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自鸦片战 争之后，经过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庚子之乱等来自内外的动荡与 冲击，国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在技术上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人更对西 方的一切，包括文化，由惊恐畏惧转而为崇拜。随着五四运动发出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国内知识阶层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达到了顶点。 因此，这一时期的武术家群体对建立在传统哲学基础上的中华道 艺武学体系,或因文化根基所限而不能明其所以，或由于受到西方 体育思想的影响而怀疑甚至全盘否定，这也导致孙禄堂的武学成 就难以被当时大多数人真正地理解和接受。因此，客观上造成了代 表中国武学最高成就的孙禄堂武学体系在刚刚完成、尚未被人们 充分认识的时候，就迅速进入了“冰河”期o这是时代大更迭与文化 大冲击过程之大势使然,非学术价值本身所能左右。这也就决定了 中国武学的发展在孙禄堂之后,在学术上不但未能有所提升,而是 出现了明显滑落。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民国总统，聘请孙禄堂任总统府武 承宣官，负责徐世昌的安全保卫工作。孙禄堂任此职直到1922年 徐世昌下野。在这期间，日本全国柔术冠军板垣一雄曾访孙禄堂较 艺。孙禄堂轻取阪垣。据《世界日报》记载:“民国八九年间,孙在京 时，有日本著名柔术家阪垣者，来游中国，恃其柔术与华人斗，所向 无敌。因之阪垣骄甚。嗣闻孙禄堂之名，即访孙,请一较身手。孙对 阪垣谦逊如常，不肯较力。阪垣误以为孙为胆怯，请较益坚。孙力辞 不获，乃允之,并依阪垣所提出之比赛方法，于客厅中设一地毯，两 人并卧其上，阪垣以双腿夹住孙之双腿，两手攀抱孙之左臂，曰： '余将使用柔术,只需两手一搓，汝左臂将断。‘孙笑答曰：’请汝一 试可也，余意制之亦非难事。’阪垣闻言，露惊骇之态，即开始用力， 孰知刚一发动,两臂如受重大打击,寻且震及全身,此时阪垣非唯 手腿不能坚持孙体，即全身被震，滚至离孙两丈外室隅处。四旁站 立之孙之弟子及外界观众甚多，至此莫不大声喝彩，观众哗然大 笑,阪垣垂头丧气辞出。数日后，阪垣请托多人说孙,欲从孙学艺, 孙未允焉。”1924年,孙禄堂出版堪称武学经典的《拳意述真》一书,前辈宋 世荣看后，惊叹不已，邀请孙禄堂去山西见面。时宋世荣在介休，孙 禄堂到太原后由宋世荣的徒孙董秀升一路陪同，拜访宋世荣及山 西各地同门。宋世荣精通内功修炼，当亲眼目睹了孙禄堂的武功 后，宋世荣异常兴奋,在《拳意述真》的扉页上写道：“禄堂仁棣:学 于后,空于前，后来居上,独续先宗绝学” 孙禄堂与宋世荣交流数日后,在返回北京时途径省城太原,这 时一路上陪同孙禄堂的董秀升亲眼目睹了孙禄堂的武功无人能 及，因此一再要求孙禄堂留在他家，以便向孙禄堂深入地请教学 习。于是，孙禄堂逗留董宅月余。期间,孙禄堂曾蒙目同时与十几位 练了多年武功的青壮年交手,连试多次，每次都在一瞬间将其一个 不剩地打翻在地。观者无不惊骇，叹为奇迹。月余后，因北京来函紧 催，于是孙禄堂不得不返京。临行前,孙禄堂为董秀升的府邸题词 “养性轩”。多年后，董秀升的胞弟董子英对著名记者姜侠魂讲:“孙 禄堂道德极清，武功极高。其德之清，如天也，无所不容;其艺之高， 盖世也，无人可及。其德其艺非世人所能测、所能知者，其知其行与 古之圣贤大德足可比伦,至于技击末技合于道体,神乎其神,更遥 遥不能望，无可比伦者也。今有得其拾一者，足可独步一时矣。余兄 与先生交厚，尝叹曰千古奇人耳。”1925年的一天,孙禄堂突然接新任直隶督办、剑术名家李景林 之邀，恳请他去天津一晤。原来,李景林部的时任武术教官是八极 拳名家李书文，李书文擅大枪,很少有他看得起的人，一些被李景 林请来的武术名家,竟被李书文在比武中击伤，但李书文唯独对孙 禄堂赞叹有加,因李书文也曾参加过天津的中华武士会,与孙禄堂 有过交往，所以每与李景林谈到当代武术家时，李书文总是推崇孙 禄堂,称孙禄堂是当今武林第一高手。