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域的文化一般归为吴越文化之中，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政治经济 和社会风俗的影响，浙江东部沿海地域也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习俗。浙 江东部沿海多为沿海冲积平原和低山丘陵，而且在沿海地域的天然港湾使 之成为了海外贸易的发达地区。所以地理结构的开放性也决定了文化特征 的开放性。沿海地域成为比较发达的海外贸易区后，本土文化受到各种外 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得到了新的元素加入，这便决定了沿海地域文化的包 容性。在明末清初时期，宁波、台州、温州受到较为严重的倭患，这也是沿海 地域文化的重要影响之一。所以沿海地域文化比内陆地区较为理性务实耿 介刚强，并且讲究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的精神。武术文化是文化的外 延，综上所述可将浙江沿海武术文化界定为：浙江沿海区域内，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综合文化特征影响下的，产生的一切与武术活动相 关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浙江沿海地区拳种类别多种多样,武术文化十分丰富，在中国武术文化 中占有了重要的篇章，是非常珍惜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据《浙江武术拳械 录》（上册）（1988）内记载的浙江拳术资料分布情况所制成浙江沿海地区拳 种分布情况表。由上图可以看出浙江沿海地区的拳种以浙江南拳为主，这些拳种或土 生土长于浙江沿海地区，或是在某一历史时期传入浙江沿海地区并与当地 拳种相融合形成了特色拳种。这些拳种的特点是大多具有短打架式。其动 作、功劲、气势、刚猛、绵柔等都有浙江沿海的地方特色，能够适应浙江沿海 地区内的地理环境特点,都包含在浙江南拳（浙江短打）这一大类中。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战争和朝代交替过程中演进的。现 在凡传统武术存在的地方，古时必为兵营所在，或者因兵营驻扎多年而形成 的城镇。随着各朝代军都裁撤，卫所更置，营汛布局变化，营武技艺传到 民间。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三年事吴的奴仆生活使勾践下定决 心重整旗鼓，振兴越国，报仇雪耻,对越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越国君臣对 军队的训练十分重视。请越国民间女子“越女”在军队教习剑戟之术，请楚国陈音教习弓箭的射击，于国都五里射浦建步兵练习场，于国都十里高平建 水军练习场。范蠡改革军制，建立舟师和步兵。《国语•吴语》中对笠泽之 战的描述中可以显示出吴越两国的这场生死之战是通过“舟战于江”决出胜 负的。另外在《墨子•鲁问》中也有对这场战役和越军善“舟战”的记载。越 国也正是利用着有利的特点在水上屡败楚军。姑苏之战，勾践围吴王夫差 于姑苏台，拒绝吴王求和，答应保吴王性命,将其安置在甬东（今舟山），以度 余年。夫差自知穷途末路，又不愿屈辱偷生，“遂自杀”，越终灭吴。由此囚 禁夫差于甬东可知在当时浙江沿海地带也都有军队驻扎。唐代，武举制度的建立推动了武术的社会发展，宋朝因多民族政权存 在，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各个政权都比较重视加强武备和军事训练， 此时宋朝的海运及海上贸易发展迅速，宋朝对于沿海（尤其是港口）的驻守 较为重视。到了明代，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常遭受倭寇侵扰,抵御倭寇在明 朝后期成为重要的军事问题，对军事的重视也必然导致了对武艺的重视。 明代时期不仅仅延续了自唐开始的武举制度，而且还设立了武学，讲究文武 并重，在明朝末期的武举和武学的内容比较偏向于武技方面，与当时北方蒙 古瓦剌部的威胁和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有很大关系。在明武宗时，曾举办 过南北兵的比武，南方获胜,后来的浙江沿海地区的抗击倭寇时,俞大猷、戚 继光等将领都是用南方的士兵。浙江沿海地区在明朝时期饱受倭寇侵扰的 危害，浙江沿海地区一直是明朝时期军队驻扎的重要之地。永乐年间浙江沿海地区的千户所从洪武年间的6个增设至35个，此时 的海防和海禁比较严密，来犯的倭寇，一般都落得覆灭的下场。明代后期， 浙江沿海地区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内外勾结的倭患，著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 戚继光等人在浙江沿海地区驻扎多年，练义乌兵，抵抗倭寇，保卫百姓。