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表明武术文化的生命价值取向是直接的。就价值形态而言，传统武术着眼于防 身护体的使用价值，由此明显区别于现代拳击娱乐观众的交换价值。其基本任 务只是在于保护自己而制服敌手。它对敌手不但要求“击必中”（必须打到） 和“中必摧”（更要打倒），而旦还要通过打得巧妙和打得好看而让人能心服 口服，亦即全面制服对方以维系自身的生命安全，反对人前卖弄而获得暂时喝 彩，任何离开这核心的东西都只能认为是不实际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自然经济执着于生命活动的自我满足，而市场经济却 拘泥于操作产品的交换价格。自给自足与市场开拓对武技形态的不同影响是不 能忽视的。传统武术的实用和事功最终都可归结为整体性的生命维系和发展，不 把人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由此并不可以等同于身外财富聚敛的利润扩张。不 过这里还要知道，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是“种群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武 术就技术上说是属于个体本位，但就社会上说则仍然是种群本位）。有道是“强 国保种”，它所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整个种群“繁衍绵延的生存权”而不是资 本运行的“剩余价值索取权”。它那“重义轻利”所谓“正其宜不谋其利，明 其道不计其功”，还有“不爱其躯”的“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并非排斥一切 世俗功利，而是要求超越当下的一己之私，着眼于整个种群的根本利益和长远 考虑，由此义、利当为一体，强身泛化为强种，护体泛化为卫国，江湖道义高 于经济收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武术区别于西方武技“个体本位下社会约束” 那中国式“种群本位下个性 表现”，看到不同于西方武 人皈依上帝、忠君服役、妇 458 女崇拜、人身义务那中国武 人的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匡 扶正义、替天行道。


中国文化确实没有西方那跟神权对应的人权概念，但其核心价值却始终围 绕自身种群的生命绵延而展开。它没有西方人那种“每个灵魂都要单独面对上帝” 的前提假设，但却突出“天、地、君、亲、师”的无形约束，强调个体对种群 和环境、资源的责任。应该明白，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价值核心是表现为生 命存活的原始本真，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价值核心却是体现为财富聚敛的利 润扩张。建立在农业社会上的世俗功利是“人本”的，它强调“人”为主体，落 脚于生命进化、内向整合、自我维权、自家受用；而建立在工商社会上的现实 功利却是“物本”的，它突出“物”为主体，落脚于利润扩张、工具理性、聚 敛财富、依赖外物。这里所谓“人本”，不外就是简单直接突出人的自我满足、自 我完善和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而并不迂回曲折地依赖物的交换价值和支配作 用。马克思认为：“就现象形态上看，古代世界的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 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 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的确，在当代历史形态中 个人生存情境是完全被颠倒的，正是在这种历史性的商品——市场经济世界当 中，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个 人生存实际上必然转换为一种孤立的客体化“碎片式的生存”。在强大的“物化” 经济力量面前，个人生存倒成了微不足道的。市场经济自主发展，人则成了资 本实现利润的工具。这时生产的确在进步，财富的确在迅速积累，可是创造这 个世界的人却“表现为完全的虚空”。

中国武人所理解的安身立命当然不属越出底线的开拓创新，但也并不停 留在一般庸常的妥协苟活和自我麻醉，它更多的是追求潇洒自得和返回自我源 头，强调在维系生命安全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扬弃种种异化而回到 生命的本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 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由此强调武术操作中社会行为主客双 方“治身、应变”的互动和适应，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在艰难条件下应对 环境那安身立命、自我保存的生命智慧，并旦可以跟当代能承受和可持续的生 态发展思路相通。所谓“柔而不软、顺而不屈”，这种持续不断的韧性战斗精 神当是农业社会中“草根”的 生存战略：在顽石重压的严酷环境下，只要获得必要的温度、水分和阳光，便可以顽强地沿着石头的缝隙曲折地冒 出头来。它尽管“没有树高、没有花香”，但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孔子有云，“志于道、游于艺” 。尽 管武术技击在现实的层面只是一种操作性的功利之技和术，仅是日用百工诸艺 中的一种，然而却可以以技入道和以术载道进入超越性的精神层面，形成带普 遍性的生命智慧，由此强调以身载道和身体力行的游心遂志。其一些方面并不 像西方式文化霸权“唯科学主义”那样霸道，而倒是颇为类似西方后现代主义 解构形而上学的身体哲学，颇有那么一点反本质主义和去中心化的反叛味道。所 谓“大道至简”，中华武术的魅力其实并不在它博大精深、复杂多变的技术操 作体系，更不在那自吹自擂和令人目眩的神奇功力，而是在它自身背后所隐藏 那简约和直接的生命文化内涵。

有道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由此天地万物皆 可为我所用，但却并非专属我所有。指导中华武术技击的中国文化是种“内外 一体、天人合一”的生命文化，并不停留在自我中心的一厢情愿。它从自身的 生命体出发，面对非我的环境条件，由近及远层层类推，强调“生命、生活、生 态”三大系统相互关系的历史运行，着眼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协调，超 越自我和当下而顾及整体与未来。其养生、护体观念确实是以人的个体生命自 我保全为基础，然而却并不执着于区区自身臭皮囊的肉身不坏，而更关注于自 己整个种群的绵延和发展，包含某种轻生重诺和追求立德、立言、立功那“死 而不亡”的价值倾向。技击应对是植根于整体性生命之道的一种个体性存活之 法，是人类生命体新陈代谢的社会性生存之一种表现；其价值旨归集中在围绕 生命延续的整体性世俗功利，而并不天然无限制地走向身外那资本运行的利润 扩张。虽然中国的“人本功利”尚未经过社会化的洗礼，还没有进入“每个人 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但其自我保存的生命智慧却是不能否定的。内 外一体、天人合一绝不是一种僵死的等级秩序，而是操作主体跟包括敌手在内 所有相关因素的整体把握；而其中那中庸之道更不是什么折中妥协，而是操作 过程适时就势的因应制宜，二者同时服务于世俗功利的诉求，绝不停留在意识 形态标签上面。

3.中国武术的效用和效率，只是相对于自身的价值坐标和操作环境来说的

有人认为中国武术是低 效率和不实用的。这在某些 特定意义上或许不无道理，如果面对同一环境和同一任 务，简单便捷的操作路线确 实要比迂回曲折路线更具有当下的效用和效率。而当代所有武术套路的运动员事实上也根本无法跟散打、拳 击等一类运动员对抗。但是，攻占掠取和技能演示跟紧急避险、维权自保本是 几种根本不同的价值方向。效率和效用范畴从来都是相对的。利益范畴从来都 是“依自不依他”的。不同操作主体、不同目标任务、不同运行条件、不同路 径选择、不同操作方式、不同时效范围，其评价标准就很不一样，不同背景下 的不同事物当要有不同的考量方式，为人作嫁的“成就”恐怕很难说就是操作 本身的功用和功利。这里特别是作为背景的工业社会那一往无前、实力抗衡尺 度，就很难评价传统农业社会环境下的迂回曲折、技巧权谋效应。如果就当代 西方式的竞技运动角度来说，武术确实是不实用和低效率的；这就像对于西医 来说，中医也完全是不实用和低效率一样。还是借用前引严复的比喻：尽管牛 和马都是四足、食草的哺乳动物，然而打斗中牛用角抵、马用蹄踢；牛体还是 不能马用，马体也不能牛用。无论用牛耕田标准评价马还是用马拉车标准衡量 牛，都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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