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丁之味在于吃”，武术之道在于练，任何技术都是在操作实践中产生 并且为实践服务的。所谓“道旨弘扬”，不外是道家“自然无为、全生入道” 的基本宗旨得到确认和发扬。中国武术无论什么拳种，总是立足于维系生命的 身体训练，并且强调“学无止境”、“精益求精”，讲究“活到老、学到老”； 不像西方体育竞技，运动员到了三四十岁就要退役，而是突出“生姜还是老的 辣”。在具体操作上，则讲究“重意不重形”、“重势不重招”，极为强调劲 路变换的“太极无法，动即是法”，着眼于某种实际变化中的“可能性探究”。它 背后有三个深层意蕴。第一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人的生命活动，是在处理主 客体关系的社会实践中展开的。实践是一种目的性操作行为。离开一定历史条 件下的社会实践和相应的精神自觉，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动物式的新陈代谢。作 为传统社会分化下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中国武术以处理人体外部敌我关系 的技击技术形式，展开了对处理主客体关系社会性战略方式的操作性探究。不 仅从人体内部的身心关系中去挖掘自身整体潜能，而且还从人体外部一定环境 下的敌我关系中去把握多种变化可能中于己有利的机势，不断地调整自身跟外 物的关系。第二是对潜在可能的探究。中国武术的最高层面，是关于“悟道怡情” 的哲学思考。它面对不能选择敌人的现实，正视不同主体力量非均衡博弈的矛 盾，经过处理身心关系的身体锻炼和处理敌我（主客）关系的技击技术，升华到 对整个“天人关系”的反思把玩，并由此追求人类个体方面的自我完善和群体 方面的协调和谐，解决哲学上所谓“必然与自由”的永恒矛盾。第三是对自由 发展的追求。武术的所有技术都是用来应对敌手侵犯和环境限制，反抗种种外 来压迫而达到长生久视、心 想事成的逍遥境界。

用反论是一种方法论原 贝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实用操作型的文化，其提问题方式首先是操作论上的成败利害，而不是本质论上 的真假对错。所谓功夫即本体，中国文化所理解的道并不是跟人类当下活动没 有直接关系的前提预设、最后结果或终极存在，而是人类活动的途径、道路（条 件、方法、过程等）的总体性操作过程和机制。由此，中国文化中的方法论比 本体论显得更为直接和重要。基于农业社会的生存条件，整个中国武术都十分 突出阴阳相济的基本结构、以柔克刚的总体特性和以弱对强的技击功能；其方 法论基础，就是道家文化的“用反论”。在力量和信息都不平衡的生存竞争中，它 那以小制大、以弱对强、以静待动、以顺避害、张网设套、引进落空、曲中求直、后 发先至的战略战术和随机就势、因应自然、反向入手、负面着力、虚守实发、扬 长避短、知几其神的操作方式，鲜明地体现了道家文化尚阴、贵柔、主静、用虚、崇 退、守雌、处下、取后、为客、法水、居弱、出奇、无为、不争的全部特征，并 由此进一步把迂回曲折的兵家权谋学理化和操作化。

（1）反为道动

“反者道之动”是用反的根据缘由。宇宙中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相灭相 生、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其运行方式又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自己的对立面 转化，其价值方向则是扬弃种种异化而复归自身本真；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 物自身运行的根本动力。问题在于怎样把握这个规律去实现自己之目的。所谓 用反的基本内涵，就是利用事物对立面转化的规律，通过反向操作的阴阳变换 去实现正面之目的。有道是欲抑先扬、欲擒故纵、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借力 打力、引进落空；这不但体现了事物运行的迂回曲折，而且还体现了弱者处于 边缘位置时应对的生命智能。

