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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军和禁武从来都是朝廷维稳的两大措施，不去“比”而着眼于“打”却 是传统武术操作的技术内涵。有人因中国武术缺乏西方竞技那种竞争意识和实 力抗衡，干脆否定中国武术的技击实用本质，这种“另类思考”确实让人瞠目 结舌。为什么只有西方式恃力逞强的实力抗衡才能称为“技击”，而中国式尚 智用巧的以柔克刚不能称之为“技击”？这在理论上明显是把矛盾性质和解决 方法完全地混为一谈。在不同的条件下，为什么不能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同一 类型的矛盾呢？其实无论中西武技，都属于应对肢体冲突的综合实用技术，都 面临有个体生命的生死博弈问题。西方人的肢体对抗方式，是由他们的生理气 质和文化基质决定的，而我们的肢体对抗方式，也是由中国人的生理气质和文 化基质决定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简单地套用西方人的文化偏好去裁判自己的 文化活动。而且事实跟此说的判断也恰好相反，被认为是真正技击的西式拳击、击 剑尽管确实源于人的真实搏斗，但却具有比赛规则和参赛契约等一系列的多重 保护，已经演变为夺取锦标的娱乐性竞技运动，由此失去其原初的生命博弈属 性；但中国武术内部较技时尽管有着大量变通做法以降低对抗裂度，但在应用 时却因不能选择敌人的随机应对而仍然具有生命博弈技术特质，所以至今还是不能进入奥运会的竞技运动大家庭。跟我们一些论者的说法 有‘打’的意味而施以‘不打相反，所有竞技比赛都是“只 限制的技击乌托邦”，只有“不比”的武术技击才是立足于“打”而不受比赛规则限制的实际应对操作，所以 事情真相恐怕仍然只能是“能比的不能打，而能打的却不能比”。对当代专业 的武术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武术确实是个仅有“技击意味”的“理想乌托邦”，但 对更为广大的非职业性人员来说，不但宗族械斗、群体事件、黑帮火拼、盗匪 作案、流氓滋事、个人寻仇不是“技击理想乌托邦”，而且社会治安、反恐特需、自 我防卫、紧急避险、合理碰撞、劳动保护等等同样也不是“技击理想乌托邦”。有 道是“行、住、坐、臣卜，不离这个”，讲求务实和内敛的中国人更多的是把传 统武术的操作原则融入自己的日常起居生活，而并不那么热衷于把武术招式动 作搬上舞台而到处招摇撞骗。这些沉默中国人的艰辛生活应对恐怕也不能认为 只是一个“理想乌托邦”。作为一种应对肢体冲突的综合实用技术，传统武术 的着眼点是操作上的必要和效能而不是表演上的激情和华美。由此，中华武术 的基本口号,较多的则是“更稳、更准、更狠”，而并不是什么“更高、更快、更强”，与 其相应的判别标准，也不应该是视觉冲击程式安排的“高、难、美、新、真”，而 只能是操作过程不拘一格的“精、巧、奇、妙、灵”。
我们传统文化的弊端,其实并不在于所渭“脱离实际、耽于幻想、坐而论道、空 谈误国”的“务虚不实”。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是 一个真正“务实”的“事功”社会。由于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获得具体使用价值 为目的并不断地重复自身的简单再生产，狭隘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技术方式限 制了人们的眼界和手脚，使他们看不远也走不远，所以一切都只能执着于眼前 现实和斤斤蝇头微利。所谓“顺天而行、靠天吃饭”，人们“不实际”是不行的。这 种经世、致用、求利、事功倾向源远流长，而且在晚清以来还一直占据了社会 思潮的主流。中国人缺乏西方宗教那种“赎罪得救、灵魂飞升、与主同在、获 得永生”的崇敬心理，也没有印度宗教那种“苦修苦炼、精神解脱、跳出轮回、涅 槃寂静”的不懈追求，多出来的东西，则是非常世俗功利的“趋吉避凶、化灾 解难、肉体成仙、获利图报”的利用神灵。费孝通先生在《美国与美国人》中 对比东西方宗教信仰的这种差别时写道：“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 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礼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 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 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所以中国人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人 们一方面见菩萨就拜，另一方面又不见真神不烧香。而这“真神”的标准，则是看它“灵不灵”，亦即用 所谓“实践标准”去看它当下对己“是否有利”。灶君老爷上天，人们便塞点 麦芽糖给他吃，让他别到天上去胡说八道。总之，中国人“痞气”较浓而“神性” 较弱，极善于利用神灵或上级为自己谋利益。鲁迅先生指出：中国人“对于神、宗 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 的善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由 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便把拉关系、走后门、行贿赂、通关节的世俗行为，也 统称之为“烧香拜神”。这种被外国人视之为“亵渎神灵”无信仰的实用操作 型“中国式智慧”，不努力寻求超越此岸世界和世俗人生的终极意义，只执着 于当前世俗的实然状态和自发倾向（即用一己当下之“利害”，去衡量众人历 史之“是非”），并由此造成我们古代社会的繁荣，也造成我们近现代社会的 阻滞。传统武术确实跟民间信仰有着很强的“功能性”相互利用关系，特别是 武术修炼跟宗教修炼还有不少的可以相通之处，不过武术人完全可以有其各自 不同的精神信仰，宗教更不一定要依托武术，如果把这样的一种“无信仰”特 性称之为武术的“宗教性”，则显然是贻笑大方的。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曾反复提出有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在 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非 中国？”他企图用自己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来解决这个问题，并由此挖掘 出中国古代大量的技术成果。但在这里，他却把“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 给搞混淆了。中国古代曾经拥有例如四大发明一类的极高技术操作成就，但却 一直缺乏类似欧几里得几何的完整科学逻辑体系。科学的本质在“爱智求真”，而 技术的本质却在“求利致用”，二者本质规定其实并不一样，由此也反映了两 种不同的理性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的是“工具理性”而不是“实用理性”。我 们的古人相信，一切东西都是“干出来”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甚至在两性 关系上也不例外。从古典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到：西方式的情人求爱，可以到 对象的窗口下整夜地唱歌，用语言去描述自己怎样爱得死去活来；可中国式的才子偷情，却一见面几乎都是“宽衣解带、如鱼得水”，用实际行动去表达和实行自己的生理欲望。他们往 不需要去给对方说些什么。反 理冲动的满足）就是衡量一切往不在乎对方说些什么，也 正个体主观意图的实现（生 的唯一标准。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活动和男女关系都是这类“能干而不能说”的典型。笔者以为，科学 理性讲究“以实求虚”把握规律，实用理性讲究“以虚求实”落脚享用，这是 两种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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