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武术史是研究中国传统武术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的学科o中 国传统武术的内涵和特质，跟作为当今一个体育运动项目的“中国现代武术” 则是明显有所区别的。近年以来，坊间已经出版了好几种《中国武术史》，但 其基本视角则只是从一种“体育运动项目”的性质认定出发，寻找与此相应的 有关因素，由此回溯其演化轨迹的历史编年，因而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武术 相关因素回溯史”。这种史书尽管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然而其忽略相关文化 内涵和社会背景深入思考的缺陷，在事实上便丧失了传统武术文化的话语权，由 此让传统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陷入“去真造假”的误区。中国现代 武术“体育化”的走向是必然的，但我们却不能因而把这“现代武术”跟“传 统武术”混为一谈，并用体育化的“现代武术”取代非体育性的“传统武术”。为 传承文明和推陈出新，传统武术必须要有自己区别其他的独立话语权。于是，我 们确实需要一部区别于“现代武术相关因素回溯史”的“中国传统武术变迁史”，这 是重建传统武术文化话语权的基础性工作。

但是，要写好这样一部史书是极不容易的。自秦汉以来，文武分途和文化 下移，原先作为传统武术社会载体的武士被压到社会边缘，特别是“侠以武犯禁” 影响统治秩序，由此正史对传统武术一般都不予记载；而社会活动其他方面对 此涉及的若干痕迹，也很难系统地收集、整理和界定。所谓“礼失求诸野”，民间野史、轶事、小说、传奇和口碑倒为此保留了若干材料；然而这里混入的主观想象和希望诉求又占了极大的比重，我们无法直接把它作为“信史”使用。此 外，作为一种身体操作技术，传统武术自然有其技术自身的变迁和演化，不考 察这些具体技术的历史变迁和演化，也很难说是把握了传统武术的历史发展规 律，然而这些技术演化的轨迹却因缺乏固定载体而难以把握。还有近现代以来性，传说的东西往往又被加油添醋，这使得流行的很多说法都缺乏扎实的依据。由 此，时下的研究，也只能是从若干相邻的方面获得近似的参照而已。

当然，所谓难写并不等于不能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历史上发生 过的东西总会以一定的方式留下自己的作用痕迹。由此难写只是对写作者的条 件和水平的要求较高罢了。现在有北京信息工程学院退休教授于志钧老师，原为清华大学毕业的现代知识分子，又是有具有60多年武龄的资深民间武术家（3 年外家功夫、7年形意功夫、54年太极功夫），其间曾跟多个著名的民间传统 武术大师有着嫡系师承和极深的交往。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上海跟他交流过 拳艺，知道他的武功相当深厚，技术方面是个真正的行家。特别是他退休十多 年来，又在武术文史和武术理论方面做过长期和系统的研究，并参与过中国武 术研究院组织的多次高层研讨活动。于老师掌握的跟传统武术相关的知识比较 全面，由他来撰写中国传统武术史，应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拜读过于老师此书的大部分书稿，觉得有些超越坊间武术史的优点和特点。

首先，是较深入地思考传统武术产生根源，大胆利用民间的口碑和传说，但 又不迷信这些口碑和传说，并且精辟地指出这些传说具有文化符号的“图腾” 意义。这点我是十分赞同的。例如我国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就属于一种 真实历史痕迹的“史影”，它内部不合逻辑和相互矛盾的地方其实不少，很难 说就是“信史”；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却起了凝聚民心、创造历史的作用。“张 三丰观蛇鹊斗受启发而创太极拳”的传说，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它 对武术史的意义，相当于“三皇五帝”传说对中国史的意义。特别是它在技术 上的隐喻，更给人以极大的启发。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其次，是围绕个体技击技术这个核心，认真思考武术本身的技术演化和变 迁，分别考察拳术和器械的技术特征和相互关系。这超越了人们关于师承源流 的执着。松田隆智在他的《中国武术史略》中谈到：“跟日本武术家重视形式 的传递系统和来由不同，中国的武术家并不十分重视形式，而只重视现实（实 战技术）。”这本来是个好事，然而“各派都靠口传心授向下传递，即使有文 多说法都变得似是而非。然而技术变迁的规律和因而留下的痕迹却是无法作假 的。由此离开武术技术的演化变迁的考察，很难说是真正科学的武术史。于老 师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武术技术的演变上，确实是很有眼光的。

在这武术技术演变的过程中，器械跟拳术的关系是个关键。尽管从成熟的 训练学上说，“拳术是基础，器械是手臂的延长”；但从发生学上说，倒是“先 有器械技术，后有徒手技术的”。例如形意拳的一些手法，就明显地是从枪法 中演变过来的。上世纪80年代笔者基于“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个人 类学原理的角度思考，探讨过太极拳的走、粘技术跟中国的剑、枪技术的亲缘 关系；现在于老师又从“社会群体的外部矛盾强于内部矛盾”的社会学原理对 此作出新的论证。这些论证确实使人大开眼界并深受启发。

于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现代知识分子，其写作中的清华学风也是十分明 显的。上世纪30年代主持清华大学文科工作的冯友兰先生当年曾经说道：“清 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 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 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研究者的见解或观点尽管可以有 所不同，但都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找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 释为什么会这样的。”在本书中，于老师对唐豪、顾留馨太极拳史研究中的“疑古” 做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本着清华的“释古”精神对太极拳史作出了自己的 解释说明。尽管这些解释说明在太极拳界未必能获得所有人认同（这就像唐豪、顾 留馨的说法同样无法获得太极拳界所有人认同一样），但我在拜读以后，觉得 还是很有道理的。至于这些问题最后的结论，则需要在百花齐放的平等讨论中 逐步形成。

当然，基于本书的难度和开拓性质，很多东西都是无法一下子做好的。由 于材料的缺乏，全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于老 师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遗留下来的东西，后辈自当要继续完成。

 

武术研究要有宽广的文化视野

一《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论丛》序

中华武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首先是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分工不足的产 物，而不是西方工商社会全面分工的结果；由此它技术庞杂、边界模糊、功能 多样、与时流变，很容易让人摸不到头脑。但就其背后的核心而言，武术恐怕 更多的是一种以生存博弈为中心的综合应对实用技术，它以中国传统的生命哲 学作为灵魂，集养生、护体、应对三个方面为一体，融生命、生活、生态的考 虑于一身，体现了中国人反抗弱肉强食的生命智慧和生存技巧。就这样，武术 在客观上便可以周遍中国人的整个生产和生活，其基本要素绵延数千年并渗入 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中。我在1991年为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撰 写的论文《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曾经指出：“文化是人类区别 于动物的存在方式，而民族文化则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存在方式。武 术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身体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和 文化现象来说，它依赖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技术模型 来说，它又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说'不懂武术，无以知中国人’ 或者说：‘不懂中国人，无以知武术。'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这两个方面都是正 确的。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具有万物一体、不裂全分、一多贯摄、整体圆融的特征。在 中国人的心目中，部分跟全体交融互摄，一与多相即不离。这就是所谓‘理一分 殊'、'月印万川'、'砍柴挑水，无非妙道'、'洒扫应对,皆成文章'的'道通为一'。所 以，问题不在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懂武术或练武术，而在于武术中是否贯穿着或 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通过对武术的文化学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武 术本身的发展提供文化参照系，另一方面则还可以通过对武术这个技术模型的 分析去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武术从一个特定方面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的生 命哲学，这种哲学又贯穿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围绕人的生命 活动沿着不同方向展开；由 此可以说，研究中华传统武术是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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