消除了陆上势力。在沿海地区设置防御设施，添置 战船，培养部队分驻海防要塞，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浙江沿海地区的抗倭战役 取得了很大收获。后来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在浙江招募士兵，组建御倭军 队,在沿海地区训练军队，排演兵阵，强练武艺。经过多年的努力浙江沿海 地区的倭患基本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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