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武术传播与武术的发展形影 相随。可以说，一部武术发展史，就是一部武术传播史。传播问题 映照着武术发展的始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文化的冲 突与交融越发频繁，武术传播问题已成为影响武术在现代社会生 存的重要问题之一。就如武术的传统一样，历史是延续的，并可以 给人以智慧，教人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深邃眼光去看待武术发展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武术发展的历程中，发生了许多对武术传播 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分析历史要件，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对当代 武术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有助于选择一条正确前进的道路。意大 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 史。”可见历史研究对现代事物的积极意义。

当今的武术从历史中走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武 术的“舞”的传播、教育传播、组织传播、文献传播、竞技传播等都 可以在历史中追本溯源。历史是常学常新的，从新的视角出发, 可以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 “镜子”，或是展望未来的新思路。脱离历史的发展思路是空中 楼阁，脱离历史的理论建构也是站不住脚的。武术传播历史要件 的回顾与分析，将会形成古今武术理念与对策的比较，为进一步 研究打好基础。武术史学专家马明达教授曾评价唐豪先生的《少 林武当考》、《中国武艺图籍考》与郭绍虞(希汾)先生的《中国体 育史》时说,正是这两位前辈学者开创了这门学问，使得我国传统 的“武学”终于被继续下来，并且一开始就被接纳到“国学”大旗 下。这充分说明了武术历史研究对武术传承的重要性。

以武取仕，在先秦已有之。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开始在民 众中选拔武艺出众的人才。他还责令各级官吏要主动向国家推 荐,并对失职者以“蔽才”给予处罚：“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 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 已于事而竣。”（《管子•小匡》）这些措施虽然不是直接传播武术， 但它是武术传播的外因,或者说是传播的环境和传播的动力系统, 能直接促进武术的传播。唐代武举制就是重要的实例。

武举是古代社会科举的一种，又称“武科”，是我国古代科举制 度中专为选拔武艺人才而设置的科目，是我国古代教育体制中的 一种考选形式。武举制创始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新唐书•选举 志》说:“……武举，盖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始 置武举。”《资治通鉴•卷二零七》亦云：“则天后长安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唐武举考试主要有三方面的要求：一是以骑射 及运用武器为主的武艺;二是身材、体力、体能等身体条件和身体 素质;三是一些附加项目。

唐武举制延续至清光绪年间。宋代武举被列为“常选”之列， 使武举发展成为与一般文士考试相并行的体系。考试内容上，取消了翘关、身材、负重等项目，但增加了兵书策义等军事理论。考 试程序开始分级，三年一试,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明清两代， 继承并发展了唐宋时期武举制,并更加完备。随文科制度的变化,

武考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内容上，坚持了策略 与武艺结合的原则。其间稍有变化，明嘉靖初恢复了马枪、翘关, 增加了步战武艺、刀、剑、干、盾等，清代除骑射外,增加了“技勇”一 项，包括开弓、舞刀、掇石。17世纪以来，枪炮在战争中越来越重 要，武举中的考试内容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至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卒以武举:“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 施之今日亦无所用。”下令“永远停止”。

武举制是中国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武术传播有着不可估 量的作用。首先，武举制开创了以武入仕的先河，给习武之人开辟了一扇 晋升之门，使人们通过习练武术就可以晋官加爵，这无疑能吸引更 多的人加入习武行列，扩大武术传播的对象,在广大民间形成习武 的风气。而且,武举制把武艺（武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同 中国古代“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扭转了 这种风气下产生的一边倒的局面。在这之前，即便武艺高强也无 晋爵可能的“武侠”们终于有了“为官”的机会。唐代著名将领郭子 仪、明代抗倭名将余大猷均是出身武举,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习 武之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促进了民间习武热情。习武者的增多必 然导致教授武艺的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许多民间武师由此应运 而生，对传播武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以武入仕”的方法，如 同现在我国各个体育院校招收武术专业的学生一样，它使许多武 术馆校能够生存和繁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社会的“以 武入仕”中的“武”，主要是“竞技武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民间传 统武术基本上“入仕无门”。

其次，武举制使武术内容精炼化、规范化。尽管武举考试主要 是针对国家军事需要选拔人才，但是对考试内容的确定，无疑对传 播武术有积极作用。这种办法在以后的历朝历代都被借鉴沿袭, 即便在民国的“国术国考”，也有规定的考试内容。政府规定考试 内容，在表面上是仅对所考内容的传播，实际上所辐射的范围促进 了整个武术项目的发展。但是，当前以“竞技武术”为主的考试规 定,尽管有其快速传播的积极意义，却会使人们学练“竞技武术”而 放弃民间传统武术。

