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蒙古族贵族建立的王朝，为了防止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反抗，元朝 统治者严禁民间相扑等习武活动，以便“态悍之术不作，凶悍之技不传所以汉等 民族中相传的摔跤活动很快衰落了。但蒙古族有自己的摔跤运动，称“巴邻勒都” 或“搏克”，与宋朝中原的相扑不同，在元代之前的规则与现代的“自由式摔跤”相 似，即摔倒后，仍然相搏，以令对方双肩着地为胜。元代初期，由于社会安定，摔跤 活动性质向观赏转移，蒙古族摔跤发生了变化，胜败的标准是将对方扑放于地，这 与现行蒙古式摔跤的胜负标准是一致的。蒙古族贵族十分喜爱摔跤运动，他们有 自己的选手和摔跤队。摔跤是蒙古族“男儿三艺”（骑马、射箭、搏克）之一，不仅男 子，女子也善其道。《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海都之女艾吉阿姆用搏克选婿，结 果没有一个男子能战胜她，她因此而赢得了一万多匹马。这个故事已广传为草原 佳话。元代时，中国摔跤运动主流与形式上的变化对后世中原和少数民族地区摔跤 活动都有深远影响。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其摔跤成为主流，相扑被边缘化，明清 之后，便少见有关相扑的记载。相扑在中国消亡，但在日本却延续下来。日本有关 相扑比较确切的文字记载，是8世纪初编纂成的《日本书纪》，书内记述第三十五代 天皇（公元641〜645）为了接待古代朝鲜百济国使者，召集了宫廷卫士举行相扑竞 赛。尽管有专家称，在公元4~6世纪，中国角力已随大量东渡的大陆移民传到日 本;相扑在中国出现后，也很快传到日本。但日本的相扑是否由中国输入，目前没 见到明确记载。徒手相搏，或一较高低，或闲暇游戏，应该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男系 社会里最通行的竞技游戏。因此，摔跤之类的活动，各民族当中都曾存在。但日本 的相扑不仅和中国的角抵相似，也与敦煌石窟中相扑图中的相扑打扮一致，这很难说是一种纯粹的巧合；从日本有关相扑的文献记载正好和中国相扑发展时代相呼 应看，很难说这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至少“相扑"一词是从中国传入日本，大概不会 有什么异议。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一反蒙古族的风俗，力图恢复唐宋旧制，大力提倡相扑，相 扑在官廷和民间又有所恢复。但因为拳术在当时有了很大发展，削弱了相扑的重 要地位，所以，击、摔结合的相扑，始终没有恢复到唐宋时的盛况。明代许多名为 “角力”、“相扑”的历史资料，实际指的都是拳术。明代时，相扑被列入六御之内，成为军队训练的重要武技之一，军队中有专门 研究相扑技术的机构。明末，明王朝为平侵倭寇骚乱和农民战争，曾派官员出使日 本，将中国的相扑术传入日本，19世纪末后被革新为今日的柔道。清代时，顺治、康熙皇帝等看到采取民族隔离政策的局限性与不可行性，于是 主动学习并吸收汉文化，在本民族原有的“布库”基础上，吸收蒙、汉各民族的技艺， 大力提倡相扑。摔跤活动较唐、宋更为盛行，风靡全国。不仅在平地摔，还进一步 发展到马上摔跤。大凡宫廷宴乐、礼宾集会和时令佳节，皇宫都要在大庭广众下进 行布库表演，场面十分壮观。清帝每年“木兰秋围”围猎之余,还要蒙古诸台长和盟 长“恭进筵宴，习武合欢”，进行所谓“塞宴四事”的活动，其中布库的比赛尤为精彩 和激烈。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塞宴四事图》,就是其情况的反映。满族原来固有的“布库"，汉译为“撩脚”或“撩跤”，主要以脚法为主，兼带擒拿 之技，具有独特的满式风格，是满族人民擅长的技巧。这种摔跤形式注重脚的勾、 掠、绊、撇的使用，一旦负者倒地，不得再攻。这与近代的中国式摔跤极为相似。汉 族的角抵常用手臂搏斗，亦用腰功制敌，蒙古族的角力重力取，二者与库布还稍有 不同。清代时，布库从原先的以脚力取胜，吸取汉族角抵、蒙古族角力等技能后，发 展成以臂、脚、腰三功结合，技巧与力量相统一的“善扑”，使中国近代的摔跤运动大 体完备。满族的布库、汉族的角抵相扑与蒙古族的角力相搏是中国近代摔跤运动 的三大来源。清廷侍卫府专设有“相扑营”，后称之为“善扑营”，是清王朝的皇家摔跤队。善 扑营专门搜罗和训练善扑能手，为宫廷表演相扑取乐，定期与蒙古各部摔跤能手进 行比赛。平时担任宫中守卫，御试武进士时充当执事。善扑营编制有300名相扑力士，由正都统统领，下设翼长。善扑营分东、西两 个营。相扑力士满语称“布库”，俗称“扑户"，又称“扑虎”。布库分成头等、二等和 三等三个等级，头等最高，按照等级发给律薪。