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武艺高强也无 晋爵可能的“武侠”们终于有了“为官”的机会。唐代著名将领郭子仪、明代抗倭名将余大猷均是出身武举,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习 武之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促进了民间习武热情。习武者的增多必 然导致教授武艺的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许多民间武师由此应运 而生，对传播武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以武入仕”的方法，如 同现在我国各个体育院校招收武术专业的学生一样，它使许多武 术馆校能够生存和繁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社会的“以 武入仕”中的“武”，主要是“竞技武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民间传 统武术基本上“入仕无门”。

其次，武举制使武术内容精炼化、规范化。尽管武举考试主要 是针对国家军事需要选拔人才，但是对考试内容的确定，无疑对传 播武术有积极作用。这种办法在以后的历朝历代都被借鉴沿袭, 即便在民国的“国术国考”，也有规定的考试内容。政府规定考试 内容，在表面上是仅对所考内容的传播，实际上所辐射的范围促进了整个武术项目的发展。但是，当前以“竞技武术”为主的考试规 定,尽管有其快速传播的积极意义，却会使人们学练“竞技武术”而放弃民间传统武术。

武举制对传播武术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当时社会上就出现 了文人学士“弃文从武”的现象。《文献通考》卷三十四卷载：“若 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高六尺以上，借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 者。”可见官吏中一定有愿意投笔从戎者，这反映了武举制的传播 效果显著。以上史料进一步提示，当今武术主管部门与现代武术 专业院校应为民间传统武术练习者提供晋升之政策，以促进民间 传统武术的繁荣发展。

“侠”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重要地位并至今存在于人们的社会 生活中。唐代社会有普遍的尚武风气。初唐四子之一的骆宾王 《畴昔篇》中就有“少年重英侠”之句。李白的《侠客行》最为著名， 其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 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 后,意气素霓生。……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旧唐书》载丘 和“少重气任侠”，其子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新唐书》说神 通“少轻侠”。以上数人,同为唐室元勋，且又同为游侠少年，可见 当时任侠风习之盛。唐代武侠小说繁荣，也与当时的尚武任侠之 风密切相关。“侠”在当今社会,与武德要求中的“见义勇为”颇为 相似，然而，在现代武术教育中，由于文化的缺失，使当今的许多武林高手反而成为反社会的力量，更不能谈为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由此，也可以看出，“侠”是德与艺的融合，武侠文化是一个 整体,仅有“艺高”而缺失了“德馨”，这样的人称不上“侠”，对社会也不一定有益。由此也可以看出,武术文化的整体传承对武术、对 整个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忽略文化的传承,对武术的发展可能就是灾难。

二、宋代武学与民间武术传播

武学之名肇始于唐代，而作为一种学校建制，实兴盛于宋。武 学创办于宋仁宗时期（1043年），其目的原是为了培养军事人才， 但仅存了三个月，当年停办。1072年,神宗复建武学于武成王庙。 “武学生员以百名为额”。武学入学的资格规定：在京无品位低级 使臣、门荫子弟、平民经京官荐保及考核合格者可入学；由地方官 员荐举武举人，则可面试入学。徽宗于1102年建立了州县武学。 中央武学学制三年，学习内容为诸家兵法和各种军事技术与军事 指挥,每年春秋两季考试马、步射等武技和兵法，合格者可参加殿 试，或出任武官、充任教头。地方武学考试优秀者可进中央武学。 明清武学与北宋相仿，只是武技考试内容略有增减。武学的开设, 提高了习武人员的理论素养，促进了武艺与兵家谋略及阴阳家思 想的结合,推动了武艺训练理论、战术思想的发展。从对武术发展来看，它不但对武术在学校传播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武术通 过学校向军队传播的先河，武学对当时社会的习武之风也有一定的作用。