武举制对传播武术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当时社会上就出现 了文人学士“弃文从武”的现象。《文献通考》卷三十四卷载：“若 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高六尺以上，借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 者。”可见官吏中一定有愿意投笔从戎者，这反映了武举制的传播 效果显著。以上史料进一步提示，当今武术主管部门与现代武术 专业院校应为民间传统武术练习者提供晋升之政策，以促进民间 传统武术的繁荣发展。

“侠”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重要地位并至今存在于人们的社会 生活中。唐代社会有普遍的尚武风气。初唐四子之一的骆宾王 《畴昔篇》中就有“少年重英侠”之句。李白的《侠客行》最为著名， 其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 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 后,意气素霓生。……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①《旧唐书》载丘 和“少重气任侠”，其子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新唐书》说神 通“少轻侠”。以上数人,同为唐室元勋，且又同为游侠少年，可见 当时任侠风习之盛②。唐代武侠小说繁荣，也与当时的尚武任侠之 风密切相关。“侠”在当今社会,与武德要求中的“见义勇为”颇为 相似，然而，在现代武术教育中，由于文化的缺失，使当今的许多武林高手反而成为反社会的力量，更不能谈为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 形成。由此，也可以看出，“侠”是德与艺的融合，武侠文化是一个 整体,仅有“艺高”而缺失了“德馨”，这样的人称不上“侠”，对社会 也不一定有益。由此也可以看出,武术文化的整体传承对武术、对 整个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忽略文化的传承,对武术 的发展可能就是灾难。

在中国武术史上，民间武术组织曾经为武术的传播与发展起 过重要作用。分析历史上民间武术组织的传播可为现代武术组织 传播提供借鉴。宋朝出现了以乡社为基础的武艺结社组织，这些组织属于下 层民众的社交团体，多与乡邻、行业、信仰相关，带有互相协助的性 质。这是众多的小生产者、平民百姓克服己身势单力薄以维持生 存的组织形式。北宋年间宋王朝与金签订澧渊之盟以后,边州郡 的百姓自相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 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 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敌国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 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 罚。遇其警急击鼓，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 墓所在，人自为战，敌浑畏之。”这样的社团属于民间村社的军事 自卫组织。北宋至南宋初，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还有抗金武 艺组织“忠义巡社”。他们“尝于庄井附近便处”，“教习武艺”。这 些结社组织遍布各省，从习武价值趋向看，突出了实用性,并与军 事武艺有紧密的关系，总之，其对武术的传播有促进作用。宋代还 有另一类民间社团,属于秘密武装会社的性质。《宋史•薛颜传》提 到的仁宗时耀州的“没命社”是地方上一霸;《曾巩传》和《石公弼传》 分别提及的“霸王社”和“亡命社”，则似乎是民间游侠的武装。以 上这些结社,有的是防御外族侵略，有的是为反抗压迫剥削而结社 的，都比较注重武术的技击性，突出表现在对武术习练内容的实用价 值趋向上。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民间武术的传播与发展。

南宋时，城市商业繁荣，城市人口增加，出现了以健身娱乐为 主要目的的武艺社团。在都城临安出现了争交的“角抵社”、“相扑 社”；射弩的“锦标社”、“川弩社”、“射水弩社”、“川弩射弓社”、 “射弓踏弩社”；使棒的“英略社”等。社的成员因社不同而异。如“射弓踏弩社”成员大都为武士; “角抵社”、“相扑社”大都是有膂力的角抵手。这些有同一武术技艺的“社友”在一起，利于进行 武术的交流与传播。这种同类相聚的特征，为现代社会的武术传 播提供了参考价值。因为，这提示现代社会的武术组织也应以拳 种流派为特色成立，可选择某一群体，比如老人、妇女、青年等进行 组织传播。国家也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武术组织、社团的各类武术 活动，以推动武术的社会化发展。

由于宋代城市经济繁荣,一些城市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固定 游艺娱乐场所——瓦舍勾栏。据吴自牧《梦粱录•瓦舍》说,“瓦舍 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易聚易散也。”瓦舍之中，用装饰有 花纹图案的栏木或绳网,拦成一个个的圈子叫“勾栏”或“游棚”， 是专门表演各种技艺的场所。在瓦舍的各种技艺，名目繁多，其中 有“作场相扑”、“使拳”、“使棒”等。表演时，“先以‘女胸’在相扑 表演之前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②其中“套子”与 当今的武术套路十分相近。明人何良臣在《阵纪》中用“套子武艺” 来称套式武技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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