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江南船拳产生起源地的几种说法
目前学术界关于江南船拳产生起源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观点：
如韩锡曾将江南船拳的历史源流追溯到古代吴兴（今浙江的 湖州地区）的“水戏”，并认为吴兴的船拳在唐宋时期得到发展，到 了明代，明人陆炳告老还乡后定居双林，宣扬戚继光抗倭的英雄壮 举，发动群众在农船上习武练拳，而吴语“船拳”与“蚕健”谐音，故 船拳的表演助兴与人们期待蚕苗健康的期待相互生发，故而愈加 兴盛。 所以有文章说：“相传，其时，该县（吴兴）双林镇在京都任锦 衣卫的陆炳高老还乡，他颇具爱国思想，与民族英雄戚继光交往深 厚，回乡后在百姓中大力宣传戚继光抗倭的英雄事迹，他重视船拳 的开展鼓动群众在农船上打拳练武。 保卫生产，保卫家乡，使民间 船拳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样的观点还见于毛逸伦的《江浙地
韩锡曾：《江南船拳源流及其实用价值》，《浙江体育科学》J989年第2期。 区船拳历史源流及特征的探析狎一文，文章探讨了船拳发源于吴 兴双林的因素，一是经济繁荣，二是文化教育发达，三是传统影响 与自然环境。
黄永良、程英俊等人在《论舟山船拳》的论文中则提出了江南 船拳可能源于舟山的观点。 他们分析了舟山船拳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活态”土壤为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并追溯舟山妇女防海盗 经验及舟山谢洋、开渔节等习俗对舟山船拳文化的影响。 海洋性 体育活动、海岛生活方式对船拳文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上海民间舞蹈》的材料提出了“船拳为武术舞蹈，因为在船上 表演而得名。 流传于松江县的仓桥、五里塘等乡镇”的观点。 另据 对松江镇杨秉文老先生的调查，他也认为船拳源于松江，始于清朝 同治年间，并指出船拳应该与民间舞蹈有着密切的联系。强调了 船拳文化演变为现代的表演艺术，正是江南水乡诗性文化和剑舞 合一文化的原型。 因为古代文化自古有舞与武同质异形的说法。 舞与武，武术是为古代舞的变体。《晋书•乐志》曰：“拂舞，出自江 左旧云吴舞，检其歌，非吴辞也。”《南齐书•乐志》：“白符或云白符 鸿舞，出江南，吴人所造。”
秦琦峰在《苏州越溪船拳民俗体育文化的初探消一文中提出 了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在苏州越溪的观点。 越溪位于苏州市古
- 毛逸伦：《江浙地区船拳历史源流及特征的探析》，《中华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
- 赵波：《江南船拳的起源、传承方式及技术特征探析》，《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3年 第10期。
- 秦琦峰：《苏州越溪船拳民俗体育文化的初探》,《出国与就业》,2011年第24期。
城区西南部，东依京杭大运河，西倚四季花果飘香的七子山，南临 烟波浩瀚的东太湖，北座名胜古迹上方山，是苏州市的南大门。 越 溪境内南北向六级航道“越来溪”贯通南北，接京杭大运河，是典型 的江南水乡。
文章认为太湖一带自古就有习武的风气，水乡老百姓的生活 与船密切相关，因此练武场所也就离不开船；再说古时吴越两国打 仗以水上作战为主，兵士的训练也离不开船，这样船拳这种习武形 式也就产生了。 它成了强身健体的武术项目，也是防身自卫的重 要手段。 随着历史的发展，船拳在越溪还渐渐演变成民间民俗文 化中的一个重要娱乐休闲项目。 如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游石湖， 船拳表演是上方山庙会的助兴节目，各村开出的大小船只上，出色 的船拳表演吸引着无数观众……总之，打船拳、看船拳成了人们 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船拳的影响越来越大，流传范围越来越 广，在流传过程中，船拳的套路也越来越丰富，更加受到人们的 喜爱。
二、研究结果
1.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是苏州
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缺乏，对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问题有 着各自不同的观点，似乎只要有着特定的江南水乡环境，以及吴越 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江南船拳在某些区域点上产生都是有可能的。 然而我们的研究结论是：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应该是苏州。 围 绕这一结论，我们做出了以下几点分析：
(1)水乡人民的长期舟船生活，是苏州江南船拳产生的基本 条件。
众所周知，操舟泅水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技能，在渔猎时代也 是人类的一种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技能，所以，人类很早就掌握 了这种技能，这在《诗经》中已有反映：“就其深兮，方之舟之。 就 其浅兮，泳之游之。”从地理环境来讲，苏州河道纵横交错，密如 蛛网，它必然给这里的水上活动提供优越的条件，所以苏州百姓 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操舟泅水的体育活动。 居民习于以船为车， 以楫为马。 因而“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 故《苏州府志》载： “吴人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喜操舟，又能 泅水。”
