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流域的中心区域，以苏州等为代表，内环区域与二环区域 的重要的连接点是嘉善地区，嘉善是苏州、嘉兴、松江的三府交界 地区，“县境北至苏州府长洲、吴江之界，西邻嘉兴府的秀水县，南 抵平湖县，东到松江府的华亭县,属于一个边缘交接区域”。这就 意味着，苏州船拳产生以后，随着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向外扩展到 嘉兴、松江等地。 船拳作为艺术表演的形式，本质上是吴地区文化 的表现形式。 吴地在古代是个大范围概念，但从船拳技术的细部 考察，其中的微妙区别，恰恰是吴地不同区域文化的表现，吴地作

冯贤亮：《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为社会空间，既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也是人们在此空间中各种 文化力量的集合，船拳在其武术表演的背后，掺杂着多种文化相互 影响、相互渗透的文化因素，吴地从太湖中心向外辐射的文化圈现 象，既需要注意到整体的文化特色，同时也要注意到各地所呈现出 的文化差异，从中看到文化深处的景象。 吴地太湖中心区域，以其 深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了吴地二层文化圈，诸如嘉兴、松江、常州等 地。 从地理上看，这些地区与吴文化中心区域临界，经济文化的相 互往来，加之水道的不可阻断性，影响切实发生，而从文化形态的 表现上看，二层文化圈与中心文化圈既有相似点，又有些许的不 同。 从文化历史变迁的角度看，风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精神内核， 是相对稳定的文化根源，但也不得不承认，风俗文化也不断在“移” 和“易”中改变，从而发生文化的现代变迁。 早期的船拳作为军事 或格斗的价值而存在，是江南文化典型的以柔克刚武术精神的显 像，之后船拳演变为庙会助兴的体育表演，弱化了其格斗价值，而 现代船拳更多的是一种健身文化和休闲娱乐，船拳的发展与时代 文化的变迁关系密切，意味着船拳研究不能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 表演类型看待，更多的应从其文化渊源中阐释出其存在的文化价 值。 船拳表演的繁盛是时代、地区经济繁荣的表象，同时，船拳文 化的产生与发展为该地区的文化注入活力，其中孕育了人文精神， 展现了该地的文化形象，表演本身的娱乐心态，是精神释放的渠 道，也是民众的精神追求。 目前学界比较流行的传统体育的划分， 主要有三类：“（1）军事性的体育项目：包括武艺（武术）、射箭、摔 跤、击鞭、牵钩……全部从军事技能中衍生出来或与军事技能有关 的项目；（2）健身养性的体育活动：包括消肿舞,导引术、气功、养 生术、五禽戏、太极拳……一类的项目；（3）娱乐游戏性的体育：包 括舞蹈、百戏、棋类、龙舟、秋千……各种民间游戏和少数民族的体 育活动。不但有健身，还有娱乐的作用。”而船拳的产生与抗倭有 直接的关系，军事格斗的功能逐渐流传到民间后，而遗留下注重力 气、技巧的元素，船拳发展后逐渐具有体育的健身元素，全民参与 的特点，特别是近来越溪实验小学等将船拳作为授课的内容传授 给小学生，其主要也是利用了其健身的功能，明清后的船拳与当地 的文化有机结合，特别在庙会人流攒动的时候，通过技艺吸引观众 的参与，而具有其娱乐的元素。 庙会具有娱人娱神、经济往来等双 重功能，在庆典的过程中，人的自然情绪得到有效的释放，甚至达 到狂欢的功能，有学者对此做了深度阐释：“后世庙会活动中体现 出的狂欢精神，首先具有原始宗教的特征。 与文明社会中的人为 宗教相比，原始宗教的理性色彩十分淡薄，带有更多的巫术特征， 由于系统教义和唯一至上神的缺乏，其信众宗教体验的神圣感和 敬畏感远不及前者细密彻底；在仪式中更多采用模拟、巫术控制、 狂舞欢歌、禁忌、牺牲、宴饮等形式，较少祈祷、布道，更无念诵经 文之类。 因此其表现更为外在，更具情绪色彩；前者则相对内在， 更具理性特征。 所以原始宗教的祭典极富狂欢精神，而文明社会 庙会活动中的群体狂欢，乃是这种原始狂欢精神某种程度的延 伸。”船拳在庙会表演中的娱乐精神配合了庙会文化中的情绪 释放，因而带有娱乐的功能。 船拳的多元融合，是文化多向交流 的结果，这也说明了船拳研究要深入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中来理解 船拳。

