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之交，在黔东南地区由包利、红银等领导的雍乾起义；乾嘉年间，在湘黔交界由石柳邓、吴八月等人领导的乾嘉起义；咸丰、同治年间，黔东南、黔南 等地区由保禾、张秀眉等人领导的咸同起义和杜文秀、李文学等领导的回民起义，其反抗事件之多，规模之大，斗争之惨烈，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些农民起义的地点都是以本土为根据地，其斗争的目的，也是保家卫士。 就是在农民起义势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他们固守的仍然是自己的一份家园，而没有把战果扩大到内地，表现出了十足的乡土性。正如罗文彬在其《平黔纪略》 中所讲：“黔为天下之最贫，贼亦天下之最劣。苗贼地广而众，然并无长技远 志，意在争土田。”①

面对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滇黔各族的反抗同样是被动而起的。当帝国主 义以探险、考察、游历、传教等方式进入到滇黔之地的时候，滇黔人民总是像接待朋友一样和善地对待他们。如果没有滇黔人民的善良和好客，也不可能有约瑟夫•洛克等一批外国人的科学成就。如洛克每次外出考察，都由六七名全副武装 的纳西族武士随行。但当帝国主义露出他们的狰狞面目，并把毒爪伸向人民的时候，滇黔各族总能奋起反抗，血洒疆土。如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发生的马嘉理事件中，当地群众在遭到生命安全的威胁时才奋起将马嘉理等人打死。

滇黔武术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民主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民族精神几乎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习武本意首在保家，而当这种家的意识扩大时， 即到宗族及民族遭受危难时，这种保家意识就会升华为捍卫宗族繁衍、民族存亡的民族爱国精神。②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榨，武术志士奋勇而起，他们用自己的一双铁拳及刀、矛、弩弓、棍等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国家的每一寸领土。他们从习武的卫家护族的狭隘思想升华到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惜以自身血肉之躯抵御外敌的枪炮火器，其行为英勇悲壮，令人可歌可泣。这是滇黔武术渴望和平，面对强压不得不出手，敢于反抗压迫、勇于战斗的文化心理特性。滇黔涌现出的众多不屈不挠、以身殉国的武林英雄人物，谱写出了惊世骇俗的伟大壮举，已经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章小结

滇黔武术文化既是中华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具备中华武术文化的总体特征和基本内核，与其他部分有着许多相通的共性。但是滇黔武术文化既区别于其他地区，乂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它是独立的一元，是由许多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所组成的。因此可以说滇黔武术文化的第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多样性。而它的这个多样性是由其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民族等多样性造就的。滇黔武术文化的第二特点是边缘性。滇黔民族文化处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文化类型的交汇带。这种边缘性表现在武术文化上主要体现在：武术寓于狩

①（清）罗文彬：《平黔纪略》卷一，8页，贵阳，贡州人民出版社，1988。

② 李占远：《岭南武术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博士论文，2010。

猎之中；配乐演练，武舞合一；巫傩色彩浓厚；套路短小，随意性强，动作原始 朴实等。第三个特点是和融性。滇黔民族文化是以一种亲和的尊重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在武术文化上，滇黔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的流动交往中，同样善于学习不同的民族武术来发展、丰富自己的武术文化，做到“和而不同”。与其他民族交流越早越频繁的民族，这种现象也就越突出。第四个特点就是山地性突出。滇黔地区地处云贵高原，高山峻岭林立。这一地理环境，使滇黔先民不得不创造出各种适应山地作战的技艺。“拳打卧牛之地”就是创造山地武术的理论依据。纵观滇黔武术的技法特点是，其运动路线以梅花步、菱形步、四方步、七星步等为主。虽然套路不同，但大都是打四方。腿不高踢，手法密集。山地特色非常浓厚。

滇黔武术文化是滇黔地域内历史沿袭、积淀而形成的一切与武术有关或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的有机复合体。滇黔武术外在的技术特征是生活在滇黔地域内的习武者在其地域内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长期影响下渐渐凝聚起来的在拳种风格上的表现，其内隐的是滇黔武术对滇黔自然、历史人文环境的适应以及滇黔地域环境在武术文化上的折射。滇黔长期远离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带，“文教晚开”，在武术文化上也表现出远儒的特性。其在滇黔武术文化的重要表现就是滇黔武术套路的起势、运行路线、套路的非定式化和动作名称的非名称化，地域文化特色非常突出，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符号。其武术文化特征形成有着深层的文化心理，并有着强烈的外部表现。滇黔武术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民主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民族精神几乎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一、滇黔是我国武术最早的萌发地之一

