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诸族均精于骑射。杰出的骑射武艺在征战中发 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史家称金、元以“骑射”立国。 “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为弓马之利取天下”。诸族统 治首领中多精于射艺。金太祖阿骨打成童即善射。儿时， 辽使来朝，使射群鸟，连三发皆中，辽使赞日“奇男子 也。”太祖亦善远射,蹒三百二十步，众所不及，其精良射 术在战场上屡建奇功。金康宗长子宗雄，九岁能射逸兔, 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以银酒杯作奖品。有一次射猎，宗 雄正逐兔，挞懒也从后放矢，挞懒大呼:“矢来了！”宗雄反 手接矢，即引弓射中奔兔，可见其射艺之高超。

元军更精骑射，成吉思汗即以骑射、摔跤武艺出众。 元军凭骑射远征欧、亚，所向无敌。据意大利《马可学罗游 记》所记,元代铁木耳远征印度，凭精良射术战胜印军大 象队。当时印军有大象二千头，身负战台,每台有战士十余人；又骑兵、步兵六万余。蒙骑兵一见大象，马即惊溃, 蒙军乃下马伏于林中，待大象队近前，万箭齐发，矢如雨 下，象或死或伤，掉头奔逃，印军大败。可见蒙兵射术之威 力。

辽、金、元诸族精习骑射,除举行赛射等活动外，更常 以射猎为练习骑射的重要手段。辽、金均定出四季狩猎的 制度与办法，在射猎活动中，训练战士骑射、奔驰、跳跃、 搏击、刺杀等多种本领,还通过大型捕猎活动，考查选拔 精通武艺的人才，精良的射术在狩猎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如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年间的一次狩猎中，曾一 箭贯穿两只鹿，可见其弓力之强大及矢镶之锋利。

在辽、金、元时期盛行多种骑射活动，主要有“射柳”、“射木兔”及“射草狗”等“射柳”亦称“新柳”，或“蹦柳”， 为古鲜卑、匈奴等民族的祭祀活动发展而来。南北朝时， 鲜卑族所建北周时期“射柳”即十分流行。辽国契丹源于 鲜卑,他们承继并发展了这一古老的射箭活动。不仅辽、 金、元盛行，并且还流传至明、清。

射柳虽源于古代宗教祭祀，但它与习武练射紧密结 合，并成为一项较射娱乐活动，故这一项目，包含有宗教、 尚武及礼仪、娱乐等多重文化内涵。它不仅流行少数民 族，而且成为汉族中原地区的一项重要文体活动。射柳与 击球,常常同时举行，成为古代体育史上重要的军体项 目。

辽、金时期,“射柳”是含有祭祀求雨内容的重要活 动，发展成为一种程式化、制度化的礼仪“射柳仪”，亦称 “瑟瑟礼”。“瑟瑟礼,祈雨射柳之仪“行瑟瑟之礼，大 行射柳”。史籍所记“射柳”与祈雨多有联系。如辽史. • 穆宗纪:“丙子，射柳祈雨。《金史•章宗纪》:五月，不 雨。乙卯，祈于北郊及太庙”，“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击 理，纵百姓观”。但射柳亦成为节令文体活动。五月庚午 朔,避暑于近郊。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 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久 可见一年中节 令时多举行射柳，也不一定是求雨,而更多的是习武和娱 乐。

射柳有专门的服装和器材。有专用的“大射柳之服”, “遣使进射柳鞍马”。射柳早先发源于柳树林中练射，发 展到后来,于广场中插柳枝为标，用“横簇箭”射。《金史• 礼志》所记“无羽横簇箭”，这种箭的形制从出土文物中得 到实物。辽宁北票县辽代墓葬出土 一种平头铁簇，簇身扁 平，呈等腰三角形,簇端为一略呈内弧之刃口。此扇面型 之箭簇，显然不可能用于实战或狩猎,而是射柳专用，因 柳枝圆而细柔，用普通箭矢不易射断，故用此“横簇 箭”。

射柳活动的比赛情况，《金史•礼志》有较详的记载： “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先以一人驰 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簇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 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 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于纵马急 驰之中，要求射断细小的柳枝,还要求“以手接而驰去”， 可见对射术及骑术均有较高的要求，没有经过专门的练 武习射，是很难参加这项赛事的。元代大都（今北京）也有 射柳活动,在端午节举行武职者咸令锯柳工也有赏罚 之规定，实为“武将耀武之艺也工且表明射柳只有任武职 的人才能参加，是一项军体武艺竞赛。