清 代时，在占领浙江沿海等地后，因沿海地区与部分反清组织、台湾岛有联系， 又实行了惨无人道的迁界禁海政策，对浙江沿海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风 俗习惯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三府沿海军民遭 受了空前的重大的灾难。顺治八年，在浙江沿海等地建立水师，设水师提 督、总兵、副将、游击将军等将官，并开始设造船厂。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在 浙江沿海地方紧要,专门设立巡海官兵。雍正年间，在浙江增设沿海流动巡 逻的水师。在宋元明清时期，我国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十八般武艺的出现、武术 流派的形成、武术套路的形成等都与兵营武术、退兵还家有关。浙江沿海地 区素来为军事重地,浙江沿海地区内流行的传统武术，多为兵营驻扎后在当 地流传开的。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抗倭战争、清代迁界禁海等措施，对浙江 沿海区的武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浙江沿海的民俗武风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使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越地的崇尚武功之风盛行。 《越绝书•记地传》记载:“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越地的尚武之风不仅在 上层统治阶级，在整个越国都蔚然成风，在《国语•越语上》中记载“国人皆 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熟是君也，而可无死乎？’”可以得知， 越国自上而下的崇尚武功的风气十分盛行。越人尚武，常以“轻死”来表达 勇气和忠心，文献中有越王勾践“焚宫试兵”或“焚舟试兵”的故事。越人在 求生存和图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养成尚武的精神，剑便于携带，又可防身，爱 剑是越人尚武的具体表现之一。记载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且流传 至今的“越女论剑”便是最佳的证据。在宋元时期的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一些城市出现了以娱乐为主的“角 社”以及一些小说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的与武术相关内容，如宋代百戏中的 演员的对练等。在社会混乱的战争时期，地方上出现了带有抗敌自卫性质 的“忠义巡社”等。在明朝时候，由于浙江沿海地区的倭患严重，腐败无能的朝廷以及浙江沿海地区卫所的兵员严重缺编，军备懈怠，海防废弛的原因， 致使很多地方官员、乡绅和儒生挺身而出，组织和带领广大民众奋起抵抗, 保卫家园。清初期的时候，由于清政权迁界禁海的强压统治，浙江沿海地区 的反清运动和反清组织较多，较著名的是张煌言，他曾率军出入风涛，转战 千里海疆，在沿海坚持抗清19年。浙江沿海本身具有的“古越”武风在整个浙江沿海的发展历史中占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浙江沿海武术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浙江沿海地区的 民间武术发展，以明清时期的为主要时期，这段历史时期，社会的动荡使民 间百姓练武护卫的习俗得到重视。军队武技与民间武术相互作用，对浙江 沿海的武术发展有了巨大的推动力。因社会的稳定或动荡而衍生了不同 的发展形势。社会稳定民间武术的发展以娱乐为目的，与戏曲、百戏和庙 会表演相结合。社会动荡时期则以民间村庄、乡镇的自护巡社为主。古时称为冷兵器时代，战争以刀枪拳等武艺为主。军队进行武艺训 练，强制性地扩大了武术的传播对象，造就了大量的掌握武术的士兵退伍 返回民间，将武艺传播到民间，周而复始。所以战争是促进武术发展的主 要因素。由于封建政权在建立的初始阶段都严禁民间习武，所以古代的民 间武术结社一般是以秘密结社的形式为主，是民间武术传播的主要途径。 浙江沿海武术文化的发展在明清时候最为明显，浙沿海地区的武术种类因 为明代抗倭战争时期、清初反清运动的原因，传入浙江沿海地区，致使浙江 沿海地区的武术种类增多。而这些拳种在浙江沿海地区流传时，也受到了 浙江沿海地区原有拳种的影响，体现在技术特点、动作名称、文化特点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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