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会交往角度来说，《周礼•地官•师氏》有云：“游，无官司者”。它 表示一种脱离统治权力纽带的“去官奉职守”之人。不少学者指出，秦汉以来 社会变动激烈，武士地位随之下降，一大批习武之人从原先那个政权系统的金 字塔中分崩离析出来，既脱离了原来曾经拥有的固定生活资料（“不治产业”），又 脱离了原来十分稳定的职守以及法定的社会关系（“不安其业”），朝夕间有 如无根之浮云，飘忽之转蓬，成了这个社会“自由得像鸟一样”的游离分子（有 点类似当今被身份转换“打破铁饭碗”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待业青年），只 能在“行走江湖”中“赖力而生”和“挟技而行”（即时下所云的“走向社会、自 谋职业和靠技术吃”）。正如“自由落体”并不绝对“自由” 一样，“人在江湖” 则是“身不由己”。这种生活方式又使武人的“游”带上某种“交游”和“交 流”的开放和凝聚双重含义（借用革命家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 除了组织以外别无其他武器”）。由此武人“尚勇好游”、“重信喜交”，并在“游”中体现自身价值和技能。十分明显，这种生活压力下的“游”与精神 上自由探索那纯审美式的“逍遥游”并非完全一致，然而在实践操作上却又往 往能够找到某些可以相通和相类的地方。所谓“诉求以稀缺为前提”，反抗压 迫其实也就是追求自由；由此二者也并不绝对对立。这情况可能与“精神是群其行为方式往往倾向于率性任情而不是拘泥执着；其追求目标往往倾向于快意 天涯而不是建功立业。这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态度跟近代那些被流放的职业革命 家颇有点相似；然而其“无组织、无纪律”那“不群不党”之孤立个体行为，又跟近代以来依托组织的革命者大异其趣。

就一种技术实践而言，“游”的含义更多的则是高度熟练后操作上那得心 应手、左右逢源和悠然自得、挥洒自如；其要则是“庖丁解牛”般“依乎天 理”、“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从而达到“恢恢乎其于游刃而有余”。至 于具体到武术本身来说，“游”字还带上拳来脚去、纵横往来、攻守进退、粘 走相生、劲路变换的“运动战”特征，表现出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机动灵活的 战略战术”意蕴。作为一种处理肢体冲突的具体实用技术，武术的“游”还可 以进到身体训练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前者更多涉及发展生命的能量涵养和技 能培育，后者则大都着眼维护生命的防身护体和紧急避险。从形态上看，它具 有随机就势、舍己从人、引进落空、借力打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的生命智慧；从内容上看,它体现了一种“依自不依他”那反抗压迫、解除束缚、获 得自由的实践性“自我解放”精神。所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的大化流行，其实并不是上帝安排或先富带动，而是整个有生类生命力的自我“生 存竞争”，武术操作非常集中并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生命力的律动和竞争。

哲学上所说的“游”，则指向于超越一切世俗 包括“朝廷法度”和“江湖规矩”) 而归于“道”的根本活动，亦即精神当要按其本性进行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理解为“道”的存在状态，表现出某种所谓“得心应手”、“心想事成”的精 神效应。由此形成所谓“通天下一气”的“大化流行”;在这里，“道”无所不在，“游” 也无处不到。有道是“顺天循道”、“率性任情”，这些理念也深深地渗入练武人 士的精神信仰当中。我们知道，就其现实性而言，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在 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而人又“善假于物”并且可以“物 物而不物于物”，借助“间接性”的中介作用而获得相对自由。武术操作者借助“挟 技恃力”的中介作用，也完全可以随缘率性地浪迹江湖并快意天涯；其文化意 蕴和处事态度，也明显地倾向于悠然自得的“游世”，而不陷入拘泥执着的“入 世”和虚无缥缈的“出世”。

至于这里所说的“艺"，原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实际操作，引申开来则， 既指艺术(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也指技术（如兵农医艺、日用百工等），还指学术（如释、道、儒、玄 及其他诸子百家，据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的解释和发挥：“其中的‘礼'，以 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至于现代艺术 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等则属于乐。'射'，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 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等。'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 然也包括驾飞机、宇宙飞船。'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数'则指科学 方面的。”人的活动领域，本来就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大而扩大的。我们 完全可以把“六艺”泛化到整个实际社会生活，把它理解为学术、技术和艺术 三大领域具体操作方面的总和，由此可以成为“道”的运行载体和实现途径。武 术活动，本身只是身体训练、肢体应对以至身体活动的一个方面；然而其基础 及影响，却会涉及当代人类所有的活动领域，涵盖学术、技术和艺术的方方面 面。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士，当要有超越武术本身的大眼光，关注到人类发展的 方方面面。

而把“游”跟“艺”综合起来的“游艺”，则恐怕更多的还指其基于具体 操作中某种超越性的精神感知，指一种通过群体交往和操作实现而带来的精神 享受和遨游。它当为“参赞化育、夺取造化”的真切体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 把握规律后潇洒大度、从容不迫的悠然状态，而不是某种自以为是、无所作为 的穷于应付。用太极拳家的话来说，这就是“物来顺应”、“舍己从人”而又“从 心所欲不逾矩”。

练拳过去亦称之为“玩拳”，突出其超越眼前功利“循道而行”和“就势 而起”、“势尽即回”并得心应手那“逍遥游”的精神自由状态。这里最重要的 东西，在于用“以物观物”的“忘我”态度，尊重客观对象、正视矛盾运动、超 越自我中心去对这技艺内在理则进行长期不断的潜心体会和体味，参悟天地之 造化并且由技入道、指与物化、得心应手，不但“以人合天”而且还“以天合天” 地巧夺天工，由此遵理进达“形上之境”和循道而行“无为之为”；并呈现为 某种“不思而知、不虑而能”的自组织和自动化状态。所谓“志道游艺”并不 是模糊意象的标签化，而是坚定目标的操作化；不是无知本能的蛮干冲动，而 是知行合一的率性自然。在 这里，一方面“把道贯于术中”，另一方面“术极而又，可以道化”，并由此形成主 体和客体的统一、人为与自 然的统一、形下与形上的统一、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的所渭“化境”，体现出主体在扬弃个体人为局限性后 那独特个性的自然“真情趣”。因此，“游于艺”也就是“游于心”，客观规 律“内在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于是同时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 些东西，都是那些孤立封闭和单向线性的“自我中心”论者所无法理解的。

在整个中国文化中，这种“游艺”式精神活动既体现在中国人的自我审美创造中，也体现在中国人社会性的技艺操作和日常生活之中，具有超越和实用 的双重特性。它首先强调的是对某一门技艺或操作的长久的极其熟练的掌握运 用（“熟能生巧”），目的在于“格物穷理”，即现代人所谓“通过实践去获 得对客观规律性的深刻把握”，并由此找到自身的价值和位置。这里所谓熟练 的掌握运用，并不仅仅是指认识、知道某一门技艺的操作规则，而且还指“因 于天性”、“顺其自然”的人类主体生命活动，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合审美 性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在这里，没有工具性的规则和规程当然不行，但若只 认识和运用规则，又会受制于那个死的规则，不可能“游刃有余”地进行创造，因 而落于“匠气”缺乏生命力。我们的追求，是“循规矩而脱规矩、脱规矩而合规矩”； 这就像前面引述庄子所说的“庖丁解牛”那样，“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无 厚入有间”从而“游刃有余”；又如孟子所云“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率性而为”、“尽 性立命”，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达到孔子所云：“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所以，任何操作同样具有一个精神境界的问题。

浏览31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