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它表示 的是生产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生产力水平提高最显著的标志就是 生产工具的改进与生产效率的提升。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 高,人类不再满足于完全依赖自然环境而生存，而是试图通过改造和征 服自然以获得更多生产资料，满足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在这个过 程中，武术文化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即武器的材 质和器形的变化和改进。生产力与武术文化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 生产力的发展是因，武术文化内涵的提升则是果。武器的变化与改进都 会对武术技法、武术理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推动武术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发生变化。由此,我们可以认定，生产力是关东武术文化形 成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这两对矛盾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始终,两对矛盾之间的矛盾与统一，构 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地域文 化必然发生变迁以适应物质基础的变化。地域文化基本特征并非一成 不变，其构成要素是一个不断流变的过程,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 阶段,这个流变的速率也不相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远古时期，地理环 境将先民困于一方水土，长此以往，造成语言、民俗、文化方面的差异;也 正因为生产力不够发达，人们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民族生产和生 活方式，产生不同的经济模式与文化内涵。要而言之，文化上民族差异 的形成原因,都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上才得以发挥作用。因此，本 书认为,只有深入探究关东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才能知其所以然。一、生产力发展引发武器材质的革新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引起的就是武器材质的变化。在上古的原始社 会，狩猎工具和武器多是打磨的石器和骨器，这些石器和骨器无所谓生 产工具与武器之分，古人依据石头或兽骨等的自然形状进行打磨,制成 石斧、石弩以及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工具，形制粗糙，质脆易碎，制作费时 费力，不耐久用，无法进行批量化生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 采掘业和冶炼业的出现，这些工具由最初的打磨石、骨器渐次发展到青 铜器,生产的青铜器不仅更为精致、锋利，更重要的是通过铸造技术的发 展，青铜制的武器能够进行标准化生产,为军队提供统一规格的武器，为 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当然,青铜武器也有其缺陷，青铜 器的质脆而易折，因此，关东地域的青铜剑多厚重、粗短。随着冶炼技术 的发展，厚重粗短的青铜武器逐渐被长且轻、坚硬又具韧性的铁制兵器 所取代。由此可见,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武器也随之不断地进步。二、武器材质的革新引发武术器形和技法的代谢在武器的器形方面，则有一个由短入长，由简入繁，从单一向精细化 发展的过程。在石器时代，生产工具也是防卫武器，后来随着武器材质 不断进步，出现了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分野,特别是铁制兵器的大量普及 使用，武器的器形更长也更为轻便。为了适应骑兵作战的需要,逐渐衍 生出与骑战相适应的兵器,使长兵器缩短，短兵器增长。“直兵推之”的 剑让位于劈砍厚重的刀，逐渐退出军事战争的舞台，而成为个体的护身 武器,后来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礼器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为适应武器材质和器形的变化，武术技法等方面也产生适应性变 化。武器形制变化，使用技法也得以新陈代谢，并衍生出很多新的技法。 例如,随着剑的长度的增长以及剑的重量的降低，剑的技法由简单的劈、 砍、抡、砸逐渐衍生出诸如点、崩、压、挂等更加讲求动作速度和细微变化 的新的技法，丰富了剑术内容，也为武术套路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提 升了武术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功能。三、武术技法的代谢提升武术文化的内涵随着武术器械向着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武术逐渐与礼教相结合，成 为一种很好的礼教元素，出现了强调社会等级观念、用以规范社会等级 制度、维系社会正常关系的礼箭、皇帝大阅锹箭等将“射”与“礼”相结合 而形成“射礼”之箭。此外，“骑”与“射”作为关东地域最鲜明的武术文化 特征，“射”由单一的“梏矢石碧”也渐次发展出三角铁头箭、小铁头箭、五 齿鱼叉箭、兔叉箭、鸭嘴箭等具备明确分工的箭种。这些形态不一、功能 各异的箭不仅丰富了射法，而且隐隐与中国传统之“射礼”文化相契合, 不仅丰富了关东武术的射法与技术，并且在与“射礼”相结合后，使关东 武术由“术”入“道”，由“技”达“礼”，丰富了关东武术的文化要素，提升了 关东武术的文化内涵，也推动武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发生变化。