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武体育总会之繁荣发展
民国初年,精武体育总会搬迁到王家宅附近的旱桥。诸多武林高手的加入 组成了阵容强大的精武教练队伍,再加上严格的训练,使得习武者的技能快速 提升,精武体育总会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民间掀起了习武之风。当时的南 洋公学、中国体操学校、商业学校等都邀请精武教练到学校教授武术。与此同 时,精武分会在香港、绍兴、松江等城市纷纷设立。精武体育会历经重重阴 霾,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精武会章程、教练员条例、学员规范等规章制度 先后颁布,会旗、会徽和服式逐步定型,精武体育会在发展中逐渐趋于完善。
191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摧毁了旱桥会所。危难之中,陈公哲将自 家在虹口区提篮桥倍开尔路73号的旧宅献出,作为精武会新址。至此,主张 “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会正式定名为“精武体育会”,会所内挂 霍元甲遗像,尊他为“精武元祖”。此时的核心领导人物是“精武三杰”一 卢炜昌、陈公哲、姚伯蟾,之后陈铁生加入精武体育会,成为“精武四杰”。 此四人作为中坚力量,致力于精武体育会的发展壮大。
陈公哲[1] (1893-1961),广东香山人,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守 真书院、复旦大学。陈公哲文武双全,多才多艺,著有《精武会五十年》《测 光捷径》《哲氏计光表》《一笔行书钢笔千字文》《行草章法》《行草神韵》 《行草集成》等书,考古发掘文物总数达250多件。他是对精武体育总会的发 展有突出贡献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一直为精武体育会的发展和维持提供经济 上的支持。在他与同人的努力下,精武体育会遍及全国,还发展到东南亚各 地。1927年,他在南京政府任职,因感无法施展所长而离开政治圈子,后迁 居香港,潜心考古著书。香港沦陷后迁回内地,执教书法。1953年在香港任 精武总裁,出访南洋各地。1957年应邀参加全国武术观摩大会和广东首届武 术观摩大会,并捐献个人设计制造的比武护身甲。1961年12月脑出血病发逝 世。为了精武体育会,他倾其一生耗尽自己的精力与资产。
卢炜昌(1883—1943),广东省香山县人,精武体育会创始人之一。他毕 业于上海汉堡黎英文书院,原为礼和洋行职员,结识陈公哲后,被聘为陈公哲 的新瑞祥(陈公哲公司之一)五金号经理。1911年,他与陈公哲、姚伯蟾重 建精武体育会。1923年,他作为全国武术大会的发起人之一,同年任精武附 设体育师范学校校长,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委员。此后,他一直主持上海精武体 育会工作。1936年因参加李济深、李宗仁发动的两广事变受牵连,1938年被 国民党政府以“日特嫌疑”名义抓捕入狱,后死于桂林狱中。他著有《少林 宗法》《少林拳术图论》等书。
姚伯蟾,生卒不详,江苏省吴县人(今苏州市),民国时期上海颜料业巨 子。精武体育会创建的筹备人之一,也是霍元甲的第一批学生。在精武体育会 的完善健全和稳步发展阶段,他功不可没。
陈铁生(1873—1940),原名陈铁笙,字卓枚,精武体育会书刊主编人员。 幼时家室富有,擅文学、书法,精音乐,曾任《天译报》记者,晚清时参加同 盟会。由于体质差,不到40岁走路就需要拐杖。1916年加入精武体育会,开始 习武,表现突出。主编《学生杂志》的“技击丛刊”,是《中央精武杂志》的 主要编纂者,编著有《谭腿》《达摩剑》《会战》《五虎枪》《童子军棍术》《精 武》《精武本纪》等十余种书籍。1935年去广州,1940年在澳门逝世。
三星会旗[”:代表精武会以德、智、体三育为宗旨。三星由上斜落,依 次为黄、蓝、红三色。三星代表荣誉,武术训练两年为一期,从黄至红依次晋 级;又源于三色色素之源,相加为黑,相除为白,寓意在社会的大染缸中,青
年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乃秉承三育之青年子弟振兴中华的理念。
