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马良发起创编和推广《中华新武术》。马良(1878— 1947)，河北保阳人。幼承家学，师从平敬一学少林拳和摔跤术。 1901年马良在山西陆军学堂任教习时，即以他所编的“拳脚科”和 “率角科”教授学生。1911年,马良任陆军第九协统驻扎山东潍县 时，邀集一些武术名家，编辑武术教材，定名为《中华新武术》。 1914年，马良任陆军第47旅旅长兼任济南卫戍司令时,再次邀请 武术界专家修订《中华新武术》。1917年，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 警察总监定《中华新武术》为军警必学之术。同年夏，全国中学学 校校长会议决议，“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中学校的正式体。

1923年4月，马良、唐豪、许禹生等联络全国武术界人士，发起 组织“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这是中国体育史和武术史上的第 一次武术单项运动会。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的20多个武术社团参加了团体、单练、对练三种形式共上百个项目的表 演。此次武术大会，套路演练没有规则和裁判，与现在的竞赛有显 著区别，更接近于观摩交流大会，对武术传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代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盛行,而众多的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几乎都与武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所谓秘密结社，是指以下层 民众为主要成分，以结盟、传教、习武等活动为凝聚方式的各种民 间秘密团体。”他们可以分为“会党组织、民间宗教组织和拳会组 织”。这些组织中“习练武术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些组 织内、组织间以及组织与社会的联系都促进了武术的传播。如白 莲教就“注意吸收习武者入教”，并“在教内建成专门传习武术的武 场”。在乾隆、嘉庆年间传习了“八卦拳、七星红拳、梅花拳、六趟 拳、阴阳拳等”。从属于白莲教的武术团体——义和拳曾在各地 遍设拳场，教习拳棒。“据统计，当时仅山东荏平县境，就有拳场八 百余处，几乎村村有拳场。北京城内亦设有拳场八百余处,几乎巷 巷有拳场。”③这极大地促进了武术在城乡的传播。天地会是清初 滋生的一个下层民众的秘密结社组织。乾隆三十年左右正式定 名，内称“洪门”。在天地会从福建、广东迅速蔓延至苏、皖、赣、湘、 鄂、滇、黔、蜀等地的过程中,“洪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拜上帝 会在开始时也是秘密传教，公开练拳,并从一开始就注意发展武艺 高强者入教。拜上帝会于道光三十年建“太平天国”。“太平军在 绵延14年的战争中，转战十八省，各地方拳技随新补兵源带入军 中，军中将士擅长的武艺也被带往各地，促进了民间武术的交流和 传播。”这说明武术组织不但有组织内部的传播，组织外部的传播 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组织传播过程中的武术文化传播也对 武术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武术组织传播具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使武术得以在当时社会上广泛传播。尽管有些组织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武术 组织，但是他们以传播武术为主要活动，所以，从武术传播的角度 出发，都可纳入武术组织传播的研究范畴。这些武术组织具有显 著的特点。一是这些组织中武术是重要的传播内容。由于武术具 备的技击价值在当时社会里体现得更为突出，尤其表现在防身、保 家、卫国等方面，因此把武术作为主要内容传播可以满足当时的社 会需要。二是这些组织都有专门的武术传播者。组织中一般都注 重吸收武艺高强者加入，“论武艺,不论年纪”①是不少组织推选首 领的原则之一。毫无疑问,这些擅长武艺者,进入组织后就成为传 播武术的骨干。三是设有专门的拳场。比如洪秀全在广西传教期 间,每到夜晚就聚积群众学武艺。义和拳也曾遍设拳场传习武艺。 四是注重传播谋略与技巧。传播谋略与技巧对武术传播有促进作 用,许多组织都有自己的传播谋略与技巧，虽然在现代社会大部分 已不合时宜，但这种方法还在频繁地运用着。天地会曾把少林寺作为武术圣地加以推崇,“武从何处学习，在少林寺学习”“武艺出 在少林中，洪门事物我精通”②，以此来刺激人们的习武意识。又如 一些组织把传习武术与宗教结合起来,利用人们信仰宗教的心态, 把武术与宗教结合起来,促使人们习练武术。这些做法在当今社 会显然已不合时宜,但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历史研究，就有必要强调其积极的一面。总之，中国古代社会的武术组织传播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武 术传播活动，只是其传播的内容或主要内容为武术,才把它定义为 武术的组织传播。由于这些组织是现代武术组织的起源,并具备 现代体育组织和社团的主要特点，因此，我们才对其进行梳理研究,探寻它们传播武术的特点和规律。综观以上武术民间组织，它 们都具备固定的组织成员、有明确的组织目标、适宜的社会环境， 并且具有同类相聚性、互益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这些都有助于当 代武术组织借鉴。

