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对侠客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但赞赏者仍占主流。据《孔子家语》记载：“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舞之，曰：‘古之君子， 以剑自卫。'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善则以忠化之， 寇暴则以仁御之，何必恃剑自孔子以后，儒家大致对侠客持排斥的态 度，认为“尚武行侠”是小人所为，君子应当“尚文行礼”，这对我国的侠 客文化一直处于非主流文化的角色，而形成一种平民文化的传统，起了决 定性的影响。而墨家因其学派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平民社会，它与侠客有 共同的源流，因而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很自然的。墨家对侠客现象 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 “任”侠观念和主张。《墨子•经上》所言: “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其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正是侠客的行为准则。对侠客进行了较为客观评价的是庄子。他在《庄子•说剑篇》中提出 了划分为“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 一说，提倡以德御剑、匡诸侯、 服天下、利苍生的“天子剑”，而反对“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 用国事”的“庶人剑”。这首开了将“武”伦理化的先河，清晰地预示了侠 义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趋势。同时，庄子又首次提出了 “盗亦有道”的观点， 借盗跖之口，表述了盗侠的道德观念体系，实际上也是当时侠客行为规范 的主要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正面颂扬侠客的人，是汉初的大历史学家、文学 家司马迁。他首先肯定了游侠的高贵品质，指出虽然“其行不轨于正义”， 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身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 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是十分可贵的。司马迁所总结的一诺千 金、杀身不悔、救危济困、不图报答等品行，成为后世侠客们自励的铭言 和行为准则，也成为文学中侠客现象的基调。同样是历史学家，班固对待 侠客的立场、观点与司马迁截然相反。班固认为游侠有两方面的罪责：一 是私义重于公职，以致“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二是“以匹 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穿于诛矣”。但他也承认侠客们的品行确有许 多可敬之处，如“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等，只是不行正道, 不合统治阶级认可的道德规范，所以杀身亡宗，也是咎由自取。镖行是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 手持长枪，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盗贼，看 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一般情况下, 镖行走镖有三种形式：一是威武镖；二是仁义镖；三是偷镖。而途中所遇 盗贼有三类：一是占山为王的职业盗贼；二是流窜作案的专业盗贼；三是 饥寒交迫的业余盗贼。这些盗贼各有特点，多寡也不同，对镖行的威胁也 不同。由于威胁的存在，就要以武术加以保护。因此，镖行是以武术为基 本手段进行的商业经营行为，实际上是将武术作为商品，用武术来实现赢利的。武术被镖行赋予了商业职能后，直接影响了武术技术体系的形成， 促进了武术的传播，是武术市场化的先驱，也是武术社会化的表现。作为 文一种商业经营机构，镖行在实现商业利润的同时，对武术的技术完善和广化泛传播起到了积极性作用。镖行既然是一种商业性的机构和行为，诚信是第一位，如不失镖、按时将货物送往目的地。而对于镖师来讲最重要的品 质是忠诚和信用，最重要的技术是武功和江湖经验。如拜访途径的武术名 家、喊镖号、讲行话、重礼节等。倘若武艺不精，镖行就会关闭，镖师就 会失业。侠文化的传播特征非凡武功的传承大凡侠客皆武功超凡，以行侠仗义为己任，所以侠客都是临危不惧， 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并勇气过人之人物。“侠客不怕死，怕死事无成”。 