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水域上看,船拳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以太湖为中心 形成的船拳三层文化圈,与其水域特色紧密相连。《尚书•禹贡》 中记载江南地区的远古水域的丰盛:“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 是太湖的别称(见图),直到今天,江南地区也是名副其实的水乡 泽国。 《江苏名镇志》前言描述该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心 地带,长江、淮河下游。 境内平原辽阔,水网纵横,土地肥沃,气候 温和,雨量事宜,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早在6 000年前,太湖附近就 出现了原始农业生产。……隋唐以后,大运河贯通南北,漕运业和 沿海制盐业迅速发展,……连云港云台区南城镇,古为海防重地, 南北朝时东魏于此建临海镇,重兵驻守,以防南朝从海上北 进。……长江沿岸的一些镇,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军事重镇。南通 市郊狼山镇,地处江海交汇处,为控扼长江入海口的险要处。 …… 江阴市澄江镇,扼长江咽喉,枕山负水,一直为军事重镇,千古战 场。 丹徒县大港镇也为江防要地,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曾在此置 寨设关,操练水师。 扬州市郊湾头镇,在大运河开通后,是水路入 扬州的重要门户,也是扼扬州的军事要冲。……仪征市真州镇,古 为白沙镇,唐永淳二年(683年)建镇,当时是扼上江(长江中游)漕 船入官河(今仪扬河,为连接京杭运河的航道)之口的交通要道。 邗江县瓜州镇位于京杭运河与长江交汇处,中唐时已为长江北岸 重要渡口,古运河的入江门户”。江南水域的自然环境中滋生出 船拳产生与发展的三个息息相关的因素,一是船文化,二是水战文 化,三是吴越文化品性。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名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前言第2一 3页。
图3 2 000年前江南地区水系略图
船与水关系最为密切,“古籍记载中的‘南方腰舟’‘燧人氏以 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描绘,都 充分说明了水、浮木、古木船之密切关系”,而在悠久的历史长河 中,作为江南水乡主要的交通工具,船和人们的生活、生存息息相 关。 操舟泅水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技能,在渔猎时代也是人类的一 种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技能,所以,人类很早就掌握了这种技能, 这在《诗经》中已有反映:“就其深兮,方之舟之。 就其浅兮,泳之游 之。”交织的河道,使得人们“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舟楫文化 是吴越日常生活文化的重要特征,《越绝书・记地传》中载:“越人
① 乌再荣: 《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苏州古代城市空间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2009年。
② 姜彬:《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③《诗•邶风•谷风》。
之性,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与《淮南子・齐俗训》“胡人便于用马, 越人便于舟”的描述相互映照。 自然环境的不同,孕育了不同的文 化性格,《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 有车也。 秦越远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吴越文化》中介绍了明 代江苏官营船厂承造的不同用途的大小船只:“大小黄船(供御用 各监器贡之用的为大黄船,专作进贡用的为小黄船);各式粮船(用 于海运的叫遮洋船,用于内河漕运的叫线船);各式战船(包括三 板、划船、巡座船、印巡船、九江式哨船、安庆式哨船、清浅利便船); 渡船(包括水驿船、渡船、便民船、小划船、桥船)……”而造船业的 发达需依靠的河道的发达,吴越发展中,各河道开发,特别是京杭 大运河的开凿,为吴越地区编织了重要的运输线,使得吴越文化向 海洋文化发展。 我们可以从《吴县志》中看到当时的造船工艺(见 图4、图5):范悉移家,其船长八丈四尺梁宽一丈五尺,落舱深丈 许,中立三大桅,五丈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头一桅三丈许,梢桅 二皆二丈许,以四船相连为一带,而以梢桅分左右为雌雄。 传统的 拳术文化的重要区别及在于其船上演练的特色,船文化本身承载 的是吴越地区文化的精神源流:“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造船、航 海事业居全国领先地位。 吴越的经济水平总的来说并不先进,唯 造船、航海突出领先,除地理条件之外,应有深远的历史原因。 从 河姆渡的船桨、陶舟,到吴越的‘大翼’,‘小翼’,‘戈船’,‘楼船’,不 由得使人联想翩翩:在上古时代,在寂寥的太平洋上,我国的长江 口一带,是少有的舟楫飞舞、人鱼交欢的热闹地方;这里的先民们, 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去征服海洋的民族之一。”
①陈荷:《吴越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②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
图4拳船侧面图
图5拳船俯视图