1926年,孙禄堂得道友关某（失其名），两人经常同处一室，闭 门修习道功,一同合道修真，但其法从不传六耳o据孙剑云讲，两人 练功时是不让人看的，即使对子女也是如此。1927年，孙禄堂之《八卦剑学》出版。1928年3月24日，中央国术研究馆成立，正理事张之江，副 理事李景林。4月，孙禄堂被聘为中央国术研究馆的教务主任兼武 当门门长。4月下旬，孙禄堂以古稀之龄乘船由天津抵达上海,并 受到上海国术界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在沪期间。孙禄堂作了几 场国术交流，整个大上海为之轰动。因上海国术界的极力挽留，他 在沪逗留竟旬。后张、李两位一再催请，孙禄堂遂于5月7日到达 南京,8日中央国术研究馆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暨开学典礼。在典 礼上，突然一阵喧哗，有人公然向孙禄堂提出挑战,别人随之大哄 附和。孙禄堂对挑战者说:“今天本是馆方举行开学典礼,如果馆 方同意即刻改为比武擂台,我将与诸君比武切磋。”这时，李烈钧、 李景林站起来力劝孙禄堂与他们一起离场。而张之江、马良留下 来安定会场，会场出现混乱。事后，在李烈钧、张之江等人的责令下,挑战者向孙禄堂当面赔礼道歉。这件事并非偶然,而是反映 了当时一些习武者好勇斗狠的江湖习气。而这种习气正是孙禄 堂所力图改变的东西。孙禄堂提出，习武者要动之以理，倡导刚勇 和平。孙禄堂上任后，作为教务主任便立即着手两件事:一是与正副 理事共同确定教学计划和内容，二是与馆内董事及正副理事共同 商议给馆内各位教师定级。关于教学内容的确定，孙禄堂的思想与张之江有明显分歧。 分歧的实质是：孙禄堂认为国术的功能主要是体现在修身上，其 技击效力的发挥离不开明理、修身，即明理、修身为本，技术为末。 而张之江、马良等人热衷于倡导国术在现代军事战场上发挥直接 效用，认为实用招法为教学重点，修身为其外延。反应在具体的教 学内容上，孙禄堂强调基本规矩及其学理的重要，并以此确定所 占用课时的比例。而张之江则认为拳技教学应该多传授绝招绝技，要以此来确定教学内容和所占课时的比例。而且对于基本内 容，两人的认识也有不同。孙禄堂所培养的是具有灵性的内劲,而 张之江认为先培养绝对力量，因为战场上搬炮弹、扛机枪都要以 绝对力量为基础的。因此,在教学内容的确定上，孙、张两位难以 取得一致意见。孙禄堂与张之江都是极有原则的人，两人都坚持 自己的意见,于是合作难以为继。这就是孙禄堂5月8日到中央 国术研究馆任职未及两旬,5月底就提出辞职的主要原因。据孙禄 堂的女儿孙剑云讲:“先父到南京后，有一天张之江先生请家父一 行人吃饭，见面时,张先生说：'人称老先生是万能手，国术馆是一 年一期，不敢让老先生留下千手万手，一期留下个百手如何？'先 父回答说：'留下百手又有何用，一年能学好三手就不错了。'张先 生询问：‘哪三手？‘先父说：‘无极式、三体式和劈拳。'张先生听罢 愕然不解。”由此，反映出孙禄堂与张之江在对拳学本质和基本规 律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在教师定级等人事安排上，也使孙禄堂深感为难。当时 中央国术研究馆的教师主要由两个系统的人员组成，一个是西北 军的张之江系统，另一个是军警的马良系统,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 益。由于孙禄堂是享誉全国的国术家，既非西北军系的人,又不是 马良军警系的人,双方都希望借助孙禄堂之口，来顺利给自己系统 的人定级。当时有人提出，比武定级,赢了的当先生，输了的当学 生。有人来征求孙禄堂的意见，孙禄堂说:“若如此,国术馆不就成 了角斗场了吗？今天你赢他，谁能保证明天他就不能赢你？要升级 就比武，恐怕要天天打下去,今天你来，明天他来,这还能搞国术教 学吗？ ”孙禄堂又说:“国术研究离不开比试,相互比试也还是为了 印证道理，靠比武定级与私斗何异？ ”又有人提出，靠比试力气大小 和会的套路多少来定级，这也是当时国术馆很多人都比较认同的 方法。孙禄堂对此提案更是不以为然。馆中一些人为定级相互攻 击。孙禄堂由此感到在这里难以实施自己的武学思想，认为这里的 环境与自己期望的国术研究的环境有很大差异。这也是导致孙禄 堂决心提出辞职的另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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