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委托法国驻日大使，在日本寻找一位合适的人 担任亚洲的奥委会委员，经过法国驻日大使与日本外交部努力，嘉纳治五郎成 为亚洲第一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当年嘉纳治五郎刚好50岁。担任奥委会 委员后，他就与当时东京大学校长、早稻田大学校长、庆应义塾大学校长联合 倡议，成立“大日本体育会”，亲自担任第一任会长。大日本体育会的事务所就 设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嘉纳治五郎手下几个体育教授为体育会做了大量 工作。为选拔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大日本体育会在羽田举行选拔赛，他积极鼓 励高师的学生参加奥运会。嘉纳治五郎亲自任团长或考察员出席过第5届、 第7届、第9届、第10届、第11届奥运会。出席瑞典第5届奥运会期间，他与 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有多次的交谈。他的英文日记记录了他在出席奥运会期间的大量的访问，以及与国际文化界的官员与名人进行有关体育、教育、 文化方面的交流。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他为东京争取到了第12届奥运会的 承办权（后因战争而中止）。所以，在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发起 的评选活动中，嘉纳治五郎被公众评为日本近代体育之父。

二、嘉纳治五郎及讲道馆柔道与中国的特殊情缘

在研究嘉纳治五郎的柔道改革进程时，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他本人 及讲道馆与中国近代史上一些著名的人物有诸多的关联。嘉纳治五郎本人及 他所主政的东京师范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们，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特别是师 范教育的发展有特别的贡献。

（一）张之洞与嘉纳治五郎

清末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张之洞与嘉纳治五郎交往甚密。张之洞 在办实业与办近代教育方面，都给近代中国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张之洞在甲 午战争前后都是主战、反对割地赔款的，他也是放眼看世界的晚清重要的大臣 之一。他主张扩大军备，培育人才，与日本再战，是“师夷长技而制夷”的实 践者。甲午战争后不久，张之洞要求日本政府派一位教育专家到中国指导。嘉 纳治五郎在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劝说下，于1902年7月23日从神户 出发到中国考察访问，至10月17日，历时近三个月。他的足迹至北京、天津、 上海、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诸省，除探访名胜古迹、考察有关教育机构 外，还会见了清朝实权人物庆亲王、肃亲王、醇亲王、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及各 地总督、巡抚等人。嘉纳治五郎传记中有一则他与张之洞对话的记录：8月31日，访问张之 洞总督衙门。9月1日，张总督回访，就高等师范学校设立科目、外语及高等 科学研究法等问题提问。嘉纳治五郎回答：“我国研究英美书籍的学者向来较 多，于教育方面，最初学习美国，后学习英国，近来从德国聘请的教师较多，同 时派遣到德国的留学生也多，其结果又加上德国的教育方法，目前是德国的学 说广泛流行。但是欧美各国各有所长，不能简单论取舍。以我所想，以贵国现在之形势，还是以敝国为榜样，这不仅是快捷方式，而两国的道德教育同轨，谷 易取长补短。将来可以更广泛地以欧美各国为榜样。”张曰：“诚然如此，作为 我国，先以道德取向一致的贵国为模范，然后逐渐采纳欧美各国之长，以期教 育之完成。”谈话还涉及“理学”等各种学问。张还询问了嘉纳治五郎自己所开 办的弘文学院的情况，日本小学的数量、学费等问题。张之洞问：“小学指导方 法中背诵是否可用？”答：“敝国没有像贵国那样要求学生背诵。清国于背诵失 之于过多，敝国失之于少。”张问：“可否鞭挞学生？ ”答：“以尽量少为宜。”张又 问：“骏马不加鞭而自奋蹄，弩马需加鞭而催行，这是驾御之法，恶童不鞭挞，则 矫正之法不立，如何期待他学问长进？ ”嘉纳治五郎答：“可在与学生一同散步 之时，与他边交谈边启发教育，或在放学时留下他，或请学生父兄来开导，方法 有多样，就是不用鞭挞，那样效果反而好。”此次谈话近三小时。接着在9月3 日、9月5日，两人还有宴请和会面，有一次还不用翻译，两人围着桌子，备笔 砚，完全用汉字“笔谈”。这次笔谈的内容不仅限于教育问题，还涉及中日两国 的协作，张之洞对清朝政治改革的抱负，东亚兴盛的见解，等等。一些由于身 份不便公开的见解，张之洞也推心置腹与嘉纳治五郎交流，可见当时身为封疆 大吏的张之洞，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新信息的渴望，也表现了他对嘉纳治五郎的 尊重与信赖。张之洞的一生，是以高傲、经常怠慢与自己官位相等的官员而闻名的, 但是对有学问的人，他是相当尊重的，比如对梁启超，张之洞尊敬有加。对嘉纳治五郎，张之洞则称之为“国师”。后来张之洞主政的湖北、湖南，就有 很多学生到嘉纳治五郎的弘文学院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嘉纳治五郎 在中国考察结束回日本后，在柔道杂志《国士》发表《清国巡游所感》中，回顾 了在中国访问期间受到的热情款待，对清之盛世在百余年后之迅速衰败深 深感慨。他称：“国之兴衰实在令人震惊。清国之衰，最根本在于政治与教 育，官员的选用长期以远离实用的死学'八股文'为中心，即使当今，改变这种 选拔官员制度在中国也是阻力巨大。”嘉纳治五郎指出，“一国学问之方法与国家兴废关系甚大”。他还说，“我国在教育方法如果失误一步，将贻恶后世，造成巨大恶果，不可不慎“清朝要脱离困境，首先是加强与外国的交流，不仅国民，官员，皇帝、皇太后也要出国，吸收新空气，接触新事物，清国要从迷梦中觉醒”。①