宋代民间结社的价值述评

在中国武术史上，民间武术组织曾经为武术的传播与发展起 过重要作用。分析历史上民间武术组织的传播可为现代武术组织 传播提供借鉴。宋朝出现了以乡社为基础的武艺结社组织，这些组织属于下 层民众的社交团体，多与乡邻、行业、信仰相关，带有互相协助的性 质。这是众多的小生产者、平民百姓克服己身势单力薄以维持生 存的组织形式。北宋年间宋王朝与金签订澧渊之盟以后,边州郡 的百姓自相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 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 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敌国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 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 罚。遇其警急击鼓，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 墓所在，人自为战，敌浑畏之。”这样的社团属于民间村社的军事 自卫组织。北宋至南宋初，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还有抗金武 艺组织“忠义巡社”。他们“尝于庄井附近便处”，“教习武艺”。这 些结社组织遍布各省，从习武价值趋向看，突出了实用性,并与军 事武艺有紧密的关系，总之，其对武术的传播有促进作用。宋代还 有另一类民间社团,属于秘密武装会社的性质。《宋史•薛颜传》提 到的仁宗时耀州的“没命社”是地方上一霸;《曾巩传》和《石公弼传》 分别提及的“霸王社”和“亡命社”，则似乎是民间游侠的武装。以 上这些结社,有的是防御外族侵略，有的是为反抗压迫剥削而结社 的，都比较注重武术的技击性，突出表现在对武术习练内容的实用价 值趋向上。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民间武术的传播与发展。

南宋时，城市商业繁荣，城市人口增加，出现了以健身娱乐为 主要目的的武艺社团。在都城临安出现了争交的“角抵社”、“相扑 社”；射弩的“锦标社”、“川弩社”、“射水弩社”、“川弩射弓社”、 “射弓踏弩社”；使棒的“英略社”等。社的成员因社不同而异。如“射弓踏弩社”成员大都为武士; “角抵社”、“相扑社”大都是有膂 力的角抵手。这些有同一武术技艺的“社友”在一起，利于进行 武术的交流与传播。这种同类相聚的特征，为现代社会的武术传 播提供了参考价值。因为，这提示现代社会的武术组织也应以拳 种流派为特色成立，可选择某一群体，比如老人、妇女、青年等进行 组织传播。国家也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武术组织、社团的各类武术 活动，以推动武术的社会化发展。

宋代套子武艺的价值述评

由于宋代城市经济繁荣,一些城市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固定 游艺娱乐场所——瓦舍勾栏。据吴自牧《梦粱录•瓦舍》说,“瓦舍 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易聚易散也。”瓦舍之中，用装饰有 花纹图案的栏木或绳网,拦成一个个的圈子叫“勾栏”或“游棚”， 是专门表演各种技艺的场所。在瓦舍的各种技艺，名目繁多，其中 有“作场相扑”、“使拳”、“使棒”等。表演时，“先以‘女胸’在相扑 表演之前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②其中“套子”与 当今的武术套路十分相近。明人何良臣在《阵纪》中用“套子武艺” 来称套式武技就是例证。套子武艺的出现是武术趋于成熟的显著 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套子武艺的表演功能的出现，为武术的“艺 术”化特征提供了历史依据。武术的属性中，“艺术性”应是其主要 特征之一。

三、明清民间武术传播与武术文献述评

“所谓秘密结社，是指以下层 民众为主要成分，以结盟、传教、习武等活动为凝聚方式的各种民 间秘密团体。”他们可以分为“会党组织、民间宗教组织和拳会组 织”。这些组织中“习练武术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些组 织内、组织间以及组织与社会的联系都促进了武术的传播。如白 莲教就“注意吸收习武者入教”，并“在教内建成专门传习武术的武 场”。在乾隆、嘉庆年间传习了“八卦拳、七星红拳、梅花拳、六趟 拳、阴阳拳等”。从属于白莲教的武术团体——义和拳曾在各地 遍设拳场，教习拳棒。“据统计，当时仅山东荏平县境，就有拳场八 百余处，几乎村村有拳场。北京城内亦设有拳场八百余处,几乎巷 巷有拳场。”这极大地促进了武术在城乡的传播。天地会是清初 滋生的一个下层民众的秘密结社组织。乾隆三十年左右正式定 名，内称“洪门”。在天地会从福建、广东迅速蔓延至苏、皖、赣、湘、 鄂、滇、黔、蜀等地的过程中,“洪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拜上帝 会在开始时也是秘密传教，公开练拳,并从一开始就注意发展武艺 高强者入教。拜上帝会于道光三十年建“太平天国”。“太平军在 绵延14年的战争中，转战十八省，各地方拳技随新补兵源带入军 中，军中将士擅长的武艺也被带往各地，促进了民间武术的交流和 传播。”这说明武术组织不但有组织内部的传播，组织外部的传播 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组织传播过程中的武术文化传播也对 武术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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