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射箭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之后，“千流万派，汇入大海”，最终聚合成为一个大致统一的总结性模式。这一模式主要完成于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清朝号称以“弓马强劲”得天下，骑射武艺被视为王朝最重要的两大保障之 一，从来都受到皇家的格外重视。清朝开国和前期诸帝，无一不念念不忘“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的祖训，个个勤于操练，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做到精通 此道，以维系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康熙、乾隆二帝尤为突出。这在中国历代王朝 中并不多见。清王朝严格制定弓箭制作程序与军旅训练制度，以严峻的法令保证军 队贯彻执行。加上有国家选拔武备人才的武举制度的积极拉动，长期如此，遂使射 箭蔚然成风，弓箭房、弓箭把势和习射者在全国随处可见，出了不少著名射家， 射学著作也大量出现。军旅与武举表面上是两个领域，实际胶连漆合，互为依傍， 有很大的互动性。这两大元素引领着全国各地的射箭活动走上规范化发展之路，历 经二百多年强制与奖励并行的整合治理，最终熔铸成中国古代步骑射箭的总结性的

① 王踞《射经》：“凡控弦有二法：无名指叠小指，中指压大指，头指当弦直竖，中国法也；屈 大指，以头指压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术。胡法力少，利马上；汉法力多，利步用。“唐•杜佑 《通典》卷149《兵二》，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781页

“多元一体”的体制。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清射”，实际上就是历史久远的中 国射箭的终结性格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式射箭”的主要体式。小区域的甚 至于某些个人自成一式的弓式和射法必定会有，但枝丫无伤于主干，主干才是最重 要的。毫无疑问，历史悠久而品类庞杂的中华射箭，终于凝聚成为一个统一体式， 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共同促进并合力完成的，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共同 创造的，是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共生文化”。

清朝末期到整个民国时期，射箭彻底退出了军旅，丧失了它最主要的安身立 命之地。但在自晚清即艰难启动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强 势催动下，加上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的东邻日本的侵凌和刺激，中国人以“强 种强国”等一系列民族主义思想为动力,也开始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体育，特别是 深入考察和借鉴以“武道”为核心的日本民族体育模式。有些人努力思考本土传 统体育项目的继承和创新发展，为此做了一些探索与试验。然而国事多艰，现代化 步履滞缓，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 ）中央国术馆宣告成立，并以“国考”为名义接 连两次召开全国性的民族体育比赛与表演运动会,这才标志着中国民族体育终于有 了一个初步的结构框架，而射箭也以“国术”项目之一的身份，登上“国考”的赛场。民国二十四年（1935 ）在上海举行的国民政府第六届全运会上，国术被正式列 为比赛项目，从当时国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了拳术、器械、摔角、射箭、 弹丸、踢健、测力六个单项进入全运会，自此中国射箭又成为全国运动会的正式项 目。六运会参赛的射箭运动员49名（男37,女12）,来自9个省市，设射中、射远两 个项目，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射赛展示，对全国都有影响。兹后，经过八年抗战的 阻隔，直到1948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运会上，射箭再次被列为正式项目，只是 国共内战胜败大局已经笃定，参赛者只有浙江、上海两地的8名运动员，场面冷清， 远不能和六运会相比了。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体制也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民族体育体系的 “国术”，在短暂的存留之后，迅速遭到废弃和批判。在分崩离析的“国术”项目群体中，射箭和摔跤是幸运的，没有就此沉沦，武术便经历了 “整顿”和彻底以表 演取代竞技的改造，花拳绣腿荣登武坛首座。1956年国家举行了首届全国射箭表演 赛，来自7个省市的37名（男26,女11）运动员参赛，创造了我国第一批射箭纪录。 此后，射箭在许多个省都有发展，甚至多个省成立了专业队，全国性比赛也办了多 次。1959年5月，为迎接当年9月举行的第一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了有二百多名运 动员参赛的全国射箭锦标赛，规模为建国后最大的一次。但此次比赛完全采用国际 规则和国际弓箭，意味着我国射箭运动完成了与国际射箭的接轨，走上与欧式射箭 一体化之路，传统的“中国式射箭”就此悄然退出历史舞台。①自此以后，中国传 统射箭遭到弃置，被迫退隐到民间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在自生自灭中渐渐濒于消失。最令人惋惜的是，精巧而复杂的传统角弓制作工艺，在传承千载之后根脉断 绝，终成广陵绝响。尽管后来有人努力恢复，试图鲁殿再造，灵光重现，但实际上 这办不到了，只是徒有其表而已。我说过，我国长时间推行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政策，直至汇集成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深受其害，几乎 一蹶不振，濒临灭亡，角弓制作工艺的失传便是一例。

