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以个体性为特征的武术有着极大发展，其原因是社会日常生活中对武术的需求增多的结果。 商周时期，贵族子弟均受武士教育，习武是为了从军参 战，三代之士，皆武士也。至春秋时代，文士兴起,文武分途。文士凭知识谋略求仕干禄，而社会上则出现凭武艺本领立足为生的武士。此时武士已非贵族子弟，多来自平民，亦被称为“侠士”。因春秋战国之世，诸侯争夺,各国豪贵竞相培植家族武装势力，以维护宗族利益。作为政治斗争的力量，最著名者如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此“战国四君子”，培养门客上千，其中，就有着许多凭武艺勇力效忠的侠士。此一时期，对武士有多种需求，或作谈判后盾,或为谋杀刺客，或为血亲复仇，或作护卫保镖。此等侠士，重义轻生，排难解纷，视人如己，视死如归。正如《韩非子》所云：“儒以文乱法，侠 以武犯禁“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 威"此一时期，著名的侠士如鲁国曹沫,执匕首强逼齐 桓公归还侵鲁之地；吴国专诸，藏匕首鱼腹而刺杀吴王 僚;聂政执剑剌杀韩相侠累；荆轲行刺秦王不中,壮烈牺 牲。这些武士的动人事迹，使太史公于《史记》著 《刺客列传》，以致千古流传。太史公《游侠列传》热烈赞扬 侠士们言必信、行必果、扶危济困、重义轻生的精神，为先 秦许多侠士事迹湮灭不闻而遗憾二先秦侠义武士精习武 艺，使民间武术在技术上更为多样化并更趋成熟。以器械 武艺而论，除战阵武艺多用戈、戟、矛等之外，民间武艺多 喜用轻便短小之武器，且各地以不同武器之特色而著名。 《周礼•考工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 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除刀剑之短兵外，春秋战 国时民间武术中还常用便于藏带的匕首、铁椎、斧斤、钩、 弹弓等武器。如魏力士“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 （《史记•魏公子列传》）。张良使力士以百二十斤铁椎击 秦王车（《史记•留侯世家》兀吴王以重金悬赏征求金钩 （《吴越春秋》）。在众多武器中，剑术得到格外的重视与发 展。《墨子》论剑曰：“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节用》兀为提高武艺效用，人们对武器精良与 使用武器的技艺给予同样的重视。《吕氏春秋•论威》指 出，剑利而剑术差不可，但技术高而剑不利亦不可，像王 子庆忌、陈年哪样本领高强 的武士，也还需一把锋利的 好剑。当时吴越盛产名剑。《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详 述:湛卢、纯钩、胜邪、鱼肠、 巨阙以及龙渊、太阿、工布等 名剑之特色与神异。如说“巨 阙”，能穿铜釜，绝铁扬。说“纯钩”，“扬其华，淬如芙蓉 始出，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 于塘”。反映了当时青铜冶炼 技术的高超。九十年代初，考 古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历 二千余年仍光华灿烂、锋利: 无比，是为确凿之物证为了识别宝剑真伪b当时还出 现了专门的相剑家，如薛烛、, 曾从子等.民间武术对武艺的精习 与钻研，极大地提进了武术技击技巧的多样化。当时剑术已发展得相当高超，“吕氏 剑技日：'持短入长，倏忽纵横'”。描绘了以较短的剑与长兵较量的技艺。一些武艺高强的世家，还以传授武术而 著名，如《史记》著者司马迁就追述其祖先的一支，“在赵 者，以传剑论显”表明当时剑术已积累了较丰富的技 艺要领，形成了专门的学问。这些史料表明当时剑术在民 间有广泛的流传与发展。此一时期徒手拳搏的技巧，亦有 较大发展。《庄子•人间世》载:“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 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说明当时拳搏技术亦向多样 化方向发展。《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二年》载有一武艺 高超的例证：宋闵公臣南宫长万性情刚烈，宋闵公侮辱了 他。盛怒之下，他在搏斗中扭断了闵公的脖子。臣下仇牧赶来，执剑喝叱。被长万侧手击毙，脑袋都被打碎了。这表明以个体性为特征的民间武术在技术上已渐趋成熟。

三、武术意识的发展