关东地 域生产力的发展是关东武术文化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 出结论:生产力与武术文化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是 因，武术文化内涵的提升则是果。第十章关东武术文化的构建路径及其遭变关东武术文化及其体系的构建,与关东地域文化以及关东地域的风 土人情、民风民俗以及政治体制、经济类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这些 关联纠结的核心则是关东的人。从近代关东人口的结构来看，其构成非 常复杂，除原本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鄂伦春以及少量汉族的原住民 之外，更多的是外来移民，并且这些外来移民的构成也同样非常复杂，既 有流放至此的官宦士绅，也有“闯关东”的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贫苦大 众，这些外来移民的到来打破了关东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原有的社会 秩序。要在关东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这些原本与此地毫无关联的人 们就势必要寻求互助，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无论主动还是 被动，人们必须学着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人交往与合作, 也逐渐地接受并适应这种不同群体的文化体系共存与相融的文化形态。 在关东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受生存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 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关东地域的武术文化构建选择了一条与中原地 域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纵观关东武术文化的构建历程，主要有以下几 种路径:一、原住民骑射文化构建关东武术底蕴;二、军事训练强化武术 实用特征;三、遣戍“流人”催发武术理论萌芽；四、“闯关东”促进拳种的 繁荣;五、护院、镖行加速武术交流；六、义和团抗击外辱,展现关东武德 精神。第一节关东武术文化构建之路径一、原住民骑射文化构建关东武术底蕴原住民族以“命中致远”为特征的骑射文化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 它所代表的关东人民注重实用的尚武精神不仅是关东武术文化的根本 特征，同样也是关东地域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搭建了古代关东武 术文化中尚武、勇悍、崇力尚勇的基本框架。在关东地域，骑射不仅是关东古代人民的生产方式，而且代表着关 东地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与宗教祭祀活动相 结合，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由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而以骑射文化 为基础构建的关东武术文化特征也随之发生着改变。二、军事训练强化武术实用特征在中国历史上，关东地域一直都是战争频发之地，无论是关东民族 内部的兼并之战还是围绕山海关所进行的明清两朝之争，一直都是战事 频仍，烽火连天。特别是明末清初，两大政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各举全国之力，将最精锐的军队、最优秀的将领都集中在此。虽然武术 不同于军事格斗,但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兵家与武术 有如同源之水，同本之木，存在着至为密切的联系，因为二者的根本特征 都是技击的运用”①。长期的、大量的军事训练如骑射练习、战阵演练以 及搏杀训练等内容也流入民间，普通百姓为了加强自保也会自觉地加以 习练，由此促进关东武术的普及。军事格斗注重格杀效率、追求简洁实 用也自然而然地进一步强化了关东武术文化注重实用的基本特征。民国时期，奉系军队中有一批精善武艺的高级将领，他们对推动关①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东地域的武术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代表人物当属后来担任中央国 术馆副馆长的奉系高级将领李景林，他不仅自己精通太极、八卦等拳术， 而且尤善武当剑，所谓“上有所好，下必顺焉"，由于李景林本人好武，在 他的军队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习武、研武之风，汇聚了一批武林高 手。此外，擅长护手勾的许兰洲，以及曾拜大侠杜心武为师的郭崎凤，这 些栖身军政界的武林高手对于关东地域武术的发展和普及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作用。此外,一批武学大师受聘于“东北讲武堂”、溥仪护军以及“国术馆” 等为代表的具有军方背景的学校和武术馆等，也为关东武术的传播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例如,著名的八极拳大师河北沧州人霍殿阁受聘于伪满 皇帝溥仪担任少将武官，并以其弟子为骨干组建溥仪护军，不仅在护军 中传授八极拳术，而且还在伪满皇宫外开馆授徒,使得八极拳在长春地 区得到广泛传播。河北的形意拳名家李光普、鸳鸯拳的传播者洪占春、 戳脚大师胡奉三、少林拳的王德明以及山东的八卦掌名师宫宝田等都曾 经在奉系张作霖的帅府中担任武术教官……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 武术大师在担任武术教官期间在部队中传授本门的拳种技法，同时进行 相互间的切磋较艺,这些都对开拓、丰富关东武术拳种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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