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黔大多数武术拳种不论是徒手或是手持器械行进的方向一般是先向前运动，其运行路线为“十”字形、“品”字形，以走四门为主，最后打回原点收势。器械练习则左右手兼练，起势时右手持械，练完右手后，然后左手持械，强调双手的同等重要性。滇黔在器械种类特色上表现为多为日常生产工具，如棍棒、条凳、长刀等，从器械的技术风格上表现为动作刚猛的实用器械。刀和棍是滇黔地区最常用的武术器械。棍以使用方法的不同而分为单头棍和双头棍。单头棍使用时只用固定一端击打对方，犹如枪的使用一样，但乂和枪的打法有严格区 别。双头棍则是将棍的两端交替着击打。然而，两种棍的步法和套路都差不多。 击打动作短促有力、朴实，花架子少，比较实用。一般取材于当地的青木或竹子。刀术所使用的刀形和套路，依据民族不同而各具特色。傣族、阿昌族和德昂族多使用柳叶刀和大刀；景颇族则擅长使用平头长刀，使用的广度和知名度也以景颇族为最。景颇族的“三刀半”刀术已是尽人皆知。速度敏捷，以刚为主，实战性强。而技巧性较高、轻灵的器械如流星、头帕、棒棒烟等也为滇黔许多民族所掌握，并发展为灵巧隐蔽性较强的武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要考虑滇黔地域的环境因素。山高沟深，层峦叠嶂，森林茂密，是典型的山地农业生产方式。 拳术的手型则以掌和空心拳为主，手法多变；步型以弓马为主，腿法不过腰。套路短小精悍，实用性强。产生在这里的滇黔武术套路运行与器械的选择和使用方法与人们日常的生活、生存、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滇黔的这种山地农业生产方式是我们在分析滇黔武术文化的一个理论逻辑起点。

同时，滇黔的武术乂特别注重花法，往往具有重实用与重花法的双重特点。 每种器械都有它简单实用的必杀技，同时乂非常注重它的娱乐性，棍舞、刀舞、 拳舞、矛舞等比比皆是，显示出滇黔人民豁达乐观的民族性格。

滇黔长期远离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带，其在滇黔武术文化的重要表现就是滇黔武术套路的起势、运行路线、套路的非定式化和动作名称的非名称化，地域文化特色非常突出。滇黔武术的起势位置一般随地势地形所定，而并非特意面向南方站立。其运行路线也没有采用北方儒家文化右为尊为上的右起向左运动方向，持器械也是没有以左手开始，而是从实用出发右手持械；套路的编排随意性很大， 如景颇拳术每个寨子，甚至同寨的不同个体之间所练的套路也不尽相同，大多动作没有具体的名称，就是有个名字也不像内地的武术名称那么优雅；为数不多的动作名称上也明显带有汉族文化的烙印。一些民族甚至没有武术套路，其套路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受汉族武术的影响而编排的。越是距离中华文化中心的地带， 这种现象越明显在西南边陲的滇黔地区，拳械套路短小，多由简单实用的攻防技击动作组成，越是接受汉文化较晚、相互交流不是很频繁的民族，越较少受儒家正统文化熏染而有所体现。贵州境内特别是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侗族距离中原 地区较近，武术文化受内地特别是受荆楚、巴蜀武术文化的影响较深，因而武术技术体系相对完整。云南境内的傣族和白族由于历史上接受汉文化较早，居住地区乂距缅甸、老挝、泰国、越南较近，因而武术拳派林立，内容丰富多样。滇黔两省的武术在技术风格上无多大差异，但在继承发展上乂凸显各民族特色，如傣族的孔雀拳、苗族的芦笔拳都彰显着本民族的文化特性。由于文化历史因素的复杂性，故而我们只能从滇黔武术套路的特别之处来探究滇黔地域的武术文化印记。

第四节滇黔武术文化特征形成的文化心理内核

如果说地理自然环境影响着滇黔武术文化的外表特征，那么滇黔社会政治对滇黔武术文化的影响则渗透到深层，成为地域群体中的一种潜意识，支配着地域内习武群体的态度与行为。

一、移民、民族冲突铭刻的心理烙印

滇黔民族主要由氐羌、百越、僚濮、苗瑶四大系统组成，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刻骨铭心的血泪迁移史，“南蛮”、“西夷”等带有强烈蔑视意味的称谓在滇黔民族心理上了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他们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痛苦，内心深处有奋发图强的情怀。滇黔武术文化中的刚烈、讲求实效的特点，并非朝夕所为，与移民、民族冲突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并经过长期的地域文化积淀成为滇黔习武者内在的一种心态。历史上滇黔移民不断，人民反封建反压迫的起义斗争延绵迭起。雍乾、乾嘉、咸同三次大起义更是把各民族久压心底的怒火得以彻底释放。 这些起义的失败，乂加剧了反抗意识在滇黔民族心里的积聚，对其积淀于民族之内心深处的尚武心态可谓影响深远。