造船业的发达,是江南船拳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河网水系是江南水乡文化的载体,江南作为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圈, 其地域面积不大,但“借运河而通南北,借长江而达东西”的水上交 通便利,形成了江南文化富而不骄的文化禀性,“其过人之处不在 于它有多大的排场,而在于充分利用水乡小镇的便利,悄然自重、 低调隐忍,不露声色地孳荣发展”。船文化外显在套路上,与船上
卢雄勇:《苏商伦理与水乡文化》,《唯实),2011年第6期。 活动空间小,且船只在行进中颠簸晃动的特点,表现为注重下盘稳 固,步法少而手法多,敏捷出招,以身为轴,原地转动的水斗特色。 “船身的不断流动和船体的面积限制等,不仅给拳术演练者加大了 练习难度,而且也提出了更高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要求。 船拳活动 中,既要求拳师的身体要和船体保持一致,也要求行进的船体和动 态的流水保持一致;既要求船头的拳师要和船尾的操舟船手保持 一致,也要求船头的拳师要和船舱的鼓乐手们保持一致。 所以作 为吴文化一部分的江南船拳,既是中国武林中独一无二的拳术流 派,更是吴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船拳作为武术的一种,其格斗的特性与水文化同样有着密切 的关系。 吴越地区的海事、渔猎活动是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渔 民与大江大浪的搏击中繁衍,崇拜自然,禁忌自然也是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活动。 吴越地区关于海事的禁忌颇多,“渔民在开船前,要 先敬龙王、请菩萨,以保平安。 出海日逢双不逢单,出海时,鞭炮齐 鸣,以示驱邪。 遇上风浪,将木材抛入海中,以求神的庇护,保佑平 安无事。 安全问题,是渔家的首要问题,在保证了安全的同时,还 要请神保佑收获的丰厚”。吴越船民海上搏击的生活常态,看轻 生死,不畏于惊涛骇浪的勇气,承继了吴越祖先“尚武”精神和善于 水战的兵法文化。 “吴越尚武之风由来已久。 古籍所载,始自春 秋,历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千余年间一直保持着浓烈的尚武习 俗。”相传,船拳是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越王派大将 范蠡教习船拳,靠精于船拳的水军战胜了吴国,报仇雪耻,船拳的 尚武精神传承到后代。 有历史资料记载,早在先秦时期的苏州,已
①陈荷:《吴越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②马晓:《江南水乡地域文化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水军训练活动。 例如《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 传”中曾有记载:“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 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可见当时兵家对于水军训练及作战的 看重。 此外《越绝书》上曾有一段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 王 问:你是怎样准备船战的? 胥答:“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 船。 令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 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 小翼者,当建仓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之 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又说:船分三翼,“大翼 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长九丈”。这一段话 虽然写的是伍子胥如何论“船军之教”,属于古代水军训练的内容, 但仅从操舟驾船的技能来说,它确实反映了当时苏州人操舟技巧 已是相当高超了。 民国《吴县志》载称:“吴县西南渔洋山麓有教 场,相传伍子胃教练水军所筑,此处即太湖或泊船处也。”所以古代 水军训练活动应也是影响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因素。 孙权以水军 立国,远征四海,《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在位八年之时,“权西伐黄 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 至十三年春,“权复征黄 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 之,遂屠其城”。而后小注中也辅证了孙权水军的强大:"吴历日: 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 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 溺者亦数千人。 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 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 须口入公军。 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 公曰:‘此必孙权欲
赵晔、徐天祜(音注):《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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