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同学发现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 个到校，在操场上手舞足蹈地反复比画。到了业余体校学习的后期，我在不少地方便开始赶了上来，居然还 培养对象之一，有人甚至还建 1960—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一度被推选为班上两个重点 议我去报考体育学院。到了 大家饿肚子的时候，上级体

委为了保证体校学员的健康，学员们的粮食定量不但一直都维持了每月30斤，而 且每次训练还给参加训练的学员供应半斤饼干。我连续多年每个星期天都坚持 去市体育馆进行训练；但到底什么时候离开这个班，则已经记不清楚了。

有道是“学无友则孤陋寡闻”，古代练功还特别讲究“财、侣、法、地” 四大条件，我学练武术也有几个比较铁的“哥们”。武术班中有两个跟我来往 很多的拳友，一个叫张煦阳，是知用中学比我高一届的校友，中学没有读完就 辍学当了省汽车修配厂的电工；当年的他是个小小的武术家，五岁开始就跟佛 山精武会的老师学拳，有专门的太极老师——弗山的区荣镇，练过鹰爪、太极、形 意、六合八法等不少拳种。当时每个月香港还有武术老师来广州为他辅导。张 煦阳的模仿能力极强，说起武术典故也显得头头是道，由此便自然地成了我的 小老师。另一个叫谭燮尧，是广州13中的初中学生，很有才气，但竟然一直都 没能考上学校，成了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青年；他后来跟张煦阳的妹妹结了婚，夫 妻一起自学中医并当了社会游医，改革开放后居然还摇身一变成了个“大气功 师”。谭燮尧是个非常活跃的文学青年，真正的博览群书，看过古今大量的武 侠小说，并且还极为熟悉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俄国、前苏联文学，也看过不少的 西欧和北美的近代文学。他关于“文学与生活”的议论开启了我对“武术与社会” 的注意，他对一些文学作品的评论则让我对文学了解的重点从古代转到近现 代，由此还促使我开始了对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和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关注（我的学习兴趣，由此也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人文学科）。张煦阳这时还 介绍他的朋友袁全给我认识（说起来袁全还是我在盘福路小学的前后届校友，受 业于同一个班主任），后来也成了我的铁哥们（他在本世纪初借助我加拿大表 弟的担保，移居加拿大）。袁全大约是从七岁开始学拳，是广州名拳师傅永辉 的入室弟子，腰腿基本功极好，各方面的理解能力也特强，学习成绩相当拔尖，当 时在广州市的武术集训队（20世纪50—60年代，他一直都垄断了省、市武术 比赛内家拳类青少年组的冠军；80年代初傅永辉曾经亲口对我说过，从50年 代到80年代，他徒弟中练得最好的就是袁全），1962年他成了华南工学院的 大学生，1979年还考上了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偏微分方程数学研究生，是 个非常高明的电脑专家。他 信息的高度敏感，后来对我 学知识很多都是从他那里听那数学式缜密思维和对社会 的影响也很大，我的自然科 来或受到启发的。当时我们

几个少年经常聚会，一起讨论武术的“学术”问题。

1959年的夏天，国家开始正式推广普及简化太极拳。省、市的武术协会联 合在沙面网球场开办简化太极拳的学生暑期普及班，只收5角钱的报名费，不 收学费。我于是第一时间赶去报名，每天早晨从越秀山脚盘福路的家中步行赶 到沙面网球场，跟那里主持教学的邓锦涛老师（侠拳名家）学练24式简化太极 拳，学完后又赖着不走，继续学练88式杨式太极拳，并悉心比较原先业余体校 所学，体会刚柔两种不同武术的主要区别。这个时期我还跟袁全等拳友相约一 起，分别写信向徐致一老师问艺，并多次获得相当详尽的回信指导。徐致一老 师回信说，袁全的理论基础很好，问题都提到点子上。我提的问题则大都围绕 在步法和腿法上面。朋友中还有一个叫“老洪”的工人，居然还跟姜容樵老师 联系上了（后来老洪还给我弄了一根练习用的长棍子）。在操作上，我们将主 要精力集中在太极桩功和推胸、推肩、推腹、推胯等基本功练习上，努力体会 劲力运行的得力和不得力，追求全身本体感觉的“功夫上身”。1960年我还尝 试写了第一篇武术学习论文《谈谈太极拳的步法训练》，并以“广州28中太极 拳学习小组”的名义，大胆地投给了《羊城晚报》副刊；结果则是很快被退稿了。我 这时确实还是很不成熟，达不到全面和准确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过，这篇早期 论文也体现了我对武术训练重点的理解和把握。