道家文化方法论的核心和灵魂，可以概括为一个否定性的“反”字；道家 文化的特色和价值，也相应地突出表现在其逆向的批判性思维和反向的负面着 力操作上。基于“道体”的“负阴而抱阳”（第42章），决定“道用”的“守静、崇 虚、贵柔、用反”。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 生于无。”（第40章）又云："大曰逝，逝日远，远曰反。"（第25章）在 这里，“反”字有对立面的反向作用，向对立面方向转化、返回最初的原点以谓“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任何事物内部都各有其对立面，而对立面又总是 处于阴阳相济和生克制化之中,这就形成事物的运动变化。所谓“反者道之动”，就 是说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和运行状态、操作途 径，而“弱者道之”用则表明老子把立足点放在对抗强权的柔弱者一方，并以 “用弱”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前面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客观状态，是 由于“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带来的结果，由此无为不是“不 为”而是无不为（无不能为），不争不是“无争”而是无可争（无需去争）。在这里，老子不但看到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而且还看到斗争中矛盾双方各向自 己的对立面转化，看到否定是联系的中介和发展的环节，接触到怀疑、批判、反思的哲学方法，由此提出了负面着力、逆向而行和曲折迂回、后发先至的独特操作方式。

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道家的用反并不是无视对象、一厢情愿、“为反而反”的顶抗逆反，更不是放弃自身、随波逐流、自废武功的“自我异化”，而 是立足自我、因应情势、利用规律、去促成对立面的转化，借助对立的力量和 迂回的方式去实现自己之目的；所谓以虚求实、由反得正、以小制大、以弱对 强、避实击虚、借力打力、后发先至，即此之谓也。有道是“人在江湖，身不 由己”，人间事务并非总是一往无前，交往博弈往往没有多少直路可走，我们 必须随时准备走迂回曲折的路，在运动中寻找最佳的操作方式，由此一切反面 的东西或状况都可以巧妙地用来达到正面的目的。在这里，跟西方哲学从对象 化考察的角度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冲突不同，中国哲学从主体性操作的角度突 出矛盾对立双方的依存和互用，由此突出一个“用”字。这个“用”字表明“反” 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用反”不是“逆天而行”，而是“用（行）天之道”，亦 即应用“反者道之动”的运行机制，并在阴阳相济和虚实变换的大化流行中通 过横向的相反相成和纵向的物极必反，由此促成事物自身的变化；它所关注的 东西，是普遍联系、无限发展中的整体格局、基本关系、变化可能，而不是孤 立主体、自我中心那清晰边界、局部细节、一厢情愿。对操作者来说，它更多 的是强调不同层面的扬长避短、个性发挥、功能替代，而不是单一方向的别无 选择、标准操作、愿赌服输。

（2）不争之德 052

“用反”的特点是逆 向思维的反向入手、负面着力，强调一种“不争之德”。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批判思维；跟西方哲学强调事 物本身自我同一和边界清晰不同，中国哲学更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互相 作用和圆转变化，由此阴阳变换，正反顺逆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贯通的（所谓天 道循环、祸福相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比照西方哲学，它似乎更为接近康德 式“二律背反”的辩证思考，而不类似黑格尔式“绝对观念”单一方向的理论 预设，并跟马克思关于“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 否定的理解，即必然灭亡的理解”那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相通）。老子认为: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第2 章）；由此，“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 58章）。老子以跟西方哲学辩证法不同的方式，突出主体自身怎样用否定方式 并从反面去实际地了解、把握和调控事物，认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 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22章）；于是既讲究“知其雄，守其雌”，“知 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第28章）；并且还实行“将欲弱之，必 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第36章）。詹剑峰在《老 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一书中分析说：“按老子所用，反，这一范畴，实涵三义。- 是‘反者道之动'，二是'相反相成'，三是‘物极必反’。用现代术语表之： 一切事物的运动与变化，均由于它们本身包含着矛盾，故曰，'反者道之动'； 而所谓‘相反相成'，即对立面的统一；所谓‘物极必反'，即凡有限的事物 必然发展到相反的方面，亦即'对立转化'。这三种意义诚然有区别，然而又 是互相联系着的。”据此可知老子极善于从反面去为事物的发展准备条件。《老 子》中的这些论述，后来明显地构成了传统技击技术和操作方法的理论基础。

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第57章），《老子》在用兵或者类似用兵的博弈竞争等一类问题上，一方面极为强调“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 得已而用之”（第31章），而且“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第76章），“强 梁者不得其死”（第42章），所以“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30 章）；但另一方面又并不逆来顺受、消极等死，而是从以弱对强的实际出发，突 出“出奇用反”，采取“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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