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需要——少林武术起源的直接动力
一个文化中的每一个特质和制度都行使着一个特别的任务,使社会体系凝合在一起;一个社会的结构是由特质和制度实现社会的需要决定的。文化社会学功能学派强调社会结构对文化的制约,认为文化如果脱离了社会的结构则无法被了解,只有从社会体系的视角才能加以理解。关于文化起源的研究,其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年)更强调人类需要对文化起源的影响。他认为离开了人类的需要,任何文化都不可能被创造出来,而人类的需要却受制于社会的自然、历史环境。从此视角出发,只有把少林武术置身于整个社会背景之中,研究社会各个子系统对少林武术产生的不同作用,才能对少林武术的起源有深入、全面的理解。适应自然、保寺护院是少林寺僧的安全需要,属于基层需要。少林寺僧只有在基层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能产生类似于娱乐修行、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中层需要,进而产生作为禅宗宣传工具的高层需要。
①王龙飞、虞重干:《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少林功夫的保护》,《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 年第4期,第58〜60页。
②朱永光、林群勋、蔡宝忠:《少林武术起源五种“创拳说”评述》,《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 年第12期,第1628〜1630页。
③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3〜94页。
(一)适应自然
少林寺创立之后,适应自然环境是寺僧开始习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地处嵩山深处的少林寺,山上森林茂密、生机盎然,环境清静优雅,但山势险峻,常有猛兽出没。为了适应所处地域的自然环境,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寺僧不得不通过习武来增强他们抗御猛兽的能力。习武健身成为寺僧必不可少的需要,这为少林武术的诞生提供了主观能动性。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适应自然环境的需要属于生存需要,直接制约着少林武术的产生。武术在中国早 已有之,少林寺创建以后,寺僧来自天南海北,其中不乏身怀武艺之人。他们来到少林寺的目的当然不会是传播武艺,而是一心向佛。例如,在跋陀主持少林时,许多身怀武艺者入寺为僧,跋陀的弟子惠光、僧稠就是其中的代表。据 《高僧传》载:跋陀在洛阳时,看见年仅12岁的惠光在天街井栏上反踢翅子,一 连踢了 500个。在此危险的地方反踢德子,惠光高超的技艺可见一斑,这其中当然含有武术的成分。而跋陀的另一个弟子僧稠,更是一个武术超群的僧人。 他“幼落发为沙弥”于邺下寺院,苦练武功,成了一个“拳捷骁勇”的武僧,青年时投巨鹿景明寺等寺院和深山中禅修。客观环境赋予了寺僧习武的需要,像惠光、僧稠这些擅长武艺者就将武术传授给少林寺僧,满足了他们适应自然环境的需要。文化的对象是“人们”,而不是个人,只有当少林寺僧产生整体的习武需要时,少林武术才得以产生。而从需要的层次分析,马林诺夫斯基把需要分成三种:一是个人机体的生物需要,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二是个体与社会保持和谐的需要;三是个体实现精神价值的需要,这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人有赖于这一需要来实现自己的文化价值。人类只有在基层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能逐渐追求更高的需要。适应自然是少林寺僧的安全需要,属于基层需要。
① 登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登封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② 赵宝俊:《少林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8页。
③ 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63页。
(二)保寺护院
少林武术起源于登封少林寺。登封因为地处中原,是通往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所以古往今来便是军事重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多在嵩山下的阳城、负黍摆开战场。秦汉隋唐时期,轩辕关、阳城关、洛口等地皆为必争之地。 有学者认为少林武术起源于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的时代,也是中华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两晋时期,较短时间内就爆发了 “八王之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西北民族纷纷进入中原,相互混战,并先后建立了十余个政权,史称“十六国”①。可见,不仅少林寺所处的登封地域自古是军事要地,少林寺起源的时代更是动荡不安。此外,隋王朝建立后,文帝颇重佛教,开皇时特赐少林寺田地100顷(约667万平方米),从此少林寺成为拥有大量田产的庄园,寺僧也成了庄园主。隋末,天下大乱,战争频起,饥民四野,少林寺这个拥有庞大田产的庄园,自然会成为由饥民组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取的对象。当时,强大的农民军曾一度攻入少林寺,把少林寺烧得只剩一座孤塔。②战争使得少林寺僧产生了习武的需要,促进了武术在少林寺的传播。 少林寺组织武僧保寺护院,后来发展到训练僧兵武装,为日后昙宗等十三人辅佐李世民战胜王世充,为唐朝立下赫赫战功提供了可能。正如明代傅梅诗中所云,地从梁魏标灵异,僧自隋唐好武名。”战争威胁了寺僧的生命,战争的需要在层次上仍然属于安全需要。
(三)修行娱乐
在满足安全需要的基础上,少林寺僧逐渐产生了追求修行娱乐的需要。 僧众的修行方式以静坐顿悟为主,必然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跋陀之后,随着禅坐在少林寺的逐渐流传,寺僧在长期打坐后,由于身体困倦,静坐后起来活动筋骨或习武强身也是可能的。加之修行的枯燥单调,寺僧自然会产生健身娱乐的需要。他们在茶余饭后以武为乐、以武健身,也可以说武术是作为当时少林寺的一种体育活动,以强身娱乐为目的得到开展的。例如,《朝野佥载》记述了僧稠及僧众习武的情况,僧稠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假,常角力腾跃为戏,一些由寺内组织的武术活动也促进了少林武术的发展。比如,在 宋代,方丈和尚福居为提高众僧的武艺,曾邀请全国十八家武林高手会集少林,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登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登封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③ 韩雪:《中州武术文化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53页。 交流武艺,随着时间的推移,僧众的习武活动逐步深入化。据少林方丈,释永信《少林功夫》所载:“少林僧人的生活与其他佛教徒相比还有一点比较特殊,他们还要根据各自的练功习惯,在处理好上述事务的间隙中,根据情况安排每天修习少林功夫的时间。”②而且,至今习练少林武术仍然是少林寺僧闲暇时间的必要修行、娱乐活动。修行娱乐属于寺僧较高层次的需要,根据文化社会学的观点,高层次需要的产生必须基于基层需要的满足。寺僧只有在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之后,才能有条件进行修行娱乐。
(四)维持统治
作为“禅宗祖庭”,少林寺自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其历来与皇家保持一致,因而备受皇家恩宠,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寺夺民舍,三分且一”。统治阶级对少林寺的需要更多的是源自少林寺的禅宗思想,禅宗思想是中国化的佛教,融合了儒家及道家的思想,因其世俗性及宽容性较易被统治阶级接受。少林寺僧为满足自身基层需要与武术结缘之后,客观上拥有一定的战斗力,国家自然也会对其产生军事需要,当然这种需要必定是为了维持其统治的。换句话说,统治阶级允许少林寺僧兵的出现,可以说是为了少林寺自身的安全着想,但与此同时不能否认也有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这样,少林寺为了自身的发展有时不自觉地被统治阶级利用,当然有时不免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暴力工具,但更为突出的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忠君报国”“奋勇杀敌,血染沙场”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因此,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少林武术起源的又一因素,但这种需要是建立在满足基层需要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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