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套路运动是极具特色的一种运动形式，是区别于任何 一个国家、民族格斗运动的独特形式。套路绝不是动作加动作的简单合成，从每一个动作的构想、操作，到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如何 在动作之间做到“起承转合”，又如何使外在动作与人的内在精神相谐和……可以说都充满中国的智慧和理想，正如哲学大师冯友兰先 生总结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那么，为什么一种 源于战争嗜血的搏杀，几乎接近残酷的格斗技术，在中国大地上竟 然演绎成一种富有哲理和艺术的运动呢？根据马克思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观点，武术套路在中国 大地上的形成与发展绝非偶然，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农耕经 济和河流文化的特征，中国人追求安顿和平所形成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在这种格局下所创造的哲学伦理，形成了人的价值和实践，追求现实人生的自我完善，注重整体思维，反省内视，重视家族血统的延 续和经验传承等文化特质；把格斗的“象形”符号进行了形象化处理 （复杂的抽象的演绎）,从而实现了格斗动作从有限到无限的飞跃和对 模仿有限的超越。此外，套路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突出地反 映了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比较偏爱形象思维，即使进行逻辑思维也 不完全抛弃具体，以及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具体与抽象、感性与理性 没有太严格的界限（聂振斌等《艺术化生存》）。动作性质动作是套路系统的基本单位，是我们分析套路的切入点。首先，从套路的动作来看，它是对格斗的抽象。这种抽象正如 钱穆先生眼中的中国文字一样，“虽是一种‘象形’的，而很快便走 进‘象意’与‘象事’的范围。中国字并不喜欢具体描绘一个物象, 而常抽象地描绘一个意象或事象”（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同时， 这些抽象又始终未离开具体的形象，滕守尧先生将这种“粘带想象 的概念上进行抽象思考”称之为“具象的抽象”。（聂振斌等《艺术化生 存》）这种没有离开具体形象的“象意”和“象事”，与西方美学“彻 底甩掉具象性质的抽象概念上进行的思维活动”的“纯思的抽象”不 同，是我国古代美学的一大特点。套路利用动作来描写格斗意象, 不满足于形似，而要表现出格斗的动态、气势和氛围，并将描写格斗 意象的动作“符号化”；套路的演练，是格斗形象的表演，而不是真 斗实打，是对真斗实打的抽象。其次，套路对格斗“具象的抽象”还呈现出审美和想象的特点。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从技能向技艺发展的倾向。如原本摄取营 养的进食过程，在中国菜系中却发展为“色、香、味”的追求；又如 原本为了交流达意的书写，在中国大地却升华为对形、神、意等书法 审美的寻找和期待；再如原本用来饮水的茶壶，在中国文化中竟衍 生为对其质地、造型、音响等的把玩。当然，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实 用尺度被审美需求取代是事物发展的异化。但是，如果我们采用黑 格尔对异化的观点，这种转变（对实用的异化）可能又是事物发展的 必然，它就像胎记一出生就烙在其身、伴随一生一样。同样，套路 原本可能是对格斗的描述、对格斗实用的追求，却逐渐发展成对格 斗的想象和美的关怀。在套路中表现为对格斗描写的精细、巧妙、 多样化，源于实战的“打”在套路中演变为劈、甩、抓、搅、鞭、崩、 弹、砸等，或演绎为点、穿、砍、劈、钻等掌法；这种打，不仅有正 打、侧打、上打、下打等，而且还有双脚支撑或单脚支撑的各种步型 的打和行进间及跳动的打等，呈现出中国人丰富的格斗想象力和辜 鸿铭先生所言的中国人的灵敏。对此，西方拳击等格斗技术却抽象 为“直摆勾”，这种抽象带来的只能是客观的“见效”和感官的“血 腥”。与西方拳击实用尺度不同的套路具有鲜明的审美取向。总之，套路动作对格斗“具象抽象”和向技艺发展等性质，与 格斗的实用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引来一些非议，如“花拳绣腿”等 指责。但是，我们应明白套路动作对格斗的抽象还是有着格斗的意 象，并且正是与格斗具有距离才诞生了套路。套路与格斗有一定的 联系，但并非完全是一回事，套路动作既没有脱离技击之“真”，也 没有执著格斗之“实二处于“离形得似” “不即不离”的“似与不似 之间”。为此，我们不应太多地责备套路的花拳，其实这也是套路的 特性之一。技术目标技术目标，是套路动作的路标，是套路动作质量的评价指标。从动作角度来看，套路追求的目标是协调（整体协调）。