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血与火相 伴随的战争史。由于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异常尖锐的矛 盾冲突，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战争频繁，农民起义、改朝换 代、列强环生，使中国大地烽烟不绝。早在氏族社会，部落之间就已经开始爆发战争，《兵 迹》载“民物相攫而有武矣”。这些战争已经开始使用兵 器，远则用箭，近则用棍棒，刀斧，击、打、劈、砍、扎、刺等 技击方法广泛使用，以至于相当一部分史家认为战争是 武术的源头。的确，战争是暴力冲突的最高形式,而武术 则是一种暴力手段，自然而然，人们将战争、军事、武术三 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看待，且毫不怀疑它们之间所具有的 渊源关系。西汉著名政治家，晁错《音兵事疏》 道: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 骑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 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 匈奴之众易扰乱也;劲弩长戟，射远及疏，则匈奴之弓弗 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 奴之兵弗能挡也；材宫骆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 荐不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交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 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他认为战争双方各有优势, 北方匈奴擅骑射、战马好、机动性强；鬲中原军队武器装 备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士兵武艺训练完备，战斗力强于对 方。长期以来，为了求得战争中的主动权及至最后的胜 利，军事指挥者重视实力的培养，对士兵进行系统严格的 武术训练，以提高其完成军事目标的能力，是重大的战略 主张。中国武术发达及博大精深，枝繁叶茂，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军事需要，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中国武术中许多兵器最初都是战场上的武器。枪及 相近的矛、戟、弋等就是最早出现的战阵武器，而且冷兵 器时代一直是主要武器。戚继光所创“鸳蠢阵”，以十二人为一小队，其中持狼羌、刀牌等兵器者二人，“惟枪手四 人，兵日杀手。明太祖军法定律中明文规定一个战斗单 位铳手十，刀牌手二十，弓箭手三十，枪手四十。以上两 例可对枪的倚重。”由此演出的枪法,繁多深奥,是其他任 何器械都难以相比的。据行家解释，枪法以拦、拿、扎为 主,其中又以扎法为根本，以此生发，杨家枪讲拿、拉、颠、 捉、摺、缠、拦、还八法;罗家枪讲压、打、砸、拿、滑、挑、崩、 撑、擢、扎十法。在武术高手手中，枪法出神入化,施展开来,但见红缨闪动，左防、右防、刺三个动作呵然一气，令人不寒而怵。精妙绝伦的枪法被人称为“诸器之王”，学 成殊为不易,有武谚说:“月棍、年刀、一辈子枪”。也有武术器械逐渐演变为以军事用途为主的兵器, 比如弓箭射礼是春秋战国时“六艺”之一，后来都主要 用于战场上了。诸葛亮神机妙算，一下子就借了三万支 狼千箭，足见战场上弓箭的运用是多么普遍。战争史上 许多著名将领都擅长射术，李广投石设羽；薛仁贵“将军 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列琦一箭射漏水斛,又一 箭将其补上:《水浒传》中小李广、花容箭法也十分了得， 百步穿杨。中国古代的战争规模宏大,单人独斗难以左右胜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对古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是从未 经历战阵的文人以宗族械斗为蓝本而进行的比附，实际 上两军对阵前，单人独斗作用微乎其微。所以，古代战争 尤重阵法。《六韬•犬韬•均兵》分析说：兵和骑兵平时不 能当步卒一人，但如果成阵，则一辆战车可抵步兵四十, 一个骑兵可当步卒四人。民间演义中，阵法神秘莫测，大 辽国元师“天门阵”十分利害，只有穆桂英一个能破。战 争史上，许多阵法作为兵略保存了下来，如战国名将李牧 的“奇阵”、诸葛亮的“八卦阵，戚继光的“鸳鸯阵”、清末 太平军的“螃蟹阵”等。阵法变化较多，也有一些基本规 律，即严格的编制。兵书《司马法》谓之：“立卒伍，定行 列，正纵横。”对阵中就士兵而言，需要的是统一的行动, “毋喧哗,毋越次，毋参差不齐，毋自行自止。或纵或横, 使目视旌旗之变，耳听金鼓之声，手工击刺之方，脚习步 趋之法”（《草卢经略》士兵的武艺水平高低不是阵法 最终效果的决定因素，而对高度组织化的战争形式，个人 的力量应无条件地服从整体意志，固而显得作用不明显,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对此的看法是：“开大阵,对大敌, 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 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 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客得左 右动跳！ 