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广州休假时，也广泛到各 师”。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 的蔡松芳老师；我在他那里摸实就发的武术意识。这期间 个公园练拳人群中去观察“偷 广州中央公园教“无极桩” 借鉴了 “气遍身躯”的“搠小国传说武术义化论利 劲”。就这样，我在“文革”初期的“大混乱”时期竟然可以

到处去“偷拳”，从 不同方面吸取可以为我所用的养料。在我的经历中，“文革”期间无论在广州 还是北京，尽管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宣传发动，甚至也看不到什么“继承优秀的 民族文化遗产” 一类说法，可公园里仍有不少人十分公开而且相当认真地在练 拳。这个时期我还几乎每年都回中山县沙溪公社龙瑞大队姑妈家探亲休假，在 村子里经常跟自己的小学同学胡大白切磋交流拳艺（他所学的是南派“洪拳”）,而 旦还教了刘保康、刘康元等几个同龄乡亲学简化太极拳，也始终未见有什么社 会的干扰。这跟当下虽然有着大量的公开宣传广告，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扶持 基金，但事实上却没有多少人去认真练功恰成对照。

1968年底大学毕业离校时，我曾经总结北大学生“文革”武斗经验教训，觉 得个体性的拳打脚踢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决意要告别武术，于是把个人所 有武术藏书全都送了人。毕业后到了湖南洞庭湖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事实上也 没有什么机会练拳。但多年的习惯无法一下子根绝，居然还利用为抬水泥管的 同学当“扶手拐棍”而体会“听劲”和“跟劲”，研究不同力量的关系。1970 年再分配到了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休息时也喜欢私下里跟农民一起切磋各种 动作的劲力方法和路线。我让农民随意用拳打我，我并不还手，在练排打功的 同时，看看到底怎样才能把这打来的力化去。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北京武术 队访问美国，全国各地体委开始集训武术骨干（广州也在这时成立了 “工人武 术队”和一大批“太极拳辅导站”，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马志斌也正式调到广东 省武术队当教练；这时张煦阳的弟弟还介绍他的一个在辅导站练拳和教拳的同 学萧琨来正式跟我学拳），武术活动于是逐步地又活跃了起来。我所在的城步 苗族自治县也有几个中学毕业生被抽到地区体委学习武术，回来后便在一些公 社里“依冬瓜画葫芦”地办了一些培训班。我到办得较好的清溪公社武术班看 了一下，乘机把我当年练的“第六路少林拳”拿出来跟他们交流，还给身边的 几个知识青年公开教了点太极拳，我曾给这些县城知青展示太极桩功，被他们 称之为“推不动的土机器”（其中跟我学得颇为像样的是时任县委书记边俊业 的儿子边疆，当时未见上级对此有任何干预，但可惜边疆的这个学习后来有点 “浅尝辄止”）。这时我的武 术体验，已经开始扬弃招式动作，进入夺位取势、劲力发挥的阶段（尽管仍然很不成熟）。80年代初特别是在电 ； ’ 影《少林寺》放映后的武术热中，我还利用探亲的机会应邀在湖南邵阳办过两期简化太极拳班，编有“七 星关节操” 一套配合太极桩功、步法，训练颇有名声，竟然折服了当地号称“最 能打”的一批习武青年，由此在当地的武术名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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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底我从湖南调回广州工作以后，又在拳友推动下依托广州 市太极拳研究会（现已经升格为太极拳协会）研习太极功夫，并在辅导站指导 过一些太极拳教练和爱好者的拳艺，还跟太虚拳、咏春拳和其他一些拳种的拳 友相互交流过拳艺，比较过其不同技击特点，并得以跟若干外来的武林各派高 手名家交流切磋。1982—1985年间，借助广州太极拳研究会向顾留瞥、杨振 铎、马岳梁、吴英华、孙剑云、李天冀、陈小旺等多位前辈名家学练各式传统 太极拳和太极枪，还特别关注有关推手技术，也分别跟这些名家高手推手摸过 劲，同时还以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武术知识为海内外拳友提供理论和技术的咨 询服务。这个阶段我在技术上体会较深的要领主要有：分出两点、明辨三节、脚 踩涌泉、重心入地、松腰落胯、命门饱满、尾闾中正、开胯护裆、以意导气、以 气运身。1984年正式受命组建广州太极推手研究组，自任组长，并参与组织广 州市第一届太极推手表演赛（后来组建太极推手会，我则由于不善交往而在挂 了一 “顾问”的虚衔后，事实上退出该会活动）。1985年则到广州武术馆任兼 职教练，正式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教授太极推手。在这不久后，甚至还被聘为广 州精武体育会的太极拳总教练，后来又被推举为中国武术学会第二届委员，受 聘为粤港多个武术团体的顾问等，居然成了远近知名的武术拳师（在民间颇有 名声，1989年拜访成都武术名人林墨根先生时，他居然在酒店摆了六席为我接 风，四席为我饯行；当时路过重庆，当地武林前辈吕紫剑先生也托人传话希望 跟我见面。在官方层面则除多次获得全国性和号称世界的传统武术优秀论文奖 外，2007年还获得广州武术协会五十周年武术成就奖），海内外均有不少爱好 者前来咨询就教（据说，在美国居然还有人打着“阮纪正徒弟”的招牌开班教拳）□ 虽然武术并不是我自己所学的专业，所有操作和探究其实也都一直处于 业余的“票友”水平；但后来我得以专业归口的机会，却神奇地来自这个跟自 己大学哲学专业完全无关的武术。从湖南调回广州以后，我参与筹建广东省建 材技工学校，协助主持全校 的教务工作；但由于工作过于认真，强调制度化的管理 方式，各方面要求较严，结果便把上上下下全都给得罪 了。1984年开始定班子时，学中国传貌武术文化论稿 校就一脚把我踢开。这时有人把我推荐到广东省社科院工作，但院党组研究后 曾明确答复说不要。其理由主要是这样四条：1.“文革”时代毕业生，书并没有 读完；2.—毕业就到农村，从未搞过科研；3.没有写过文章、发过文章，谁也 搞不清楚有什么水平；4.家属还在湖南，是个大包袱。假如我是领导，恐怕也 会作这样的决定。