射柳，是练骑射;马球,是练马上挥杖击球。二者均要 求高超的崎术武功。射柳要求有宽广的场地，一般多利用 球场作骑射赛场。所以辽、金、元时期常常把射柳与击球 两项活动接连举行,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节令性的较武 娱乐活动。这个风习流传较久远，至明、清仍多举行射柳、 击球活动。这表明射柳已成为古代中国节令文体活动的 代表性项目。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还流行“射木兔”的节日较射活 动。辽国与北宋并存二百余年，往来密切,辽国吸收大量 汉文化，如原为汉族节令的三月三“上巳节”及九月九“重 阳节”，也成为辽国节日，但节日活动内容仍保留契丹民 族特色“上巳”射兔“重九”射虎，便是这种节日习武活 动。

《辽史•礼志》三月三日为上已。国俗刻木为兔，分 朋走马射之。”要求有高超的骑射本领，这是契丹狩猎生 活特色的反映。同样的生活内容亦表现在“九九”重阳节 举行大规模射猎活动上。《辽史•礼志》重九日，天子率 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 蜴蕃、汉臣僚饮菊花酒。”这也是契丹族发扬民族特色，以 狩猎练骑射武功的活动。以射猎练武习射,北方诸民族均 重视、提倡。直至清代，仍保留围场习武的风俗。

与民族宗教活动有更多联系的则为蒙族的“射草狗” （亦名“射天狗”、“射天狼此为宗教祈福免灾的祭祀活 动。每岁，十二月下旬，择日，于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 地,右府监供采币，中尚监供细毡针线，武备寺供弓箭环 刀，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缎为之肠胃，选达 官世家之贵重者交射之"，"射之糜烂，以羊、酒祭之”。 此一活动，虽宗教色采较诬，不失为尚武习射之举。

北方诸民族为尚武习射,流传多种较武赛射的活动。 蒙族之“那达慕军动赛会中,射箭即三项重要比赛之一。 “那达慕”即蒙语“三项比赛”之意，指射箭、赛马与摔跤。 元代建国后三项运动比赛更常举行。此“那达慕”运动会, 一直流传至今，成为蒙古民族的代表性尚武活动。

《元史•兵志》。

《辽史•国解》。

《辽史•仪卫志》。

《金史•太祖本纪》。

《辽史》。

《北票扣卜营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二期）。 《元史•蔡祀志》。第三节拳号与角抵.

徒手的拳击搏斗与角抵（摔跤）是辽、金、西夏及元诸 代的流行武艺项目。

徒手的拳击之术,在契丹、女真及蒙古族有关史料中 均乏系统的记载，但从一些史实中亦可看出当时徒手搏 斗之术已达较高水平。时值辽圣宗耶律冠绪开泰五年（公 元1016年）围猎?有猛虎怒吼扑来,掌猎主事陈昭衮从马 上纵身一跃，跨骑虎背，紧握虎耳，任虎跳跃，后终毙 虎外徒手搏兽，反映出拳搏武艺的技艺。金军中亦不乏 善拳勇者，蒲察士杰“为人多力，每与武土角力赌羊，辄胜 之。能以拳击四岁牛，折肋死之。有粮车陷淖中，七牛挽 不能出，士杰手挽出之”。能一拳击断牛肋使壮牛致死, 实具神力。虽然描述夸张，但表明有较深的拳术功底。又 如元太宗学儿只斤窝阔台时，力土力浑，一次出猎与同伴 散失，遇强盗围攻，他力敌三人，并将其打倒捕获。杰出的 武艺，使元太宗十分赏识，召之入宫,选力士与之角，无与 敌者。帝壮之，赐金，令备宿卫”。可知这位勇士的拳法 甚为高强。

史料表明金、元时期的“角抵”中，不完全是摔跤、相 扑，有时还夹杂着拳击之术。元代诗人胡祗遹《相扑二 首》描写元大都角抵表演赛,诗云：

“满前丝竹厌繁浓，勾引耽耽角抵雄、毒手老拳毋借 让，助欢鼓勇兴无穷。臂缠红锦绣裆襦，虎搏龙拿战两夫; 自古都人元尚气;摩肩累迹隘康衢。”诗中描写了元大 都人们踊跃观看角抵的盛况。从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角抵中，龙有着拳击、擒拿的动作，不完全是摔跤。徒手拳 击之术，在元代被称为“白打”，纳入了“十八般武艺”之 中。元代流行民间的戏曲唱本《敬德不服老》中唱道:“想 着俺初降唐时分，侍君竭力正其身;凭一十八般武艺，定 六十四处征尘”“他十八般武艺都学就，六韬书看的来滑 熟”。

浏览36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