在古代，苏州百姓不仅是善于操舟行船，而且据说还有一边操 舟行船，一边引吭高歌的习俗。 在《苏州府志》风俗篇有这样一段 记载：“吴下耕作或舟行之劳，多作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吴歌》 里就有这样一首行船时的对歌：“啥个船白来啥个船黑？ 啥个船背 浪掮枪戈？ 啥个船咀上带须须？ 啥个船出窠乘风凉？”“石灰船白 来煤炭船黑，枪船背浪掮枪戈，划龙船咀上带须须，漂洋船出窠乘 风凉。”②
关于苏州百姓的操舟活动，甚至在一些宗教迷信活动中也有 表现。 例如在常熟地区就曾流传过农历四月二日的划神船活动。 “每年四月二日，巨载神船以出，翼以龙舟，前列小船数十，船首各 一人，持兵仗而舞，神船随其后，行必倒，象当日战斗，是日，士女云 集，游舫鳞次，而远望白旗飘飘，则知倒划船来，争相引避。”③这种 划神船活动，亦与古代军事活动有关，据说起源于张士诚兵败常熟
①《诗•邶风•谷风》。
- “枪船”，水战用的船，即“战船”。 “划水船”，即赛龙舟，船似龙形，龙首饰须一对，俗 呼“划龙船”。 “漂洋”，漂同飘，漂泊出海经商的船只叫“漂洋船”。 “乘风凉”，指海面 风大。
- 苏轼《日喻》。
之事，目的是为了消除鬼灾。
江南水乡，河湖交错、水网纵横，舟船既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 中重要的生产工具，同时也是出行交往的重要交通工具，是人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长期的舟船生活中，知识的日积月累是 后来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条件。
(2)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是苏州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因素。
这种因素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是古代苏州有着良好的习 武传统。 例如，春秋时吴国的“鱼肠剑”故事和荆轲刺秦王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而其中的主人公专诸就是太湖边的一个渔夫，是他的 侠义成就了吴王阖闾的春秋霸业。 “鱼肠剑”故事说的是春秋时 期，吴王僚专横无道，举国臣民都非常痛恨他。 他的堂兄公子光 (即吴王阖闾)便有意除掉吴王僚而自立为王。 这时伍子胥便将剑 术家专诸推荐给公子光。 专诸曾在太湖去向名厨专门求教制作鱼 炙技术，学成后公子光决定宴请王僚，并命令专诸想办法在宴会上 将宝剑藏在鱼炙腹中敬献，以伺机刺杀王僚。 为了能在鱼腹中藏 好宝剑而又不能露出破绽，专诸确实动了一番脑筋。 他先将鱼背 上的肉剞出花纹入油锅一炸，鱼肉便松涨竖立起来，再用佐料一 炙，浇上辅料，鱼的外形就模糊不清了，端上桌来，很难看出其中暗 藏的短剑。 当专诸将腹藏宝剑鱼炙进献于王僚面前时，乘间抽剑， “以刺王僚，贯甲达背”，行刺获得成功。 与专诸齐名的还有一个太 湖渔夫要离。 要离也有很高的剑术，便帮助阖闾追杀吴王僚的儿 子庆忌，也成功了。 从专诸和要离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苏 州人民的习武传统。
二是很早就有的苏州古代水军活动。 有历史资料记载，早在 先秦时期的苏州，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水军训练活动。 例如《吴越 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中曾有记载：“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 人，戈船三百艘”；“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 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可见当时兵家对于水 军训练及作战的看重。 此外《越绝书》上曾有一段吴王阖闾与伍子 胥的对话。 王问： 你是怎样准备船战的？ 胥答：“船名大翼、小 翼、突冒、楼船、桥船。 令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 大翼 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建仓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 车；楼船者，当陵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又 说：船分三翼，“大翼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 艘长九丈”。这一段话虽然写的是伍子胥如何论“船军之教”， 属于古代水军训练的内容，但仅从操舟驾船的技能来说，它确实 反映了当时苏州人操舟技巧已是相当高超了。 民国《吴县志》载 称：“吴县西南渔洋山麓有教场，相传伍子胃教练水军所筑，此外 即太湖或泊船处也。”所以古代水军训练活动应是影响江南船拳 产生的重要因素。
（3）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苏州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 基础。
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古代苏州，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吴王阖 闾执政后，为了达到“安君治民”“兴王成霸”的目的，顺应吴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接受伍子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虞，治兵库”的 建议，“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围四十七里。 陆门 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 使苏州古城不仅规模宏大， 而且采取了城内有城，城外有郭的三重建制，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