大约是1959年的秋冬，经济困难开始在全国蔓延，人们普遍感到吃不饱。为 了减轻人们的活动强度，太极拳于是被政府推荐为主要的课外活动方式。知用 中学的前校长张瑞权先生（这时已经当了广州市副市长）特意为知用中学的老 师请到广东省文史馆的岭南派古琴名家杨新伦老先生（直到30年后的1990 年，我才知道杨新伦老先生原来是20年代上海精武体育会派来协助成立广州精 武体育会的技击部部长），为老师们传授传统正宗的杨式太极拳（杨老师原先 跟李瑞东侄子李子廉学李式太极拳，后来到上海精武会跟傅钟文亦师亦友、用 太极五星锤与之换艺，互教互学又学练了杨式太极拳）。我也乘机跟在老师们 后面一起比画。杨新伦老师见我很努力，于是便叫我每个星期天上午到他家单 独辅导我练单推手。当时常去老师家练拳的还有钟锦章和孙德辉两个同学，他 们两人主要练套路，我则主要 练推手。杨老师当时很少给 我们谈理论，更多的则是辅导我们进行操作。他带我练推 手时进退的幅度纵深很大，而 旦只能跟着画圈，不允许硬推硬拨；就这样，我的腰腿功便初步地练了出来。这种简单的反复单推“打轮” 从1959年秋到1963年9月持续了四年，直到我考取了北大离开广州时才告一 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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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底，经北大生物系一个原是广州知用比我高一届的陈姓校友引荐，我 开始进入北京大学武术队太极拳组，跟随教练李秉慈老师进一步学练国家套路 和太极剑。但由于我自学的拳风太杂，动作并不规范好看，不能参加比赛拿成 绩（1964年的一次北京高校武术比赛，我搞了个自编的套路，裁判们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经会商后给了个7点多分，根本不能入围），所以只能 待在预备队里跟着比画。1964年底学校搞“四清”，借口没有钱要辞退李秉慈 老师。同学们便对李老师说，老师要走了，但我们还不知道太极推手是怎么一 回事，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李老师便利用临走前的一个星期介绍太极推 手。由于我有单推手的基础，对劲路的运行和变换多少有点体会，于是便利用 这个星期的训练时间速成学会了简单的双推手和活步推手，由此在推手上还出 了一下风头。老师离开北大以后，我居然成了队友们的“小老师”，不但指导 太极拳队的同学练拳，而且还兼过学校病号保健班的简化太极拳课。1964年底 和1965年初，我还借助“校际学术交流”的名义，到清华大学武术队学过形意拳。

1965年我们北京的大学生都要下乡搞“四清”，1966和1967年“文化大 革命”更是席卷全国，人们注意力全都给卷了进去，学校武术队无形解散；但 我由于“四清”时得了严重的肝炎，为了疗疾康复，于是仍然经常到学校武术 队活动的小树林里去练拳。

跟我一起练的还有生物系的几个女同学和物理系、技术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几个男同学（其规模确实要比“文革”前小多了），并不 见有什么人走来干预。1968年初为躲避北大的校园“武斗”，我住到清华大学 一个同乡的宿舍里，还跟一位浙江籍的老师学过太极棍。

同年底临近离开北大 前夕，经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推荐，到北京中山公园向一个老拳师（当时 没有询问姓名，据分析可能是杨禹廷）问过拳和推过手，体会太极功夫怎样可 以达到的虚空粉碎和空灵神妙；与此同时还到北京紫竹院公园跟一些练大成拳 的拳友交流过拳艺，吸取攻守进退、走位取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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