它要求 每个动作都做到身体上下内外与躯干动作的协调统一，如“内外六 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 力合。从劲力的角度来看，仍然要求协调。它要求每个动作都能调 集全身力量发于一点，如刚柔相济、轻重兼施，“其根在脚、发于腿、 主宰于腰、形于手指”等。从动作与动作的连接来看，还是讲究协 调。讲究动作与动作的“形断意连，势断气连”，要求运动趋势“起 承转合”有机统一，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如画的长卷， 似江水的一泻千里，即将拳术称之为长拳的寓意即在此。从运动形 式来看，要求不同性质动作的协调。要求攻守进退、起伏转折、动静 疾徐、神形兼备、虚实相生、开合有致、（布局）回环错落。从其运动 要求和标准来看，要求的是协调。其协调的要求如“单刀看手，双 刀看走”，“眼随手动”等，其协调的标准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 有”，其中的“有”便是有无身法自然、有无身体动作的协调。从其 价值取向和练习路径来看，都要求协调。其价值取向是内与外、体 与用、练拳与涵养等的协调发展，其练习路径是“外三合”和“内三 合”，“外练筋皮骨，内练一口气”，“练形以合外，练气以充内”等。 从其最高境界来看，还是协调。一旦动作协调（拳练千遍后的“身法 自然”）则有“生龙活虎”之样，而能引发观众的无穷联想，如“轻如 叶，重如铁；快如风，缓如鹰”，“形如游龙，视若猿守，坐如虎踞，转 似鹰盘”。总之，武术套路的终极目标不是制胜，不是“一拳打死牛”，而 是身法自如的整体协调。武术套路的技术目标——协调，是套路区 别于西方体育的文化差异之所在，也应该是武术套路当代发展不应忽视的环节。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套路作为一种技艺，其背后透射出一种 文化光辉。那么，套路的文化基础在哪里？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 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 是一种貌似宗教的伦理——儒道文化（亦即伦理文化与自然文化）o源于道家阴阳学说的自然文化，并通过“道法自然”和“天人 合一”，塑造出套路动作的阴阳生机：它在拳理上确立了以太极、八 圭卜、五行生克等理论为指导；在风格上体现出“狗闪猫窜兔滚鹰翻” 等比拟；在练习要求上对道的体悟和与天道规律的主动相合，表现 为“身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追求，如“拳如流星眼似电，腰如蛇 形步赛粘”；在技击方法上不再追求战场上致残、致命的目的，而视 为一种对攻防格斗美的体验和对攻防格斗的超越；在拳种上形成了 仿生学成果——象形拳，如鹰爪拳、螳螂拳、猴拳等。源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社会伦理之光，在武术中，将原本散发着 残忍气息的技术，衍变、改造为“仁者之艺”的“君子之争”，并通过 “武德”体现出对武术后代的道德培养；在人格影响上，造就了在辜 鸿铭看来，本质地区别于其他民族，并且区别于旧式的典型的中国 人，“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残暴”（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在心 态上，表现为对道和传道者的尊重；在神态上，要求“内实精神，外 示安仪”，“内宜鼓荡，外示安逸”等；在技术上，表现为比试的“点 到即止”原则和“舍己从人”策略；在武术行为规范上，呈现出“中 正安舒”、“不偏不倚”等。审美情趣我赞成某位学者“西方有把艺术技术化的倾向，中国则有把技 术艺术化的倾向”的观点，我曾在一文中提到从“结构”和“会意传 神”方面将武术和书法进行了类比，在此，我将进一步从书法出发 对套路美进行进一步的解读。第一，与原本表情达意的书写升华为 书法一样，套路也是格斗技术的升华，它们都是实用技术艺术化的 结果。如黑纸白字的书写竟有了“浓淡”、“枯润”、“疏密”等变化; 本是招招见实的格斗在套路中也就有了动静、快慢、轻重、起伏大小、转折等处理。第二，武术动作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字，有字“偏 侧”、“覆盖”等之变（《宗白华选集》）。套路就像一幅书法作品，又有 书法“应接”、“笔断意连”等之趣；书法是凝固了的武术套路，套路 的演练是动态的写。第三，书法的“写”并不完全是为了传达意图、 交流思想，它还是一种诗意的做。同样，武术套路对攻防格斗的提炼和想象，也是诗意的做，套路在起承转合中，有格律的章法，有合韵的旋律，有体姿的起伏，有气势的跌宕，它是运动的诗。第四，书 法的微妙，全在意境、气息，丝毫不沾染现实尘俗具体的事物。意 境，是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所表现出的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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