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武术具有文化价值,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术的文化属性是其首要属性，其次是艺术属性及体育属性。由 文化属性而派生了武术的教育价值，并使武术成为中国、中国人的 特征之一；由艺术属性而衍生了武术的表演价值，并使武术成为中国影视的主要元素；由体育属性而形成了武术健身、养生、娱乐的特征，并使武术进入了体育的行列。从武术的实际出发，武术文化 的整体结构应该包括武术（技术）、武学（技理与传统文化）、武道 （哲学与人生）的三个递进层次的内容，师徒传承与武德，以及传承 人之间构成的武术文化空间。武术作为民族文化,它具有历史性 与现代性。在当代社会，武术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它是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形象大使，其传播有 助于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同时，由于武术注重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自身和谐,其传播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武术拳种丰富、流派众多，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项，武术文化遗产的 保护是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对武术文化当代价值的认知，可以提升武术传播的高度,促进武术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地位,为武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提供理论支撑，并使武术的文化之河源远流长。中国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武术传播与武术的发展形影 相随。可以说，一部武术发展史，就是一部武术传播史。传播问题映照着武术发展的始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越发频繁，武术传播问题已成为影响武术在现代社会生存的重要问题之一。就如武术的传统一样，历史是延续的，并可以 给人以智慧，教人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深邃眼光去看待武术发展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武术发展的历程中，发生了许多对武术传播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分析历史要件，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对当代武术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有助于选择一条正确前进的道路。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见历史研究对现代事物的积极意义。当今的武术从历史中走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武术的“舞”的传播、教育传播、组织传播、文献传播、竞技传播等都 可以在历史中追本溯源。历史是常学常新的，从新的视角出发, 可以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 “镜子”，或是展望未来的新思路。脱离历史的发展思路是空中 楼阁，脱离历史的理论建构也是站不住脚的。武术传播历史要件 的回顾与分析，将会形成古今武术理念与对策的比较，为进一步 研究打好基础。武术史学专家马明达教授曾评价唐豪先生的《少林武当考》、《中国武艺图籍考》与郭绍虞(希汾)先生的《中国体 育史》时说,正是这两位前辈学者开创了这门学问，使得我国传统 的“武学”终于被继续下来，并且一开始就被接纳到“国学”大旗下。这充分说明了武术历史研究对武术传承的重要性。以武取仕，在先秦已有之。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开始在民众中选拔武艺出众的人才。他还责令各级官吏要主动向国家推 荐,并对失职者以“蔽才”给予处罚：“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 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管子•小匡》）这些措施虽然不是直接传播武术， 但它是武术传播的外因,或者说是传播的环境和传播的动力系统, 能直接促进武术的传播。唐代武举制就是重要的实例。武举是古代社会科举的一种，又称“武科”，是我国古代科举制 度中专为选拔武艺人才而设置的科目，是我国古代教育体制中的一种考选形式。武举制创始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新唐书•选举 志》说:“……武举，盖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始 置武举。”《资治通鉴•卷二零七》亦云：“则天后长安二年春正月 乙酉，初设武举。”唐武举考试主要有三方面的要求：一是以骑射 及运用武器为主的武艺;二是身材、体力、体能等身体条件和身体 素质;三是一些附加项目。唐武举制延续至清光绪年间。宋代武举被列为“常选”之列， 使武举发展成为与一般文士考试相并行的体系。考试内容上，取消了翘关、身材、负重等项目，但增加了兵书策义等军事理论。考试程序开始分级，三年一试,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明清两代， 继承并发展了唐宋时期武举制,并更加完备。随文科制度的变化,武考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内容上，坚持了策略 与武艺结合的原则。其间稍有变化，明嘉靖初恢复了马枪、翘关, 增加了步战武艺、刀、剑、干、盾等，清代除骑射外,增加了“技勇”一 项，包括开弓、舞刀、掇石。17世纪以来，枪炮在战争中越来越重 要，武举中的考试内容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至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卒以武举:“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 施之今日亦无所用。”下令“永远停止”。（《清续文献通考•卷 十八》）举制是中国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武术传播有着不可估 量的作用。首先，武举制开创了以武入仕的先河，给习武之人开辟了一扇 晋升之门，使人们通过习练武术就可以晋官加爵，这无疑能吸引更 多的人加入习武行列，扩大武术传播的对象,在广大民间形成习武 的风气。而且,武举制把武艺（武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同 中国古代“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扭转了 这种风气下产生的一边倒的局面。在这之前，即便武艺高强也无 晋爵可能的“武侠”们终于有了“为官”的机会。唐代著名将领郭子 仪、明代抗倭名将余大猷均是出身武举,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习 武之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促进了民间习武热情。习武者的增多必 然导致教授武艺的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许多民间武师由此应运 而生，对传播武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以武入仕”的方法，如 同现在我国各个体育院校招收武术专业的学生一样，它使许多武 术馆校能够生存和繁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社会的“以 武入仕”中的“武”，主要是“竞技武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民间传 统武术基本上“入仕无门”。其次，武举制使武术内容精炼化、规范化。尽管武举考试主要 是针对国家军事需要选拔人才，但是对考试内容的确定，无疑对传 播武术有积极作用。这种办法在以后的历朝历代都被借鉴沿袭, 即便在民国的“国术国考”，也有规定的考试内容。政府规定考试 内容，在表面上是仅对所考内容的传播，实际上所辐射的范围促进了整个武术项目的发展。但是，当前以“竞技武术”为主的考试规定,尽管有其快速传播的积极意义，却会使人们学练“竞技武术”而 放弃民间传统武术。武举制对传播武术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当时社会上就出现 了文人学土“弃文从武”的现象。《文献通考》卷三十四卷载：“若 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高六尺以上，借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可见官吏中一定有愿意投笔从戎者，这反映了武举制的传播 效果显著。以上史料进一步提示，当今武术主管部门与现代武术 专业院校应为民间传统武术练习者提供晋升之政策，以促进民间 传统武术的繁荣发展。“侠”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重要地位并至今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唐代社会有普遍的尚武风气。初唐四子之一的骆宾王 《畴昔篇》中就有“少年重英侠”之句。李白的《侠客行》最为著名， 其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 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 后,意气素霓生。……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旧唐书》载丘和“少重气任侠”，其子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新唐书》说神 通“少轻侠”。以上数人,同为唐室元勋，且又同为游侠少年，可见 当时任侠风习之盛。唐代武侠小说繁荣，也与当时的尚武任侠之 风密切相关。“侠”在当今社会,与武德要求中的“见义勇为”颇为相似，然而，在现代武术教育中，由于文化的缺失，使当今的许多武林高手反而成为反社会的力量，更不能谈为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由此，也可以看出，“侠”是德与艺的融合，武侠文化是一个 整体,仅有“艺高”而缺失了“德馨”，这样的人称不上“侠”，对社会也不一定有益。由此也可以看出,武术文化的整体传承对武术、对 整个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忽略文化的传承,对武术 的发展可能就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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