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灌输的技能训练涵 盖不了自我主宰的身体暴力，肢体冲突的当下应对不 能等同于身体技能的经验传承。武术和体育同样依托目的 性的身体训练，然而其训练目的、手段以至过程特征等又都是有所差别的。从基本任务看，体育的核心是 “育体”，其作用对象为操作者自身之“体”，任务则是通过恰当的肢体训练，着 眼于操作者自身体质体能的培植、养成和提高。活动中不但操作主体和作用对 象“主客同一”，而且效应上还要顺应主流社会的客观需求。而武术的核心却 是“技击”，亦即一种运用特定技术以解决肢体冲突之“击”，其作用对象则 是操作者的可能敌手，主客完全分离，着眼于操作者紧急避险中“防身护体、制 人取胜”那随机性的肢体应对功能；所谓“侠以武犯禁”，历史上技击行为大 都归属于反社会教化一般要求的。就运行方式而言，西方式体育的身体训练属 于体能和技能的社会化培育，（所谓“向受教育者传授健身知识、技能，增强 体质，培养自觉锻炼身体习惯的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强 调基础性的“体”（体质、体能）和“技”（基础技能），大都为外部灌输和 培植的身体操作规范，具有单项技能（如肢体的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等性能） 那标准化和程序性的特点。但武术训练更多的却是操作者自我品性和应对能力 之内向修炼，讲究个性化和综合性的“技”（技巧、技艺）和“功”（总体功 力即实践能力），重点却是内向的自我体悟和潜能挖掘，具有综合性和独特性 的品格。尽管二者可以同为社会教化，而旦任何身体教育都必须通过个人自觉，所 有自我修炼也得要在社会规范内进行，但社会性的身体教育和技能养成又确实 无法涵盖或取代个体性的自我修炼和肢体应对，而另一方面个体性的自我修养 再好或应对能力再强也未必都能全部符合社会教化的一般要求。这就使武术跟 诸如窿子、跳绳、秋千、蹴鞠、拔河、龙舟一类非直接生活实用的“中国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明显具有很不相同的性质。

肢体技术的掌握必须要通过身体训练，武术跟体育都同样是具有教育意义 的身体训练，然而武术着眼点却是个体应对的“击打之技”，而不是经验传承那“育 体之事”，暴力性的肢体冲突应对技术并不等于非暴力的社会教育培训活动。应 该明白，尽管武术训练具有明显的身体教育属性，然而其手段上之自我修炼和 目的上那技击打斗（既讲“反求诸己”，又要“施之于人”），却跟一般的体 育本质和内涵完全相悖。就核心功能而言，体育落脚于“教谕”，是练习者各 项身体技能的基础性“经验 术落脚于“应对”，却是肢 “当下反应”和“生命维护”。换体之事”，属于“人类以自身身体为改造对象的身体练习”，无法涵盖“以技行击” 应对外来侵犯那“击打博弈之术”。体育着眼于身体技能中非遗传信息的历史 传递和养成，但武术落脚的却是肢体冲突时当下应对的紧急避险和自我防卫。二 者尽管联系密切，自我防卫必须要以身体技能为操作前提，但毕竟无法混为一 谈。其实，中国古代并没有体育这个范畴，与此相近或交叉的功能性概念是养 生、修炼、武功和嬉戏、游艺、消遣。它们跟西方式体育一样都是广义的“身 体教育”，都是通过身体训练和身体活动去改善和提高人体的身心协调能力和 状态，由此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人的活动技能以获得社会认同和享用身体的自我 娱乐。但西方式体育更多的似乎是偏于外在体质、体能和专项技术的一般性训 练，强调“更高、更快、更强”以超越当下身体极限，主要靠消耗能量以表现 生命（这点跟竞技运动完全一致），而中国的养生、修炼、武功和嬉戏、游艺、消 遣，则更多突出内向进行（而不是外部灌输）的自我心性修养，着眼于身心、形 神的个性化自我调适，讲究性命双修、变化气质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目的 却偏于节省能量以延长生命。

