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武革命，顺天应人。”总之，《周易》理论中贯穿着一条探讨如何“从无序到有序” 的决策管理思想，致力达到阴阳相应、刚柔相济、协同配合、和合得宜的“太和” 最佳状态。它是在运动变化中去寻找这种“最佳状态”，并旦极为讲究按照时 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 事制宜”的。这就是说，它并不是把“太和”境界看作既成的事实，而是看成 是有待争取的目标。这目标到底能否实现，则取决于行动主体的行为。因此，它 根据“时”、“中”、“位”、“势”等这几个基本观念去阐发自己一套独特 的预测、决策和管理、控制的思想，其中蕴涵着极丰富的“中国式智慧”，确 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武术操作特别讲究“该出手时就出手”，这里所谓的“该”不但包含了伦 理道德要求的“应当”和“必须”，而且还包含了技术操作到位得势的“恰当” 和“适宜”。有道是“功夫好练，火候难求”，所有武术理论都特别讲究法于 阴阳、明辨位势、因应环境、顺时就序、把握火候、讲究适度。它比附《周易》 关于“时”、“中”、“位”、“势”的要求，而阐述自己在时间节率、空间 方位、动作规范和变化可能上的基本特点和操作要领；在演练时，尤其注意动 作上的不偏不倚、随曲就伸，劲路上沾粘连随、不丢不顶，原则上的物来顺应、舍 己从人，在随机应变中讲求知几、顺变、准时、到位、循序、就势的“我顺人背”。由 此，武术技击要求我对敌要封、逼、拿、闭以求落实，敌对我则引、避、走、化 让其落空，把“最佳追求”跟“适度原则”统一起来，反对扁抗丢顶的失衡无坏敌手各个方面平衡那“制人取胜”技击要求的高度统一。因此，武术家练功 过程大多讲求“循规矩而脱规矩，脱规矩又合规矩”的潇洒和谐，即追求一种“从 心所欲不逾矩”的神明状态。

中国传琉成术文化论

有意思的是，武术运动本来是以身心失调、人际冲突为前提的。但是它在 “周易”精神的指导下，却以形神兼备的个体和谐、崇德尚礼的人际和谐、物 我一体的天人和谐为目的，全面体现了从易开始那“无过不及”和“无可无不 可”的泛和谐取向，并由此成了一定条件下解决失调和冲突的有力手段。基于 从易开始的文化心理和象征方式，大多数武术套路的编排都有一些相对固定的 象征程序：其起势讲究负阴抱阳、面南背北，崇德尚礼、居左虚右；其段（趟） 强调阴阳转换、左右往返，周而复始、曲折迂回；其收势表示无往不复、有始 有终，故土难舍、落叶归根。这些东西在整体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和 无意识。

2.附于兵

兵法为拳理的第二个支柱,它给武术活动提供技术结构支撑和战略、战术、战 斗指导。我们知道，中国兵法成熟很早，西方同期并无成型的军事理论。所谓 “兵武同源”，作为一种技击技术，武术必须面对敌我关系，由此曾经长期附 在军事中的“兵技巧”（即单兵作战武器技术）里得到发展。《孙子》云：“战 势不过奇正……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中华武术通过跟易理同构的古代 兵法那敌我主客、攻守进退、虚实刚柔、胜败利害、奇正生克等一系列对待互 根的范畴，来建构自己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攻防格斗技术；把我国古代兵法中行 军布局、示形造势、随机应变、避实击虚的那套克敌制胜原则，具体化为各种 招式劲力的操作要领，完成了从兵法到武术的转化。

诚然，作为个体对抗的武术跟作为群体对抗的兵法，本来就具有不完全一 样的因素；但其敌我关系的基本结构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任务，却 又是完全一样的。由此，兵法和武术都以攻守进退的战斗技术方式展开，并同 样具有敌我双方生死存亡的结果诉求，于是拳理与兵法同构。在以体力驱动冷 兵器的古代战斗形态之中，单兵作战的技击技术始终是群体作战的基础，而那 时的作战兵器同时又是武术器 械。于是，古代那些对战斗过程作整体思考的兵法，自然 也就成了 “兵技巧”之武术的一个理论基础。武术理论把' '人体心身躯体各个方面比喻为君臣、将士的关系，把整个人体比喻为一支军队，并有跟军队大体相似的对 心理素质和社会武德的要求。至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军事“兵道”要求，跟个 人生活技术的“武道”考虑，也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下面，我们仅就中国军事兵法与武术技击中战略战术和战斗过程几个最基 本的原则，作点简要的比较分析。

• 知重于兵

中国兵法突出上兵伐谋、运筹帷幄、庙算智取、知重于兵，由此讲究审时 度势、料敌先机、知己知彼、因敌制胜。这是一切竞争和战斗的首要出发点，是 发挥操作者主体能动性的基本前提。

“知重于兵”是处理冲突的操作前提。我们知道，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 并能自我觉解的社会存在物,人的实践不外是_种有意识、有目的之操作行为，人 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某种思想认识指导下谋而后动的。但问题在于任何操作又都 不可能是自我中心的。战斗是在极为复杂情况下敌我双方各种因素活力对抗的 博弈过程，而旦这些情况，还经常处于假象掩蔽和无常流变之中。所有战斗最 终的胜负，又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来不得半点“情 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主意多”的主观主义。在这里，战斗力量的拥有还不 等于战斗力量的运用，而旦敌我双方战斗力量的强弱又总是相对的；在犬牙交 错瞬息万变的复杂条件下，为了取得战斗胜利，也就必须走出自我中心，研究 敌我双方时空运动的力量对比和发展态势，把握对方的意图，在知己和知彼的 情况下因应敌情、随机就势、扬长避短、掌控主动才行。所以《孙子兵法》极 为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 胜者谓之神。”

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这意识活动中，首 先讲求坚定正确的价值方向、全面准确的情况把握、整体综合的利害权衡和刚 毅果敢的行动意志,涉及心理活动的认知、判断、决策和意志、个性等多个方面。战 斗中物质力量的对抗必须依托精神力量的调控。这是一种“知重于兵”的战争 认识论，强调内外各种关系性“信息”是战略和战斗行动的基本依据，揭示“信息” 活动在战略决策和战术管理  中的关键性地位。“知”的问题贯穿于整个战争的全过程，因此中国兵法特别讲究“庙算”、“运筹”和“用间”。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对“己”和“彼”（即对抗双方的各种力量因素以及各种相应的环境条件）进行综合比较，权 衡双方的优劣长短和流变中的现实可能性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讲究知 常、知变和尽知、先知，即从战争的普遍规律与战争发展和变化规律的关系，从 战争整体的时空结构与时空竞争的关系，多层面地去把握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在 中国兵法中，知己知彼、知常知变、尽知先知三者互相包容又互相补充，既讲 “两点论”又讲“重点论”，追求战场上有利于己方的“单向透明”状态。三 者以知己知彼为核心；知己知彼主要侧重于知彼，知常知变主要侧重于知变，尽 知先知侧重于先知。

儒家文化倾向于重行轻知，突出践履笃行，可兵家实践却讲究上兵伐谋，强 调知重于兵。任何实践都是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的操作行为，而并不是情感冲 动下的非理性行为，因此必须提高操作者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当然，所有战斗 都是实际力量的博弈，我们绝不否定力量对比在冲突中的基础性意义，但问题 在于这种力量的博弈到底是如何进行和变化的。在这里，多谋善断是主体能动 性的必要条件，而主观盲目性跟主动性是绝不相容的。毛泽东说：“指导战争的 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 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 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 武雄壮的戏剧来。”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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