嘉兴城市定位为江南水乡文化名城，水乡韵味十足，杭州大运 河向北，到嘉兴蠡湖分叉，形成嘉兴的环城河，到了吴门外又合二

①谷世权：《中国体育史》（下册），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页。

② 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为一继续向北。 嘉兴地理位置在学者的论述中明确论述其水乡环 境，“嘉兴县的西南乡地势稍高，东北略低，所以县境内河流均流向 东北；而北境多湖荡，与南部迥异。 境内有八大干流通过，即新塍 塘、杭州运河、长水塘、海盐塘、平湖塘（汉塘）、嘉善塘（魏塘）、王江泾运河。 其他还有名目各异的河流数以百数，各类湖荡面 积竟达四万五千多亩”。 清光绪《嘉兴府志》载：“隋大业中开运河 至嘉兴府城，分支夹城左右。”嘉兴在太湖流域，也曾为苏州府管 辖,（越绝书•吴地传》载:“秦始皇时堰嘉兴马塘为陂,从嘉兴治陵 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大运河的开凿，加强了江南经济文化 的联系，从杭州至嘉兴，至苏州，流向镇江的大运河，沟通了长江与 钱塘江水。 “嘉兴地处太湖下游，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河道众多， 湖泊棋布，水网交错。河道总长13 802 km,其中市、县二级骨干河 道57条，总长959 km。河道密度为3. 5 kmkm²。大小湖泊149 个，面积5 159. 2 hm²（77 388亩）。全市总集水面积3 915. 61 km², 最大储水量约29亿m³。排水出路基本畅通。通江达海的重要港 浦均有堰闸控制,‘贱水不入,久无患害’,农业兴旺,桑田茂盛,‘岁 多丰稔’。”嘉兴水道繁盛，“南北往来，无有不从此（嘉兴）经过”， 而运河在嘉兴被称为“黄金水道”。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这样 感叹：“这条交通线,是由许多河流、湖泊,以及一条又宽又深的运 河组成的。 这条运河,是根据大汗的旨意挖掘的,其目的,在于使 船只能够从一条大河转入另一条大河,以便从蛮子省直达汗八里, 不必取道海上。 这样宏伟的工程,是十分值得赞美的。 然而,值得 赞美的,不完全在于这条运河把南北国土贯通起来,或者它的长度

① 刘文： 《嘉兴蚕桑文化的形成条件与特点》,《丝绸》,2012年第3期。

② 杨荣华： 《江南水乡文化名城嘉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那么惊人，而在于它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嘉兴的 水道铸就了嘉兴经济的繁荣，桑蚕业、丝织业构成了嘉兴的桑蚕文 化，蚕神敬仰的祭祀、庙会文化兴盛，每年到了蚕花节，民间会有各 种不同的庆祝活动，特别是在运河上有迎蚕神彩船的参与，增加了 喜庆色彩，也有一说，船拳的产生与轧蚕花活动有直接的关系。 “在蚕花庙会上，当地蚕农为了向蚕神祈求保佑好的收成，且借神 嬉春，千余年来，每年都要举行民间狂欢活动。 盛行于杭嘉湖地区 的传统轧蚕花庙会在每年清明节期间都会如期举行，其主要活动 丰富多彩，如戴蚕花、水上竞技类表演、祭祀蚕神、买卖蚕花、上山 踏青、背蚕种包等。”可见船拳作为水上竞技表演的一种，是轧蚕 花庙会的助兴节目，由此便可理解船拳与轧蚕花庙会的关系。

“一种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是要依赖于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 的社会结构，如踏白船、海盐滚灯等民俗体育文化都是依赖于农民 千百年来不变的生活生产方式而得以自然传承的，这些民俗体育 文化就是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每到农闲时节，村落与村落之 间的比拼，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传承方式。 随着城镇化的 推进，自然村落逐渐消亡，许多民俗文化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农 民进城镇后，会和城市里的人一样走进工厂，失去了农闲的时间， 大家聚居在一个个新的社区里，以往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 变，人们失去了竞赛的空间和动力，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必将面临传 承的危机。”嘉兴是一个拥有众多民俗体育的城市，市民文化兴

①《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健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 第172页。

②刘文：《嘉兴蚕桑文化的形成条件与特点》,《丝绸》,2012年。

③ 易宝红： 《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民俗体育传承研究———以嘉兴地方民俗体育文化为 例》，《浙江体育科学》，2013年第3期。

盛，主要有海盐滚灯、嘉兴掼牛、平湖九彩龙舞、打莲湘、踏白船、 江南船拳等，而其中的海盐滚灯2008年成为年,国务院公布第一 批舞蹈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嘉兴掼牛也已经列入国家非 遗名录，船拳是武术拳术的演练，是武术环境的浸染下的民间表 演，而嘉兴掼牛在嘉兴的兴盛，为武术环境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 据嘉兴市志记载，掼牛起源于元代的回民南迁，回族有斗牛取乐 的习俗，劳动之余以及节庆、民间喜庆日，“宰牲节”上表演，达到 欢庆的目的，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民间武术竞技。 据资料记载， 是回族武术家传授了掼牛的武术技巧，“掼牛士大步上前，面对怒 牛，双臂择机紧抵牛犄角，依靠臂力将牛头拧向一侧，牛拼命挣 扎。 此时，掼牛士紧紧抱住牛头，用肩扛住牛下巴，运足力气，拧 住牛脖子，牛顿时失去平衡，掼牛士随即将身子往牛的颈部一压， 就将强壮的公牛摔倒在地”。嘉兴掼牛营造了武术文化的生态 环境，武术元素本身就是传统民间文化重要的一维，文化现象的存 在于他者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样态。 船拳除了武术元素之外，还有个重要维度是场地的特殊性，船上表 演，嘉兴盛行的踏白船也是一种水上表演的文化，“踏白船是在嘉 兴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体育比赛活动，兼具技巧性、观赏性， 比赛刺激好看。 比赛用船都是一只只普通的农船，是农民在农闲 时利用农船进行的比赛。 每到赛船日，周围数十里的村庄都聚集 在一起，参赛的踏白船一改昔日农用船的面貌，船头挂有彩绸，船 上有三至四人，一人在前，一人把橹，两人左右拉绷绳，橹和橹绷绳 上都札有彩球彩带。 这是一项年轻人的运动，容易组织，适合节假

王怀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兴掼牛”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浙江体育科 学》，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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