滇黔出土了距今800万年前的云南禄丰腊玛古猿，亚洲最早的距今170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元谋人”，以及晚期直立人“黔西观音洞人”、早期智人“水城人”、晚期智人“兴义人”等等，这里人类的进化过程遗迹与中国其他地域相比更系统、更完整。同时也出了大量的石刀、石斧、骨微、石箭筑等原始兵器。 元谋大墩子遗址墓中有的人中石箭镰而死，有的人上肢或下肢被砍断后而葬，这说明弓箭已经出现在当时的狩猎或部落争战中，同时也说明这些古人类在与野兽搏斗，与其他族群竞争中促生了武术的萌芽。新石器时代的沧源岩画上的兵器舞 更是提供了形象的搏斗场面。元谋人早于众所周知的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 等一百多万年。因此，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滇黔是我国武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二、山地特色浓厚

滇黔地处云贵高原，绝大部分地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面坎坷不平。为了生活和生存的需要，滇黔先民不得不创造出一种适应山地作战的技艺。“拳打卧牛之地”就是创造山地武术的理论依据。滇黔武术极讲究下盘稳固，讲究上肢不论如何运动，下盘均须稳如泰山，体现了滇黔武术的稳扎稳打、落地生根的特点。滇黔拳种多属短打型，动作弧度较小，多手法，多短打，少腿法，姿势低矮，重闪展，变化多，运动活动面小，动作紧凑，跳跃动作较少。从运动形式上看，方位性较强，以走四门、梅花步、菱形步、四方步、七星步、十字步为主，山地特色浓厚。套路一般短小精悍。器械技法多为近身动作，极少放长击远和大 扫转动作。器械多以单练为主，对练不多，表现出适应山地农耕生活的特点。

三、以舞演武，滇黔武术拳种的艺术色彩浓厚

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这里的民族有更多的时间与心情去从事武术文化方面的活动。如滇黔大量武舞的出现，就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滇黔民族能歌善舞，有 “歌舞之乡”的美誉。滇黔武舞种类繁多，遍布全境。彝族、纳西族、布依族、 壮族、哈尼族、景颇族等众多民族的武舞大多起源于古代战争，它们以威武雄壮的气势，较好地表现了滇黔各族人民的尚武之风。滇黔民族在演练武术时，几乎都以乐器相伴。傣族、景颇族、阿昌族、拉祜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武术表演时都以象脚鼓伴奏。哈尼拳表演或比赛时，除有鼓外，还有钱、镣等乐器伴 奏，或唱山歌、吹叶子伴奏，随着乐器或歌声的节奏，决定动作的快慢；彝族练武时，配以花鼓、锣、叉、喷呐等乐器，入场时，演练各种兵器的男子跟在 “狮子”后面热闹非凡。滇黔民族的武术本身，也大多有艺术色彩，如傣拳柔美细腻，哪怕就是双方对练时也一般不进行身体的接触，只是点到为止，有着 “凤凰拳”的美称。苗族芦笙拳、布朗拳等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该地域中颇具影响的沙氏拳精美绝伦、韵味十足，充分体现了 “舞”的风采。

四、移民推动和丰富着滇黔武术的发展和内容

内地人特别是掌握着武技的武术家、军人和懂得武器制造的工匠的迁入，对滇黔地区武术的传播、发展与提高所起的作用巨大。现今流传在贵州黔东南州的吴氏蚩尤拳的传承人吴盛于800年前在清水江边的天柱县远口定居下来，并将荆蛮古传蚩尤拳传承给了后代。贵州安顺鲍家屯村民世代相传的鲍家拳，是洪武二年（1369年）鲍福宝由安徽徽州府歙县带到鲍家屯的，已经在这里传了22代。 流传在石阡县的“虎皮孙向流派拳”是李普庵于明代中叶从江南因避宦官魏忠贤杀戮，逃匿人黔，隐于石阡双溪屯，家传至今四百余年。抗战期间，从内地迁入滇黔的武术家更是数不胜数，如沙国政、何福生等，这些内地武术家的到来， 对武术在滇黔地域的交流和传播以及滇黔少数民族拳种与风格的形成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巨大作用。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武术拳种，如白族拳、傣拳、苗拳等都可以找到内地武术拳种的影子。体现出白族、傣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武术和汉民族共同创造了该地域武术文化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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