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活方式对滇黔武术文化的影响

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各个社会群体、阶级和民族的生活模式，是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复杂有机体。生产力发展水平往往对生活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滇黔地区与内地相比生产力相对低下，制造十八般兵器所 用的钢铁颇为紧缺，所以这个地区的武术器械不像内地那样种类繁多，其种类大多集中在刀、弓弩、矛等既是生产工具乂是武器的几件器具上面；同时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人们更强调群体的重要性，不同部落或种族间众人共同参与的械斗现象就是最典型的反映。滇黔各族跣足的生活习惯，反映在武术中则是弹踢动作 罕见，而体现较多的腿法则是蹬腿和踹腿；步法以小垫步动作比较多。弹踢动作少，是因为赤脚弹踢脚趾容易受伤。小垫步动作多一是因为岩石被南方火热的太阳一晒，温度很高，快速地交替双脚着地是为了避免灼伤的好办法；二是滇黔民族多沿用“烧山轮作”的生产方式，人们赤脚在田地中行走，难免会脚踩到燃烧未尽的火星，也就不由自主地蹦起来。这些动作也被滇黔民族应用到武术套路 中。此外，滇黔各族能歌善舞，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反映在武术文化上则武术舞蹈化现象非常突出。

三、滇黔地域环境对武术技术风格形成的影响

滇黔民族众多，拳种多样，流派纷呈，但却拥有相近的演练技术风格与历史文化风貌。其技术风格基本表现为拳架低矮；注重桩马的稳固；少于跳跃；腿法多踹和蹬的动作，少弹击；脚踏四门或品字步，技击动作朴实无华，讲究实用。 文化特色展现为：刚柔相兼，武舞合一，巫傩气息浓厚，体现出融会之举、务实之性及保守边缘之貌。滇黔武术的这些技术特征及文化特色都带有滇黔地域文化影响的烙印。

(一)滇黔地域地理自然环境的影响

滇黔各族大多居住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的山岳地带，高山深谷与山间盆地相间，地形和自然条件极其复杂，交通不便。“隔山喊得应，望山走 死马”，是对滇黔交通不便情况的真实写照。由于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靠农业致富是困难的。彝族人民在适应这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生活中，造就出了肩宽、膊 大、腰圆、体壮，尤以绝对力量和肌肉爆发力突出见长的身体素质。同时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再加上低层次的物质生活需求，在民族心理素质方面形成了一种坚强刚毅、英勇勤劳、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真诚友爱、淳朴勤俭的气质；同时也拥有“乐天知命”、与世无争、恬淡寡欲、安分知足的性格特征，逐渐形成 一种务实的“乡土文化”，凝结成独具特色的心理素质。①从而彝族武术表现出 勇猛粗犷、动作力度大、刚劲有力、简朴实用的动作特征，同时又带有舞蹈性质，在演练时常配有锣、镀、鼓、叉和喷呐等吹打乐器伴奏，或在跳花鼓中进行。具有花样繁多，娱乐性强等特点，表现出彝族勇猛顽强和乐观豁达的独特性格②。而生活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由于地处坝区，气候多雨湿润，物产丰

①张福：《彝族古代文化史》，167〜170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

② 郭振华、郭志禹：《舞族武术文化研究》，载《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 (4)。 富，从而造就这一带的人民，身材纤细匀称。因而这里的武术风格更像舞蹈表演，非常富有节律与美感。

交通不便的地理环境限制了滇黔武术与中原大地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因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存在与周边地区进行了一定的交流。地域自然地理环境使得滇黔武术文化既显示了远儒性，乂表现为强烈的文化交融性。滇黔武术拳种在文化上与受儒家文化较深的北方拳种相比，明显缺少儒家文化痕迹。至元王朝时， 云南少数民族还“俗无礼仪”，“子弟不知读书”。所以说儒家文化对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对武术的影响有限。中原地区在唐代以后，受佛、道两教以及中医和儒家养生理论、方式的影响，已经逐步将软、硬气功作为武术训练的内容。通过 对力学、心理学、生理学的研究，格斗技术上有质的发展进步。到元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276年，赛典赤在中庆路（昆明）、大理等地“首建文庙”，明昭 “非孔子无以法”，“师表万世”。即便如此，儒家文化对滇黔武术理论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

滇黔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拳种技术风格的影响也有所差异。云南高原的平坝地区如滇池地区，地势较开阔，外来拳种如八卦拳、形意拳、查拳、少林拳等发展较好。而一些山地地区，由于其生产方式多为在山岭、坡田进行农业生 产、狩猎、畜牧，且易于隐蔽，因此孕育在这里的武术对远射技艺要求很高。同时，这种生活环境对以陆战及短兵为主的个人技术要求也比较突出，因此，有着相当发达的近战和短兵器格斗技术。如苗族和壮族的尖刀、像像族的弯尖刀、景颇族的长刀、彝族的短体插刀和波长剑、阿昌族的铁齿、崩龙袖锤等器械都是有利于近身格斗的。拳术技术风格多展现为动作严密短小，拳型紧凑，发劲短促， 运动幅度较小，强调下盘稳固，脚踏四门或品字步等。