三星会徽[1]:取盾之形,为防守之意。武术所以保身卫国,非以攻人, 故精武之戒条有“不准以我之拳头加于同胞身上”,犯此者非精武信徒。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社会掀起新旧思潮的交锋,随之引发土洋体育 之争,具有民族特色的武术在这一时期备受关注。国内各地精武体育分会纷纷 成立,海外分会也陆续创建。当时还成立了精武附设体育师范学校。与此同 时,精武体育会注重扩充学科,改良形式,使得会务不断完善。当时的武术套 路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派系,他们努力打破拳术门户之偏见,拳术兵器 各列出名目或者画出分解图,编配口令,统一教授。开始注重德、智、体三方 面的共同发展,借用科层制度完善组织机构(图21-1),除武术和音乐,又设
T技击出版社部]n技击主任]_[技击教员]
T励志团| [武器主任]
- —■[袖标主任]
安步团I 4弓箭主任]
女子模范团]
-[健儿团] 技击部、兵操部、游艺部、摄影部、文事部、励志团、书报室和体操部 等[1],欲把精武人培养成体魄强健,有知识,有修养,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人才。[ ]
各地精武体育会“以国术为根本,以武德为皈依”。据统计,当时国内外 成立的精武体育会将近60个,会员多达40万人,这个时期成为精武体育会的 大繁荣时期。
广州精分会成立之后加大宣传力度,南洋侨商,曾多次发函广州分会详询 内容。1919年罗啸敖为重建广州坤维女子学校,前往马来西亚,带了《精武 本纪》《国术丛书》等许多精武体育会的宣传资料到南洋进行宣传。1920年7 月,陈公哲带领他的第一个女弟子陈世超与罗啸敖、叶书田、黎惠生组成 “五特使”下南洋,先行越南、再行新加坡等地宣传,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侨商 的支持和敬仰,为日后在这些地区创建分会奠定了基础。之后,陈公哲、霍东 阁等一批人经过不懈努力,终在越南、新加坡诸国陆续办起精武体育分会。这 些海外分会大多保留当年上海精武总会的传统,称霍元甲为精武元祖,挂霍元 甲像,教习拳种及会旗、会徽、宗旨、章程等基本没变。
三、 精武体育总会之维持阶段
1924年全球经济滑坡,中国经济亦难以幸免,陈公哲的生意逐渐亏损。 尽管如此,他坚持投资维持精武总会,然“厄运连接而来,个人不景,影响 及于精武不景,此皆由精武实业尚未获得稳定基础关系也”[3]。其间精武体 育总会也取得了一些小成绩:陈公哲、陈铁生、姚伯蟾三人,受张之江诚挚邀 请,协助张之江办中央国术馆、训练京警、协助国术考试等。后来,精武体育 总会的两位领导人陈公哲和卢炜昌在思想上逐步出现分歧,最终陈公哲退出总 会,卢炜昌主持总会工作。自1924年到1939年,精武体育总会无大建树。抗 日战争期间,精武体育总会风雨飘零,一度与海外各分会联系中断。抗日战争 胜利后,百废待兴,仁人志士虽有立旗之急切,但无奈于满目疮痍的现状。
四、 精武体育总会之复兴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让有志之士看到了光明,精武体育总会走上了复兴之 路。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后,精武体育会继续积极发扬“爱国、修身、 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
受众人之托,陈公哲以精武总裁名义向各分会提出友善互信的倡议。1951 年陈公哲代表中国武术界率会员及武术界数十人会见美国拳王路易。1954- 1957年间编“精武国操”,起草比武规则、创立“刚柔一元论”。1956年,精 武总会归区体委管理,重大活动由政府给予经费补助。(位于北四川路福德里 30号,建于民国十一年的一座以“中央精武”命名的中央大会堂便是当时由 政府出资扶持修葺的。)1960年、1962年马来西亚分会会长曹晓辉先后两次访 问上海精武总会。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即将走向复兴的精武总会事业再次搁浅。 “文化大革命”期间,精武活动基本停顿,会名一度被改名为“要武体育馆”。 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精武活动才得以再度开展,主要承担组织市、 区级武术、拳击、棋类等赛事。1983年精武体育会恢复原名。20世纪80年 代,共举办了三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分别是霍元甲逝世75周年的纪念会和 两次建会周年纪念活动。与此同时,精武总会与海内外分会恢复联系。1984 年初,由沈文彬、陈内华等负责成立了 “精武理事会筹备会”,并着手进一步 开展恢复会务的各项工作。各项会务活动的恢复,使精武体育会发展进入新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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