①赵晔、徐天祜（音注）：《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177页。
②《太平御览》卷770弓［《越绝书）3413页。
- 《文选》张华《七命》李善注引。
- 王卫平： 《论伍子胥与吴国的强盛》。
展。 苏州城中不仅设有商业区，而且手工业也相当发达。 如《吴地 记》曰：“匠门，又名干将门……阖闾使干将于此铸剑”；“酒醋城， 《吴地记》在胥门西南三里”。 此外，城郭中还有仓库以贮粮，“胥门 南三里，吴王储粮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 吴王阖闾，春申、王滨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 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可见它不仅在当时而且 对后世苏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民保命而不适， 岁时熟而不凶，吾官公而不私，上下调而无忧，天下服而无御，四 境静而无虞”，“禾稼登熟，兵革利坚”。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条件 下，使江南船拳的产生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 我们可以从《吴县 志》中看到当时的造船工艺：范悉移家，其船长八丈四尺梁宽一 丈五尺，落舱深丈许，中立三大桅，五丈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头 一桅三丈许，梢桅二皆二丈许，以四船相连为一带，而以梢桅分左 右为雌雄。 造船业的发达，是江南船拳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 质基础。
（4）吴人自卫防身、防御外敌的目的是船拳形成的内驱力。
无论是吴地城市中心，还是周边县镇，尤其是常熟、太仓，紧邻 海河，从历史上看，江南经济的繁荣因水而兴，而江南地理位置也 决定了其防卫的形式主要是水上防卫，苏州以及镇县多处为历史 上重要的水上防卫战略要地，从而形成了江南文化擅诗书的另一 面———善水战的军事、武术文化。 江防抗倭古堡城张家港杨舍的 抗倭经验，还原了历史上苏州一带官方抗倭的军事文化，“明代杨 舍地近长江，地势险要，为长江河口之要地，捍卫京口（今镇江）之 门户。……明代中叶，倭寇常由此登陆，进犯江阴、无锡，危及镇 江。……经官兵昼夜施工，未满百日
,就筑成周长600余丈（2 000 米），高2丈3尺（7.66多米），宽1丈7尺（5.66多米），上砖下石之 堡城一座。……城内建有参将、总司府衙和兵营300余间，可驻扎 官兵2 000余人。城中央建文星楼，高丈四五尺（4. 8米），上悬钟、 鼓各一，士兵昼夜轮守，了望江口，发现寇情即鸣钟击鼓报 警。……建城之后，倭寇不敢再犯”。船拳的产生的应激原因是 倭寇战乱，民不聊生。 在倭寇的问题之前，江南地区水盗问题也相 当严重。 “江南地区因远离明王朝与外族北方主要农民军的直接 交兵，盗匪问题显得似乎更为严重，常被地方官升同‘寇’乱，俗称 ‘土寇’或‘土贼’。 明末长洲人卢泾才就在向史可法的策议中将盗 匪问题视作江南苏州、嘉兴等府的‘三大害’之一，认为在嘉兴、湖 州之间湖荡辽阔，‘奸盗’可避匿其中，‘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吴，而 逃庇于浙’，官兵也互相推诿，文移自然‘莫可勾摄’，故称此害为 ‘吴盗浙窝’。"水网密布的地方，由于易于逃匿，常常是盗贼丛生 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防护措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 清同治《苏州府志》卷28《军制》记载，苏州城市管理有水营防范 水上犯罪
,崇祯元年（1628年）,巡抚李待问招募水兵，分隶六门 濠河。 船拳作为武术文化的一种门类，其发展必然与经济有着密 切的联系。 旧时内环区域水系发达,而太湖流域盗匪盛行,官府 的不作为,导致民间抵抗日渐兴盛,自备民刃、聘请武师、公开练 武,可见最初船拳产生的原因与海盗、倭寇以及民生愿望有直接 联系。 吴地人防御外敌、保卫自身的动机是船拳产生的根本动力 和源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苏州是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 地。 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中加以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名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冯贤亮：《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佐证。 例如韩锡曾先生在《江南船拳源流及其实用价值》一文中， 肯定江南船拳产生于湖州吴兴的同时，亦不否认地说：江南船拳的 中心区域为吴语地区，因此“凡吴语地域水乡地带的吴江、吴县以 至嘉兴、杭州及沿海一带，纷纷至该地延聘掌师，传教船拳技艺”。 而吴江、吴县均属于苏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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