二、勇于进取与偏安一隅的双重心理

滇黔历史上为蛮荒高原，瘴疣之地。丛林茂密，古树参天，蚊虫肆虐，毒蛇猛兽横行，是疟疾、伤寒、皮肤病等疾病的多发区。勇敢的滇黔民族面对如此险恶的自然环境披荆斩棘，艰难生活，拼搏求存，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从而孕育了滇黔民族“视死如归”、“强悍”、“勇敢”、“坚韧”、“敢于冒险”的精神特质。但同时，滇黔民族在历史上常被追剿或征伐，饱受战争的痛苦，活命不易， 安身更难，能以安家乐业为大吉，他们的祖辈大多抱着远离战争寻求世外桃源的心态越岭跨涧，历经艰辛定居滇黔。所以从内心深处他们渴望和平，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风水宝地”。他们不思侵略扩张，即便是震惊清王朝的乾嘉农民起义，其纲领也只是“逐客民，复故地”，并不是定鼎中原统治其他民族。因此统治者说他们的造反是“出门不过百里，围城不下三天"。另外，他们的社会结构尚为家族村社组织形式，没有强大的社会管理控制机器，能把他们集合在一起的，只有像“宰款合榔”习惯法之类的规约性力量。尽管农民军善武，特别是起义军领袖大都是武功高强的武林人十，但起义军上至领导下至十兵，过度的保守心理，使他们失去了许多良好的战机，更使他们很难在训练有素、作战谋略和 战略目标非常明确的正规军队面前取得最终的胜利。

滇黔民族是典型的家乡佬。所谓家乡佬，就是总是认为自己的家乡最好，恋土情节较重，并且非常珍惜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在外人看来可能是保守，在他们看来遵循传统才是立身之本。内地门派林立、拳系庞大的武术在滇黔地区可以探寻到它们演进的轨迹。他们乐观豁达，非常具有亲和性。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懂得生活，享受生活。表现在武术文化上，则是大量的武舞的出现。这种武舞充斥在巫术、戏曲、舞蹈、丧葬习俗中，甚至一些拳术如芦笙拳、孔雀拳等也是以舞的形式出现，艺术色彩非常浓厚。演练武术时，多有音乐伴奏也是滇黔武术的一大亮色。

第五节 滇黔武术文化心理的外部表现

纵观滇黔历史，从公元前3世纪楚将庄跻“以其众王滇”始，历经“汉平 滇黔”、“天宝大战”、“元世祖平云南”、“吴三桂征剿西南”等重大历史事件， 滇黔几乎都是被动地接受战争或外族的侵略。但当民族危机与阶级统治对滇黔民众造成的苦难与高压超过了他们所能够承受的最大极限时，潜藏在民众内心深处的那种反抗意识和尚武的血性就会彻底地爆发。这种爆发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地域内长期潜在的一种文化心理在外界不利因素高压影响下的本能应对，所以，滇黔武术文化心理的外部表现其显要的特征就是被动反抗性。

这种被动反抗性有着深刻的地域特点。滇黔地域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交通非常不便；民族众多，权力集团林立，难以形成统一势力；生产力相对落后，难以支撑军事庞大的开支；滇黔与内地相比毕竟是偏于一隅，无论人口和经济实力都无法与内地相抗衡。这些因素都限制着滇黔难以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对内地发 动进攻。即使在天宝大战中，南诏军事集团取得完胜的情况下，也不得不竖起南诏德化碑以示叛唐的不得已，和希望与唐和好的愿望。

滇黔武术文化心理的这种被动反抗性同时也具有显著的乡土特点，即滇黔武人很少把战火烧到滇黔地域之外。即使滇黔军事最强大时的南诏政权，据《南诏德化碑》和《新唐书•南诏传》的记载，其地域大致包括今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缅甸东北部、老挝和越南北部。至清代时，这种乡土情结表现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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