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备受摧残的传统文化从“四旧”之类的魔咒中解脱 出来，传统射箭也从荒村莽原中蹒跚而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慢慢复兴起来， 终于积小成大，有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也有了此起彼伏的赛事。今天，在“民族 复兴”大业的鼓舞和引领下，中国式射箭能否再现雄姿，能否一鼓作气走向世界， 这成为各民族传统射箭爱好者的共同心愿，许多人正在为此而不懈地努力着。

射箭在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拥有尊贵而显赫的身世，它兼容军事、渔猎、竞 技、教育和愉悦身心等功能于一体，加上长时间多民族跨地域的交流与融合，积淀了深厚的文化精蕴，有着十分丰富的古典意趣，成为中华文明最璀璨的瑰宝。 这就注定了射箭必定是一门备受人们重视并被世代接续的技艺。当它顺利地完成自身价值的现代转型，成为一项雅俗共赏的现代体育项目之后，人们对它从远古逶迤走来的曲折历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多方面的知识和每一个细节，都兴趣盎然，充满了探岐索隐和一试身手的热情。于是，传统射箭逐步超越技艺的狭小畛域，上升为一门学问，一门深受大家喜爱的古今相连、动静契合的学问，我们将它称为“中华射学”。

二、射箭古籍的目录源流

中国古代，关于射箭的学问通常被称为“射艺” “射法”或“射学”等，其实 “艺” “法” “学”三字有相通之义。我以为射箭技术的传播与研究的部分应当称 “射艺”，对射箭的综合研究称“射学”比较合适。

射箭之所以成为“射学”，有许多重要的理由，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拥有丰富的著述和史料，既有许多专业性著述，又有大量星散在历朝古籍中各式各样的文献 资料，汇合成为射学庞大的资料体系。至今，这个体系还在继续延伸着，体量在不 断增大，因为还有大量传世物品和考古资料不断地显现出来，有前所不知的古籍被

① 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员会、中国射箭协会编：《中国射箭运动史》，武汉出版社20()6年版，第

102 页 发现。如果再涉及周邻国家的资料，如日本、朝鲜和越南的资料，以及拓展到对外 国射箭的比较研究，体量就会更大。毫无疑问，丰富的资料积贮乃是我们建构“中华射学”的根基，需要我们认真清理和探研，以摸清底细，提高认识。我以为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家族里，没有哪个项目像射箭一样拥有如此之多的资料，仅此一 点，就足以证明弓箭在古典武艺家族里从来都有高高在上、雄居顶端的地位。

射箭资料的中心是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的中心则是古代的射箭图籍，我们简称 为“射书”。至于与射箭有亲缘关系而实际上另辟蹊径的弹弓、投壶等，也都有一 定的著述传留下来，我们且将它们划为另类，暂不收在射书范围内。

古代射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属于所谓“礼射”范畴，即主要是三礼——《仪礼》《礼记》《周 礼》中，以及先秦诸子中关于西周天子、诸侯和士大夫们从事礼射活动的记述，以 及后代学者对这些篇章的注疏发明之作。注疏以汉、唐经师之作为主，唐以后的儒家学者，特别是崇尚经史考据之学的清代学者们，对汉、唐注疏多所发明，成就卓著，但大都附着在三礼之中，就“射礼”单独著书立说者并不多。这类著述的中心 内容是诠解古代射礼的每个细节，多数专注在章句训诂上，而不是讲解射的技术，有些也试图通过自己的讲解来恢复和贯彻孔子的礼射理念，讲究射“行礼习仪”的 程序，宣扬“揖让而升”的礼仪风貌.以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这个系统的著作量相当大，我们还不能言其数量，需要另作清理。

第二个系统则是讲究“贯革之射”或“主皮之射”的实用射法，以及纯技术的 射箭论著，相对于文质彬彬的礼射，这种射往往被人们称为“武射”，是更具有军事性质的射箭活动。这方面的著述是古典射学文献的主体，在数量上明显占有优势。

由这两大系统构成的古代射书，内容非常广阔，从弓矢的选材、制作与保养到 国家推动的制式化生产.到射的基本训练与高超经验的传授；从纯军事性质的步射 骑射和各种弩射，到历代官私学校的礼射和士大夫们的游艺活动，还有科场考试和 民间习射等，差不多方方面面都有著作产生。有的是由官方颁定的，而大多数则出自各式各样的射家之手，其中有民间人士，但更多的是久在戎旅的军事将领。经过 漫长历史的积累，有关射箭的各种著述汇集成一个独立的射书领域。

浏览1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