先秦时期，中国武术开始形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自觉性武术意识的串现及武术理论的蚪界丽胃自蚤桂武术意识，主要表现苏武术竞彘五高术伦理意识以及武术理论认识等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武术的发展在这些方面较为显著。人们这时有一种从事武术活动、参与武艺的较量，以追求战胜对方的满足感。这种通过武术活动来体现人们自我实现的愿望,便是武术的竞技观念。把通过武艺竞技取得胜利与人们的英雄观、欢乐满足感、荣誉感及审美感等一系列社会心态联系起来，这便是武术获得多方面社会功能的心理契机,也是武术竞技能实现多方位社会需要的基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梦与楚子搏， 楚子伏己，而整其脑。”这位晋国君主做梦都在与对手搏 斗,并在梦中得到了胜利的满足，正是上述武术竞技观的表现。《春秋•谷梁传•僖公元年》还记了一个更典型的例证:鲁国公子季友在战场上击败莒拿军队，生俘莒拿归 来之后，季友却要与莒拿来一场个对个的徒手相搏，再决雌雄。季友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并不满足，他还要追求另一 性质的胜利，即个对个比武的胜利,这表明武术竞技观已 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重要社会意识。春秋战国时代的武士们在较武竞技的实践中，还形 成了一种公平竞争、崇敬强者、以武艺高低决定社会地位 的竞技意识。《韩非子•外储说》记少室周便是具有这种 竞技意识的武士: “少室周为赵襄王力士,与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王，以自代也。襄王日:‘子之处，人之所欲也，何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为罪也”比武 败给对手,不但心服；还向自一己的主人推荐好手代替百巨 的地位，这不仅是一种公平竞争的意识，还是一种与信义 观相联系的竞技意识，这种竞技意识正是中国武术可贵 品格的表现上述竞技意识中已反映出武术的伦理观念，表明伦 理意识是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崇尚伦理道德 为华夏民族之特色,此一特色在武术中的表现即为对武 德的重视。这^点在春秋战国武术中有充分显现。司马 迁在《史记》中关于《孙子•吴起列传》的按语写道:“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 变，君子比德焉。”认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传兵论 剑”的先决条件，把习武论剑看成是一种内可治身，外可 应变的修养之道。司马迁的这一论述，深刻地说明了中国 武术文化的伦理特色，对于今天更好地继承传统武术，仍 是十分有意义的。随着武术多功能发展及技术日趋复杂与完善，从实 践中来的武术理论开始形成。在中国武术史上，最早的武 术理论当为剑术理论。《史记》记“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 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大概是二位侠士对剑 术的某些理论探讨出现了分歧，竞争论得怒目相对，表明当时人们对技术理论探讨有了各自的观点与浓厚的兴 趣。《吴越春秋》记有一民间女子剑述高超,越王差人请她 为军卒传授剑术，加封她为“越女”。并请以剑术之道。越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表明在草野民间有武术流 传,越女说“诵之不休”，应指对武术理论著述的诵读。她 说:“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 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 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 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呼吸往来，不及法禁， 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立见越女所讲这番剑术理论，带着几分神秘色彩与夸张笔调，但其总的精神阐明剑术的基本原理，强调先静后动，静中求动，动静结合。用阴阳开合来说明进退攻守，既 高度灵活敏捷，而又从容镇静。她高度概括了斗剑经验。 《庄子•说剑》中也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击剑理论:“夫为剑 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段击剑要领，被视为武术技击理论的纲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击剑，可以看成是整个武术的一种战略战术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故卖破绽，诱敌来攻，因敌应变， 后发制人，夺取胜利。这是中国武术的基本理论思想之 一，至今仍是指导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则。由此可见，春秋战国在武术实践的推动下,武术理论开始出现并逐步得到发展，县成为中国武术体系已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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