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 夺心，焉能得或进或退”，认为个人武艺并无多少施展余 地，而且必须和阵战的作战形式相适应。这种观点是来 自战场上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者的观点，应该是切 合实际的。“拳棒”一词，很长时间以来几乎是武术的代名词，拳 法在中国武术中占有相当分量，复杂、细腻、多变，一个人要毕生之力也难成一二。但面对战场上身披厚重盔甲的 对手,拳脚功夫又有什么作用呢？而且交战双方你死我 活的争斗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根本不容你吞吐沉浮、 三展腾挪。杀死敌手，攻破盔甲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武 器的重量，所以战阵中常见的武器是大刀阔斧、长枪大 戟、狼宪铁锤，常见于练家子手中的判官笔、摔手箭、梅花 针、五尺，阔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按一寸木 球在内。每一人执枪，二十步外，听擂鼓，擎枪作势，飞身向前戳去,孔内圆木悬于枪尖上，如此遍五孔止。招法寥 寥，却很实用。在武术家看来，这几招太过简单了，吴殳 《手臂录》中就将战阵之枪蔑称为“骡”，虽高大壮健，但却 是马与驴的杂种，生殖系统不健全，不能繁殖下一代，徒 有其表。剑被称为“百兵之君”，在战场上同样用处不大，杀伤 力比刀逊色许多,所以戚继光等战将特别欣赏倭刀，据有 关资料统计，明代通过贸易船只从日本输入二十多万把 刀，用来装备军队，由此可见其威力。与复杂的剑法比 较,倭刀“往往三二下,往往人不御”，简单却有效。这样看来，中华武术并不是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主要 因素，战争也不是推动中华武术兴盛的最根本原因。这 样讲,并不否定战争与武术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依存关 系。因为，战场上谋略战术之下，士兵个人的作战能力及 耐力和力量的比较，一定意义上也会影响战争的结局。 《国策.秦策》有“齐之技击不可敌魏之武卒,魏之武策,教 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的说法,可见个人的技击术也是 战斗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古往今来，军事家倡导适 合战争需要的武艺训练，直到热兵器时代，也是如此，当 年创建中央国术馆的张之江、李景林等人，都是行伍出身。战争与武术的目标都是克敌制胜，战争理论和武术 理论同出一源，相互借用的地方很多。中国古代著名的 军事著作《孙子兵法》选为武术哲学、武术技击理论的指 导思想。归纳起来，对《孙子兵法》的运用主要在以下几 方面：（1）“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条指导战争获取先 机的原则，受到武术各门派的相当重视,在武术理论中得 到充分引申、运用，并作为取得技击胜利的先决条件。 （2）“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思是善战者总是先 使自己强大得不可战胜，然后待机战胜敌人,从而“立于 不败之地”。对武术技击而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实力。 明代著名武术家程宗猷分析临战胜负之机时说:“艺高人 胆大，茴平器识见未广，功夫不纯，若一遇敌，则心志乱, 手足忙，不能自立矣。故弓马娴熟，良有以也”（《少林棍 法阐宗》）。（3）“兵者，诡道也”。用兵是种诡诈行为，“攻 其不备，出其不意”，所谓“兵不厌诈”。武术招式中也有 很多用于迷惑对手的方法，”或指下而用之上，或指左而 打右,或指此而打彼“武术技术中的“虚招”、“诈败”、 “佯攻”、“利诱”将孙子这一思想发挥得相当充分。（4） “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本是相互对立的军事 范畴,代表战争中相互相反的事物，如明攻为正、偷袭为奇。武术技击中讲究用虚若实，用实若虚，机巧变诈。形 意派大师郭云深讲“厅无不正，正无不奇;奇中有正，正中 有奇;奇正之变,所用无穷”，看来是领会了孙子思想的真 谛。（5）“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强调掌握战争中的 主动权。武术技击中各门派实际上也是将能否把握先机 当作技击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衡量武学境界高低的重 要标准。其他如“兵因敌而制胜”、“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等军事思想，丰富了武 术思想的内涵，成为推动中华武术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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