武术理论对武术传播的作用很大。但是中国武术虽然源远流 长，绵延数千年，然而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史籍中，却 很难寻觅到武术资料。直至明清时期，才出现了为数不多的较有 代表性的与武术有关的典籍或武术论著，如明代的《纪效新书》、 《武编》、《耕余剩技》、《武备志》；清代的《手臂录》、《拳经拳法备 要》、《内家拳法》、《蓑氏武技书》、《太极拳谱》等。其中一些还是 兵书。由此可见武术理论著述在历史上处于落后状况。这使武术 拳法、拳理的阐释只能以“口传身授”为主，缺乏理论传播的有力支 撑。许多技术方法都由于这个原因在同一个拳术不同版本的拳谱 中出现音同字不同或音字都相近的现象。至于在民间辗转传抄的 拳械谱之类的武术资料，却因极少示人使许多老拳家总结的经验 理论也毁于战乱或者丢失。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武术理论的滞 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术的传播。经分析，原因在于,一方面 古代社会习武之人在整个文化界中的文化层次处于较低水平；另 一方面，由于社会上的重文轻武风气，武术没有在学校很好地传 播，致使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未能得到很好的武术教育。儒术武师 武禹襄阅读了《太极拳论》后撰写成了言简意赅的《打手要言》、 《四字不传秘诀》、《十三势行功心解》和《身法十要》等，还在钻研 陈氏太极拳和杨氏太极拳的基础上创编了武氏太极拳，极大地促 进了太极拳的社会化进程。可见理论传播的作用是很大的。

从武术文献的现状来看，明清时期的武术文献占据了武术古 籍的主要部分。武术史学专家马明达指出，汉以前的武术图书，绝 大多数在隋唐以前就失传了，因为它们未被《隋书•经籍志》和《唐 书•艺文志》所著录。魏晋人的武术著作，如《马槊谱》之类，后来 也失传了。总体上,汉魏以前的武术图书基本上没有传存下来，今 天只能在汉魏简牍和某些古类书中见到只言片语，隐约窥见一鳞 半爪。宋元以前的武术古籍，只有少量射箭图书幸存，其他的兵械 武术图书基本上一无存遗。因此，明清时期的武术文献在武术古 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武术古文献少的原因与武术理论滞后的原因类似，一是古代 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文人不屑于为武术著书立说；二是民间武术 人士缺乏立文字的能力，主要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武术。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活态”保护武术的重要性，即人与人之间通过 师徒传承制进行传承。因为，只要武术的传承人活着，则可以重建 文献，人一旦离去，则武术的全部都将流失。这也提示“保护传承 人”对保护武术具有重要作用。

民国初年,马良发起创编和推广《中华新武术》。马良(1878— 1947)，河北保阳人。幼承家学，师从平敬一学少林拳和摔跤术。 1901年马良在山西陆军学堂任教习时，即以他所编的“拳脚科”和 “率角科”教授学生。1911年,马良任陆军第九协统驻扎山东潍县 时，邀集一些武术名家，编辑武术教材，定名为《中华新武术》。 1914年，马良任陆军第47旅旅长兼任济南卫戍司令时,再次邀请 武术界专家修订《中华新武术》。1917年，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 警察总监定《中华新武术》为军警必学之术。同年夏，全国中学学 校校长会议决议，“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中学校的正式体。中华新武术分为率角（摔跤）科、拳脚科、棍术科、剑术科，内容 上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借鉴兵势体操的操练方法,分段分节地配以 口令，制定出团体教练法，并体现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练到 对手的渐进训练原则，为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方式。

中华新武术改变了原有的师徒传承的单一形式，从普及角度 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改变传承制度，使传统武术军事化、 体育化,注重技术,缺乏文化传承，对武术文化的整体传承有很大 的冲击作用。可以说，中华新武术的出现以及之后形成的教练模 式，对武术本身的真正传承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保障武术文化的 整体传承,只是为学校武术教学提供了借鉴模式。

1923年4月，马良、唐豪、许禹生等联络全国武术界人士，发起 组织“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这是中国体育史和武术史上的第 一次武术单项运动会。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的20多 个武术社团参加了团体、单练、对练三种形式共上百个项目的表 演。此次武术大会，套路演练没有规则和裁判，与现在的竞赛有显 著区别，更接近于观摩交流大会，对武术传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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