机缘来自稍早的1983年，曰本福岗太极拳代表团访问广州，由市太极拳 研究会接待。该会拥有一批所谓“国际金牌教练”，其录像带还占领了香港市场； 但却是花拳绣腿完全没有功夫，害怕真的“以武会友”，于是便在市内征集“打 手”。基于我的武术“名气”，年轻时的拳友便把我推荐到该会，并受命牵头 组建广州太极推手研究组，训练推手人才和参与组织市第一届太极推手表演赛； 我的工作魄力不大而且办法也不多，但却相当的认真和执着，七拼八凑起来的 工作居然还算可以交差。接着组建广州市武术馆时，馆长李卓儒便指名要把我 调入；但我的武术基本上可谓是自学出身、票友下海、业余练拳、杂学旁收，属 于没有正式拜师不是门内嫡传、没有正规体育院校学历缺乏相关理论知识、没 有任何比赛名次得不到社会正式承认的“三无人员”，由此不好评定职称。我 表示很愿意为该馆工作，但为自己前途考虑，关系和档案则要另找可以解决职 称问题的单位挂靠。

李卓儒馆长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大地下党的，他的入党介绍人胡大钧恰好 曾经在广东省社科院哲学所担任过领导，而且跟时任社科院的院党组书记还是 潮汕籍小同乡，于是便请胡大钧为我做疏通工作。就这样，我于1984年底被院 党组否决后，竟然还可以“重新研究”调入该院哲学所；并几乎同时成为市武 术馆的兼职教练，打破原先门内个别秘传的惯例，开办广州历史上第一个面向 社会公开传授太极推手的训练班（前后办过三期），还长期免费为各种爱好者 提供武术咨询，不久又成了广州精武体育会的太极拳总教练，在武术界开始混 出一些小名气。我效法孔夫子的有教无类，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由此从学的 人员不但有社会青年、在校学生、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家庭妇女、少年儿童，而 且还有领导干部、公安干警、私人老板、外国专家，甚至还有几个专业的武术教练。

1984年10月底，我正 式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对中国武术的思考重点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从术科转向学科。在改革I 1开放的总体背景下，我的研究思路主要沿“变革中的哲学文化思考”方向展开。

我的武术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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