善扑营还是专门研究提高相扑技术 的机构，每个扑户都自练绝活。清末中国跤术已发展到较高水平，集中表现在讲求 “四两拨千斤”的摔法的技巧上。除上述“官跤”外，民间消遣娱乐性摔跤叫“私跤”。 京、津、保定各地多有私跤场与传授私跤者。清末，善扑营瓦解星散，官、私跤合流,跤技得到进一步普及和发展。总之，摔跤运动由于清代皇帝的大力提倡以及满族、蒙族和汉族跤手的交流学 习，跤术不断融合，跤技不断提高，规则不断完善，为我国独树一帜的“中国式摔跤” 跤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中国式摔跤是我国各族跤手共同创造和发展起 来的，是我国深厚历史文化的一项遗产。清末与民国时期对中国式摔跤继承与发扬中国式摔跤经历代演练，容纳各族 及各个省份地区的摔法，于清代已为朝廷所垄断并职业化。清代皇室偏爱摔跤竞 技，跤技高手经层层选拔，与宫廷大内高手、武术精英，珠联璧合，进一步挖掘、研 究、整理、演练、锤炼，使这一摔技达到炉火纯青之境。所纳高手组成“善扑营”，也 就是保护皇帝不挂刀的职业贴身御林军。辛亥革命以后，善扑营解体，积200多年专业训练的经验，可想而知当时的技 术水平绝对是不低的，可惜目前没有一部完整地记录当时技术方面的资料。据说 在民间有跤谱流传，也可惜数量很少，拥有者又大多秘不外传，所以市面上很难看 到，这对于中国式摔跤的发展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善扑营解体以后，一部分扑 户流散到民间，成为中国式摔跤的传播者，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佳话。在他们的带动 与教导下，一代代人才辈出，一批批高手涌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头等扑户宛永 顺（称宛八爷）收高徒沈友三和宝善林,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天桥搭地卖艺，一 时双雄并举，使中国式摔跤达到了一个高潮。后来，沈友三移居河南，只有宝善林 一旗独挚，在北京影响极深，当时不论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天桥宝三跤场的。中国式摔跤从清代开始到现代在燕赵河北最为流行，目前我国各地的中国式 摔跤技术都是从京、津、保定流传出去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河北是中国式摔跤的摇 篮。华北为强，其摔技精湛又分为北平跤、保定跤、天津跤三大主流。民国时期的中国式摔跤运动在北京、天津等地有不少人以表演摔跤为职业。当时的武术组织中央国术馆 和精武体育会也有摔跤科目，曾举行过几次全国性比赛。1936年，还进行过女子 摔跤比赛。佟忠义：1948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运动会女子摔跤比赛中获得了优胜。佟忠 义的弟子刘飞（江苏省江都人），也是那次大会比赛的轻量乙级优胜者，于香港教 摔。佟忠义在1935年著有《中国摔角法》。卜恩富：通称卜六，天津人，曾在天津警察局作事，兼教天津摔跤。1935年在 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摔跤比赛中，他战胜了当时著名的北京代表宝善林， 从而名噪一时。宝森：字善林，通称宝三或宝三爷，北京人。民国初年，他在北京闹市天桥卖艺，曾从“小辫王"学摔跤，天性刚猛，号称“北京第一力士”。沈友三:通称沈三或沈三爷，北京人。他在北京天桥卖艺，卖外伤药和大力丸 等。沈友三和宝森同是民国初年北京摔跤之雄。两人在天桥闹市设练习场，表演 “活跤”（即假装实战的摔跤表演），以招揽顾客，然后卖药。马一奎：河北保定人，自幼从张凤岩学保定摔跤，后在中央国术馆学武术。 1935年，他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摔跤比赛中获得重量级优胜。常东升：字漫天，河北保定人，他在10岁前从张凤岩学保定摔跤,15.16岁时 到各地参加大会比赛未曾败过，由于他的技术美妙快速，人称“花蝴蝶”。常东升年 仅22岁就被任为中央国术馆的摔跤教官，以后又历任湖南省的技术队和各地军队 的摔跤教官。1948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摔跤比赛中，他获得中级的 优胜。常东升是继张凤岩之后的保定摔跤第一人，年青时即被称为“摔角大王”，于 台湾任摔跤教官，著有《摔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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