• 加藤仁平:《嘉纳治五郎——在世界体育史上闪耀》，东京：逍遥书院1964年版，第 130〜133 页 _o有学者称_:1898年后的近十年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在这个时期 中，日本的政府与民间学者与中国交流甚密。“从1898年初开始，因为抵抗西 方帝国主义，为了民族利益，杰出的日本人大声疾呼与中国合作，突然成为政 治时髦。”①尽管目的都是为了日本，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日两国教育文化 方面的交流。中国的第一个教育纲领，1904年1月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具 名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就是模仿日本教育的模式。在这之前，“按照张之洞 和刘坤一的共同指示，罗振玉与其他六位教育家组成特别考察团，于1901年 赴日,1902年回国，卓有成效地对日本教育系统获得全面了解。”回国后罗振 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日本教育的文章，这个考察团的主要人员，都是张之洞等 人制定章程的智囊团，而这个考察团在日本考察期间，参加了嘉纳治五郎安排的一连串有关日本教育及行政管理各个专题的讲演会。在这个被学者称为黄 金十年中，日本教习为中国师范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遍布中国的32所 师范新学堂都有日本教习，“在日本人投身中国师范学堂的历史中，令人印象 最深的，是如此众多的日本教习和顾问，都是嘉纳治五郎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日本最优秀的官办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或教师。这主要是由于嘉纳治五郎 本人浓烈的兴趣，要选择中国作为教育外展的场地”②。南京三江师范学堂， 是1903年开办的中国早期师范学堂,1906年，因日本教习与总教习之间发 生矛盾引起骚动，当时主政者将解决矛盾的重任全权委托给嘉纳治五郎，嘉 纳治五郎推荐了他的同事、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松本孝次郎任新的总 教习。松本接下任务后，迅速从日本招聘了五名大学毕业生，一到南京任 上，马上投入工作，仅一年多时间，把三江的教育水平提高到相当于日本高 级师范学校的水平。1907年，三江师范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反映了 它的极高的教育水准。③嘉纳治五郎与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也是有相当深的 情缘的。（二）中国留日学生与弘文学院甲午战争，大清国败给“最尔小国”日本，引起朝野的震惊，也引起一阵留日的热潮。1896年（明治29年），日本的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受 清朝驻日大使裕庚委托，找到嘉纳治五郎。原来，清王朝曾经在公使馆内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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