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文化传承的遗产保护和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都属于人们交 往性的公共领域，情况跟私人空间的自我修炼和自家受用并不尽相同，不过这 两大类型却同样没有产权交换的问题。以“产业化”为核心的武术体制改革，实 际不过是将武术完全交给资本支配。

用违反事物本性的方式去“发展”该事物是一种“用反”，然而传统道家的“用 反”是要返回本源，可我们现在的“用反”却是在推进异化。老朽并不否定当 今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但也不能无视全面市场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就 像开放文物市场结果是对文物保护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一样，开发武术市场同样 也会对传统武术延续造成极大的破坏。打比方说，讲求付出的自由恋爱是没有 什么“经济效益”的，但如果把它纳入可以“创收”的“性产业”，难道就可 以实现恋爱的全部价值了吗？就像卖淫嫖娼不属于爱情一样，舞台表演也很难 说成是武术。本来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还有200多种传统武术在流行，可在 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以后，除 代武术”勉强维持以外，现 仍然能够得以延续呢？多年是教育、文化，都无一例外地搞“市场化改革”去重新配置资源，这无非是将 原先由国家代表人民配置的资源全部交给市场支配，也就是交给金钱和资本支 配、交给资本家支配。资本本性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追逐利润可以完全 不择手段，这种逐利品性于是也就决定着整个文化的品格。可以推断，武术在 进一步交由资本支配以后，除若干歌舞升平的热闹场面外，其更多的后果弄不 好恐怕将是欺行霸市等有组织犯罪的黑社会横行，而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什么“传 统身体技术和身体文化的光大和复兴”。

4. 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到底如何“跟国际接轨” ?

与此相联系还有“跟国际接轨”的困惑。民族文化遗产的特质在于其独特 性而不是普泛性，如果一定要削足适履地用所谓“国际惯例”去裁判自己的民 族文化，那也就只能是取消其存在理由。其实“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由 此任何“普世价值”都得要以“个性表现”为前提。个性是开放和交往的前提，在 当今条件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里涉及不能采用异己的文化霸权话 语进行文化竞争的问题。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实需要一种走出自我中心的 文化自觉和文化反思，但是所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反思，又都是建立在对这种 文化真实内涵和客观边界的确切了解和把握基础上的。削足适履并消解自我，简 单套用别人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做好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 护工作。

在这里，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是：当今弱势文化的“现代化挖掘和开发”，到 底需要的是顺应“万能”资本（由此不惜工本地“引进外资”并形成外资依赖） 的利润主宰，还是加强传统文化本身的自我把握？事实上强势文化垄断了一切 之后，弱势文化就遭到了强势文化的同质化，内涵被强行剥夺，只剩下一具为 强势文化所随意摆布的躯壳。人们可以看到，时下在所谓“科学化、规范化、现 代化”和“跟国际接轨”的操作方式下，“现代武术”跟“中国文化”已经成 了毫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日益背离。所谓现代武术并不是用于应对环境、防 身护体、维权自保的传统个人技击技艺，而是在中西文化杂交后产生那西方化 了的“现代竞技运动项目”和“文化艺术表演形式”（其中主要包括体操式技 巧型的套路和拳击式对抗型 就像不用“八纲辨证”调理 出中药验方，不用水墨浓点透视去表现传统国画，不用毛笔笔法变化而用硬笔美术字框架去刻画中国书 法，不用传统腔调程序的唱念做打而用摇滚歌星的大声喊叫和肢体扭动去表演 中国戏曲，不用手工制作而用机器去大批量复制手工艺品。正所谓东施效颦、邯 郸学步，这时尽管牌子仍然依旧或者形态也还相似，但整体神韵和背后功能却 完全没有了。打比方说，马跟驴杂交后生出来那非驴非马的骡子，固然也有自 己的存在理由（“存在就是合理”，骡子具有吃苦耐劳特征而为人们喜爱），但 事实上却丧失了自己的生育能力，由此便也就无所谓什么是马和驴的“继承和 发展” 传统武术发展无需用西方模式来裁定和审判，由此传统武术发展中方向和 道路的自我选择便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至于这里的一些具体措施反而是细枝 末节。企图借助他人话语和异己方式去“发展自己”，这显然是个无法操作的 逻辑悖论，其必然结果只能是自我消解而不是自我壮大。这里还涉及人们所说 的“文化安全”问题。我们知道，“文化无先后，文明有高低”。文化的特征 在于其丰富和复杂的多样性，而不是话语霸权那不容分说的单一性，其判别式 在于客观的适应性而不是主观的先进性。而文明则由于设定了价值目标，可以 根据现状与目标的关系来讨论其先进或落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 独立（而不是外资依赖）是文化交流的前提，瓦解自己原有那比较独立的民族 工业体系和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让整个经济结构走向轻型化、单一 化、分散化和依赖化，由此把它变成世界最庞大的装配加工车间、最庞大的垃 圾堆填场和最廉价的雇佣劳动力市场，“只问所在不论所有”由此让外资“把 利润拿走、把GDP留给所在国”，这在文化上也就很难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和 表现自己的个性，只好跑到外国搞什么“消气外交”，或者努力进入联合国去 投“弃权”票。所谓“弱国无外交”，国际格局中的边缘位置、产业链条中的低端处境、世界市场中的不平等交换以及文化霸权话语中的失语状态，使我们 所有的“民族传统文化“都发生了变质和变味。

在当今资本主导工业社会那强大的“市场化”、“全球化”潮流面前，建立 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各种各样“民族传统文化”，恐怕都只能是“无可奈何花 落去”的。当资本的强势文化 —— 始终占领着舆论最高地并不 断地宣扬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时 483 候，弱势文化的内涵也就不 可能为人们真正所感知和理 解。不过，历史辩证法又揭示出与此相反的另一种倾向：资本为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本性，不惜牺牲整个 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单向度去获取利润和透支环境，结果便是带来无法逆转的资 源枯竭、环境污染、人类困境和生态危机，这反过来又制约了自身的所有活动 范围；资本运行内在的对抗性矛盾使其根本无法“自我扬弃”，只能让其对立 面壮大起来把自己颠覆。然而传统农业文明那保守的节约和循环观念，其背后 却有着关于“天时、地利、人和”、“生命、生活、生态”以及“春种、夏长、秋收、冬藏” 等多个层面交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生态意蕴,还有相应那操作者内在的“精、气”、表 现的“形、神”和功能的“体、用”之总体操控配置，由此尽管现在无法直接套用，但 却可以给未来全新的生态文明提供某种历史参照，并在涅槃再生以后仍可给人 以某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三）不同操作主体的不同道路分化

1.操作主体之目的决定演化路径

如前所述，包括“武术发展”和“发展武术”在内的武术历史演化都属于“社 会事件”，它所反映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武术“技术体系”问题，因而远远不 是“武术界”自身所能够解决的。由于社会利益和职能的分化，不同利益和不 同职能的操作主体其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是可以完全不同的。所谓“道不同，不 相为谋”，不同方向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或许完全可以交叉，然而其主体部 分却绝对不可能完全重合。现在还加上中华武术本来就边界模糊、功能多样，这 对于不同的操作主体来说，确实也就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至于具体到国内文化 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则还涉及这种文化历史形成的本性、所处国内社会历史环 境提供的客观条件，还有主事者的价值取向和操作目标这样三个方面的相互关 系。在这里，事物本性、社会客观条件等，都是不依主事者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历史性客观存在，而沟通二者所采用的社会运行方式，则要依赖于利益分化下 不同主事者的价值取向和操作目标，取决于这些不同取向、目标的相互关系和 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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