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认为，孟子说“序”是习射的地方，其实庠、序、学、校都是习射的地方，而古之 “学官”都是习射之地，因为古之所谓“士”都是指武士而言后来蜕化为文士，“习射”作为一种传统被保存下来 见《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页。

明・蔡清《四书蒙引》卷5“君子无所争”条.台湾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的“礼射”，也仍然有胜负之别，只是负了不要怨人，应该从自己寻找原因。通俗而言，就是不提倡逞勇好胜之风，不单纯以技艺为胜负，不责怨别人。这绝不意味着要放弃射是“争”的核心定位，把射变成“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礼仪秀”， 变成服饰与举止的展示，绝非如此。既然是“争”，就要“角其胜负” “见其优劣”，就要有“中而贯革”乃至于“百步穿杨”的本领。不然，“争”便是虚假的表演，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一类的政治游戏。

孔子本人孔武有力，平生颇以善射自许。有人叹息孔子的博学多能，孔子听后却认为自己真正有把握的只是射、御两项技能。显然，他这是在突出射、御的重要性，鼓励从学者应该把强健的体魄摆在重要位置上，免得像颜回那样“不幸短 命”。①《礼记・射义》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足见他老人家身手不凡，射艺水平很高，不是徒以“演礼”为招摇的“嘴把势” “说家”之 类。显然，如果只是表演“揖让而升，下而饮”之类的虚花套式，一如今天翻腾跳跃、争奇斗艳已达极致的“竞技武术”，就不可能出现“观者如堵墙”的场面。

孔子很看重射的品德教化功能，把射看成是学习礼仪和培育“君子”行为规范的重要手段，“射以观德”便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有鉴于众多的习射者往往“力不同科”，即个人的体质体能都有差别，他倡导“射不主皮”的赛射方式，强调这是“古之道也”。这与通常的“主皮之射”或“贯革之射”不同，“主皮之射”的要点是“胜者又射，不胜者降”，即不胜者要被淘汰，胜者继续参赛，直到选拔出成绩最好的射手，这类似后世的“单淘汰赛”。“射不主皮”是主张不完全依照这种赛制比射，不过分看重水平高低和成绩好坏，而是重在参与，重在对“升 降揖让，周旋俯仰”的礼仪要求。至于究竟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不以“主皮之射” 为目的参与射箭呢？孔子没有讲，史亦无载，我们暂无所知，希望终究能清晰了解总之，孔子试图淡化射箭的竞争性，不提倡射箭仅仅是优胜劣汰的赛事，希望射箭走多元发展之路，以使其适应更广泛的社会需求，让更多的人参加射箭并演习 礼仪，以达强身健体和提升礼仪修养的目的。②我的理解，“射不主皮”的确是孔子对传统赛制的变革，是对射艺传播方式与社会功能的调整和补充，他所谓“古之

以上“君子无所争”等孔子各条，均见《论语》《八伶》：“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 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 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平？执射乎？吾执御矣”白话译文参照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 局1962年版，第27、93页。

《礼记注疏》卷6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论语-八份》：“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马融《注》：“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为善，亦兼取和容也。”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宋代刘敞的说法“谓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则主皮之射为尚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9页）。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译文是：“比箭，不一定要穿破箭靶子，因为各人的气力大小不一样，这是古时的规矩同上，第31页道也”，乃是以“托古改制”来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而已，未必真有历史根据。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托古改制”的大师。

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尊孔崇儒成为官学主旨，孔子倡导的“礼射”为官员和 学者们积极推行，自然会有一定的从众，特别是国家各级学校和某些书院的学生。 宋元以后，依照常规，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到省、府、州、县各级学校，都应该设有演习射礼的“射圃”，生员应该时时演练射礼。然而缺失了硬性的制度规定，尤其是没有那么多可以引领射礼的师长，“射礼”往往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或是虚应故事而已。并且时常取决于官员和学者的个人兴趣，或放任或提倡，并无 一定之规。必须强调指出，“射不主皮”式的礼射，从来都不是中国古代射箭活动 的主导理念和主要赛制，只是或隐或现、时断时续地存在着而已，而且时代不同， 地区不同，实行的方式也并不统一。但借助孔子的崇高名位，礼射所倡导的“射以 观德” “射不主皮”的社会影响不可低估，而且确实对我国古代体育活动的竞技精 神起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作用，我国古代体育最终走上一条重表演而轻竞技的道路， 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肯定与后世儒家一系列重文轻武、主静斥动的理论引导有 关系，其中就包括对“射不主皮”的夸大与曲解的宣传。我国古代一些曾经相当流行的竞技体育项目，如手搏、击剑、马球、蹴鞠、相扑、争交、打棒、打降等，后来都一再遭到官府禁止，遭到儒学排斥，最终被逼上绝路，明以后大部分都不存在 了。在长时间没有战争的升平岁月里，在道学家的倡导下，大讲一动不如一静，重文轻武形成风气，年轻人引弓走马、习练武艺便会遭到讥讽，甚至被视为不肖。而演习礼射则被视为尊圣崇古的高尚行为，实际上多数只是虚应故事的套式，是表 演，不具有真实的尚武意义。“射不主皮”也对民间射箭的多样化发展有一定积极影响，但不可以夸大理解，更不可以对孔子此言作断章取义的解读，对孔子以射为 “争”的大前提视而不见。在弓箭是战争第一利器的时代里，从来没有人提倡以“射不主皮”来训练军队和培养武备人才，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如此冥顽不化的人， 这才是最基本的史实。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在射箭上，很早就存在不同民族间的差别和互 相学习交流的事实。西周成王时，东夷肃慎以“楮矢石弩”入贡；战国时，“赵武 灵王易胡服骑射”，这些被史家津津乐道的历史事件，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学习交流的久远存在及其深义。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和发展类型等多方面的 差异，特别是军事体制上的差异，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不但在步射、车射、骑 射等大的方面有差别，而且在与射箭相关的许多细节上也存在不同。一直到唐代， 王理《射经》明确讲到，当时胡射、汉射（也称“中国射”）在具体扣弦技术上的 不同之处，反映了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多民族的射法已经聚合成了胡、汉两大流派。①当然，小的流派一定还有，甚至会有很多，但王堀说得明白，胡、汉二法是射箭的主要流派分野，“此外皆不入术”。我国疆域辽阔而民 族众多，地域性差别又很大，射法和器具制作上多种流派并存应是非常正常的状态。所以自古以来，射箭一直是各民族间相互学习交流的重要内容，这种交流紧随历史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顿过，一直延续到今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间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时，交流的频度和效率往往会显著提升，成就也更显突出，这在宋、辽、金、元时代看得最为清楚。把骑射武艺发展到近于极致的蒙古人，曾向西夏人常八斤等学习弓箭制作，也曾任用南宋降将王青训练士卒射箭，这样的例子很多，足以说明在弓箭制作和实用技艺上没有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只能是各有所长。可以说我国几千年的射箭史，基本上是一部多民族 弓箭武艺的交流史，史籍中保存了大量与此有关的史实和史料，加上还有许多文物和文艺作品传世，使我们对多民族弓箭交流融会的史实有相当丰富的认知。遗憾的是，至今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足，论著寥落，相关知识的普及也跟不上去，致使 一些不符合史实和不符合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大结构的一偏之说，在民间悄然流布，甚而有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带有明显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言行，也在刚刚起步的传统射箭活动中时有所闻，不免令人不安和厌恶这些东西明显是浅薄与浮躁 的产物，是对历史的孤陋寡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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