（二）滇黔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滇黔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生存条件恶劣，远离历代统治中心，被视为 “外化之地”。与内地朝代更迭频繁、战事频仍的政治环境相比，滇黔地区无疑是一个“世外桃源”。每当内地发生战乱或天灾人祸时，滇黔之地多成为理想的避难之所。在移民迁移及流动过程中，一些武艺高强的侠人志十进入滇黔，同时 一般民众习武防身护家的需要也为武术提供了栖身之所，从而刺激了武艺的流传和发展。因此，滇黔民间浓厚的习武习俗和强悍的民风与历代移民迁徙有着一定的渊源。

即便如此，滇黔也绝非是绝对的“世外桃源”。如新中国成立前，彝族等一 些民族还处尸奴隶制经济或封建地主经济，遭受了无比沉重的压榨与剥削。反抗斗争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仅1277至1282年四年间彝区就被当时的元朝统治者镇压过四次。①清代雍乾、乾嘉、咸同农民大起义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权的统 治。血与火洗礼的滇黔各族性格中拥有刚烈的血性和无畏的勇猛，表现在武术文化中就是注重锻炼技击和格斗的本领，崇尚刚强、粗犷、剽悍。滇黔武术就是在这样的刀光剑影中由血性与自强不息的观念铸塑而成的。②

同时，滇黔各族大都有民族迁移、战败的痛苦，迁移路上的坎坷，可谓铭心刻骨，社会政治环境对滇黔武术文化的影响使得滇黔民族带有某种“尚武之风”、“强悍之气”，特别是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滇黔武术在其中均充当着重要角色。但同时滇黔之人经历过战争的洗礼，痛恨战争，渴望和平，使他 们的武术文化重重地染上了“娱乐”的艺术色彩。在技术风格多表现为刚柔相 济、武舞合一，这与在滇黔地域内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长期积淀的深层文化心态有着密切联系。

四、身型体态特征对滇黔武术文化的影响

人类的身型体态特征是对生存地理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滇黔地处南方山地，与高大的北方人相比体型相对矮小，力量上处于天然的劣势。他们要想在搏战中取胜必须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战斗中他们特别注意充分利用地形， 尽量使用手中的弓弩、长矛、飞石远距离作战；近身搏斗时，充分发挥体小身活的特点，与对手周旋，体现出了灵猴的机灵，苍鹰的机警和雄狮的威猛。为了在激烈的搏斗中保护自己，如侗拳的拳头往往是手心含空，以便更好地缓冲，从而防止打到强大的对手时手部受伤；苗棍中，握棍的前手也是半握棍，其目的也是防止对方的器械与自己的器械相撞时，贴着棍顺势而下伤着自己。滇黔人的身型体态特征决定着滇黔拳派在演练风格与技击理论上均含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第三节 滇黔武术套路蕴含的地域文化符号

武技各国各民族都有，而武术套路的产生和蓬勃发展在中国可渭一枝独秀。 它负载着大量的中国文化和武术文化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地域的文化符号。滇黔虽地处边远，但毕竟是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个系统文化的影响，分析滇黔武术套路自然可以从中领略出内地文化对滇黔武术的影响，进而揭示滇黔文化对滇黔武术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探究滇黔

①郭振华、郭志禹：《彝族武术文化研究》，载《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 (4)。

②郭振华、郭志禹：《彝族武术文化研究》，载《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 (4)。 武术文化的地域特色。下面仅以滇黔武术套路的起势、起势方向、运行路线、动作名称、手型及器械持握为例，来探究潜藏在滇黔武术套路中的地域文化。2009 年1月至2011年5月，笔者三次深入滇黔调研期间，曾观摩了滇黔传统武术比赛的传统拳术、器械套路，并拜访杨近文、吴荣臻、石兴文、吴永浩、杨永康、 张顺凡、杨四、欧道生、沙俊杰、白侍儒、推哮、石天敬及苗拳、侗拳、白族拳、景颇拳等拳派代表传人，查阅了滇黔传统套路图谱，对滇黔拳种套路的图谱以及起势、起势方向、运行路线、动作名称、手型及器械持握等与北方拳种作一 对比，并进行地域文化的探研。发现：滇黔武术多数拳种的传统套路起势时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特色与内涵。如傣拳起势时有傣家特色的起手礼，一手立掌置于体前，表示客人；另一掌置于其肘下，表示自己。客人在上，自己在下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其起手礼带有明显的佛教文化对傣拳的渗透，同时也反映了傣族敬佛的民族习俗。侗拳起势时，演练者往往一手是掌一手成拳相合置于体前，重心下降成虚步步型。据当地拳师讲，此种姿势脱胎于侗家的敬客礼仪。每当贵客临门时，侗家人往往用托盘端上动物的心、肝迎接贵客（心、肝有肝胆相照、一心一意的意思，意思是大家皆为朋友，须同心同德），一腿支撑身体重心成虚步姿势，双手托盘过顶让贵客品尝食物，直到贵客吃了食物方可起身。这种礼仪迁移到武术演练的起势动作中，表示对观看者的尊敬，并请大家多多指教。贵州凯里吴氏蚩尤拳起势时，则左手拇指张开成掌，掌心向上，右手成拳置于左掌上。张开的拇指代表其祖先蚩尤的角，其余九个手指代表他们是九黎族的后代。同时暗含五湖四海皆朋友的意味。云南德宏州盈江傣族潘家拳起势时，必须面对东方， 这主要与最初的传功者是来自东方有关。一方面是表达了传功者对家乡的思念，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后继者对功法先祖的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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