就操作运行过程来看，人的实践都是有意识、有目的之具体操作活动，不 同理论指导下的活动性质自然也并不雷同。武术的理论基础，也并不就是西方 式体育的那些生理学、物理学和营养学（尽管它在事实上并不违反而是要符合 这些学说所反映的客观规律），而是所谓固本培元、蓄能炼气、返璞归真一类 的传统养生修性理论（这是一种区别于西方学术的中国式人类活动生理解释系 统），此外还有攻守进退、奇正生克、成败利害一类暴力冲突处理技术理论。在 古代中国，养生修性是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体现在伦常日用的各个方面，由 此形成整体性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讲究“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并不像西 方近代那样把身体训练从生产和生活中划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活动领域。中 年武术有着很强的养生和修性功能（追求“功夫上身”，并要求“以身载道”和 讲究礼仪，突出“本体、功夫、境界”的三位一体），其中的太极拳甚至还反 复宣称“详推用意何为准？益寿延年不老春”，并运用其特有那“用意不用力” 的“意识体操”训练（但这仍然是用以应对环境那意、气、形三统一的“内劲” 应对训练，表现为调控整合身 心两端的自我意识，由此明显区别于冥想和静坐一类纯心理内向的“意识体操”），表现出极强的“身心合一”、“性 命双修”之养生文化意蕴。然而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整个中华武术，其基本的技术内涵却又主要是应对敌手那 攻守进退的性命相博，其内向修炼的结果却是用来应对环境的生存竞争，这不 但要伤及对手，而且一定条件下往往还会累及自身，由此特别强调在既有条件 下怎样去节用和巧用自身的体能和技能。这里表现出的一些辩证现象是颇有意 思的：建立在身心分裂假定下的西方体育由于“改造对象是操作者自身”，这 就使训练过程和应用过程大体同一，然而这也使体育活动从人的曰常生产和生 活中分离开来，由此构成一个独立的活动领域，不过这个独立的领域最终却又 是用来适应社会需要的。而讲究身心一体的武术修炼，却因为“操作主体跟作 用对象的不同”而让训练与应用分开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训练讲“扬短避长” 的弥补短板，应用却要“扬长避短”发挥作用），但它却始终依附和融汇在人 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讲究“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并把这不同的两个活 动领域仍然汇合到“自家受用”上面。

武术的出发点并不是西方式“灵肉两分”假定下对生命载体那体能和技 能的教育和训练，而是对“身心合一”自我体悟那生命整体的超越和提升，由 此突出区别于一般状态之独特的“功夫”和“境界”。于是武术训练也就并非 只是“外在”的身体“招式动作”组合，而是特别讲究“内在”意念主导下整 合内外资源而达到“随机应变”和“得心应手”的“劲附招而行”。它将后天 习染所形成的“拙力”作为文化改造的对象，以“用意不用力”的“跟空气作 战”和“与自身较劲”作为练习手段、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作为进阶道路 的“力的文化建构（劲路或劲道）”。特别是在技击应对的“劲路”系统中，以 “弱者文化”作为文化源泉，其着眼点也并不在于单一向度“力量绝对值”的 增加而是在于“不同力量相互关系态势之变换”。由此不仅形成“练法”中由 弱变强、以慢练快、化死力为活力的训练方法，形成“打法”中手慢打手快、无 力打有力、弱者胜强者的理想效应，而且还形成“演法”中体现身心合一、形 神兼备、天人相应、体用一如那种“同合大道、大化流行”的潇洒自如，用身 体语言诉说一种经由行为而不断地向世界开显和生成那“生生不已”的生命活 动。由此形态上先天的“勇与力”走向后天的“技与巧”的同时，又从后天的 回到先天原始的无限可能。在 术要素既是训练方法又是实 为懂劲”，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弱、胜、负等在事实上都不是绝对的，其背后实质在于对“天时、地利、人和” 运行的整体把握和系统控制。“不用力”而利用力和显示力，柔弱可以胜刚强，这 在武术技术上当是可以用身体操作具体体现出来的。这么一套修炼方式和应用 技巧，明显跟西方式的体育理论不符。由此“自我中心、费厄泼赖、更高更快、做 大做强”的体育精神，也指导不了 “随机就势、舍己从人、扬长避短、避实击虚” 的技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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