无勇，就不能被称之为侠客。春秋时，墨子门徒多似侠客。陆贾《新语》 有“墨子之门多勇士”的说法；《淮南子•泰族训》称：“墨子服役者百八 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明末清初人方以智在《稽古堂文 集》中又有《结客赋》一篇，其中有“古之结客者，意欲有为也” “养客 以乘会立功，可不谓杰欤”。揣摩他的意思，大概认为那种能养士结客、有 很多人依附的是任侠。《辞源》解“任侠”为“抱不平，负气仗义”之人。 说到依附于贵族、官僚为生的剑士，最典型的有两件事情：一是齐之孟尝 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此乃“战国四君子”，培养门 客上千，其中不乏武艺高强、勇力效忠之士；二是《庄子•说剑篇》中的: “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 好之不厌。”剑士是凭借个人的技勇充当为人效命的没落的侠客。他们技艺 的高低，对其个人名望境遇都至关重要。因此，这些人在提高技艺上舍得 下功夫，而且十分重视这种特殊技艺的薪传接续，他们对武艺的总结、提 高和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隋唐盛世，尚任侠之风不减，《旧唐书》记载：刘弘基“少落魄，交通轻侠”；《隋书》说刘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王 颉“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等。当时赞扬侠客的诗篇也极多，如李 白的《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是何等的功夫；“二杯吐 然诺”，“纵死侠骨香”，又是何等的豪迈。李白的诗不仅是他浪漫的理想， 也是当时侠客的生活写照。机构，其镖师（镖客）是以武术为载体，来保护商人、商品、现银、家宅 和经营场所，以及长途押运的安全。二者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期和历史背 文 景下，但至少有四点是相近的：一是“侠”与“镖行”的职业或行当的特 化殊性；二是绝大多数成员来自于平民阶层；三是都以武术为载体实现目标； 四是有效传播武术的技能和社会声望。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和了解“侠”与“镖行”多来自于评书、武侠小 说或影视作品，其侠客与镖师超凡的武功和侠义精神给人们留下来极其深 刻的印象，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广大青少年，并为之追求和奋斗。文艺作品 和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和镖师毕竟高于生活，与当时真正意义上所发生的事 件是有区别的，但两者对武术的传播都是十分重要的。本讲试图从历史学、 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和印证两种文化对武术的传播问题，以其找到 影响的“正能源”。为了使人们对“侠客”基本特征有所理解，现举一实例加以说明。具 有侠义精神的侠客们不仅可反抗官府，为民申冤，还清除为非作歹的武林 败类，为民除害。《清代述异》叙述了 “清初八大侠”的史记。“康熙雍正间，大江南北以拳勇名者八人，甘凤池其一也 凤池金陵 人，短小精悍，须髯如戟，手握锡器，能使溶为汁，及指缝中流出，然在 八人中尚居末座。第七人为白泰官，……第一人为僧某，第二人为吕四娘， 实晚村孙女也。僧淫暴无行，荼毒良懦，七人咸恶焉，思除之，以救一方。 然自度艺皆不能胜，恐转为所戕，乃相约以六人合围之。斗方酣，白忽从 空飞下以刃刺僧首，僧若弗知者，斗如故。白又飞去，六人者复进相搏， 如是者三，乃歼僧于地。七人皆散去，各以技雄一方。又誓不作纤毫非礼 事，约有犯者，六人共诛以如僧例，以故海内莫不称其义侠。这段“惩恶记”，堪称武林界教育习武者的生动教材。告诫习武先修德 的重要性，无论是谁只要违纪戒约，所为不轨，作恶多端，必将受到应有 的惩罚。这种惩罚是无情而严厉的，它表明了以武治暴的道理，守信重诺 的理念和侠义精神。现代武侠小说大亨金庸在论及“怎样成为武功高手”时强调两点：一 是刻苦学习；二是外在机遇。他笔下的武林高手都具备这两条道德品格的传信——侠客的道德观念“信”与“侠”同时出现于春秋时期，并有机的加以结合。侠之所以为 侠，首先是因为它具有自由的人格特征。自由的人，才能在契约中表现出 责任和义务，所以，司马迁论侠时也赞赏“信"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 存亡死生矣”。侠客们为实践自己的诺言，不失信于人，不畏艰难险阻甚 至甘愿牺牲生命，慷慨赴死的事迹，历代多有所闻。今人在评价武侠时， 仍强调“诚信”和“信赖”的意义，即：“公正；助人为乐；自由；忠于知 己；勇敢；诚实；足以信赖；爱惜名誉；慷慨轻财”。时至今日，守信重 诺仍然是武德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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