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快意恩仇先秦时期武术侠义精神的“节奏”先秦之时，习武之风盛行，强大的尚武传统为侠士们提供了 更大的自由空间。早期的许多武林侠客只热衷于锄强扶弱、快意 恩仇，国家意识薄弱，游侠阶层兴起。那时的侠客义士并非以动 武为唯一要件，而是更重“仁义”二字，他们行侠多是与政治性的 战争无关，不关乎国家民族大义均是个人私情中的“匹夫之勇” 来宣泄自己的“快意恩仇”，这也是古人“尚群体友爱，重人间情 谊”的伦理观念的直接体现。《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行刺 赵襄子，只是为了 “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无独有偶，聂政忆 严仲子知遇之恩，独自一人仗剑入韩都阳翟，刺杀侠累于阶上。 郭沫若曾写历史剧《棠棣之花》，歌颂聂政的侠义精神，当今河南 境内还设有纪念他的聂政台。那些“他们”只顾江湖风波而无意 天下兴亡，也无意充当社会正义的化身和楷模。在诸侯争霸、朝 代更替的时局，需要仁人志士大显身手,这就给出身平民市井、卿 相贵族的游侠以纵横腾挪的疆场。游侠们这种甘愿“士为知己者 死”的精神特质成为当时统治者把控武侠志士的利器，专诸以鱼 藏剑舍命刺杀王僚的英勇行为，是为报公子光的“善客以待”，却 在无意识中助公子光夺位；荆轲刺秦王亦是如此，怎奈“惜哉剑 术疏，奇功遂不成"。很多武侠因为自身的各种原因卷入政治斗 争，只为实现个人价值的行为却由于关系网的错综复杂而达到 一定政治目的。出于“受人之义而不死其难，则不义”（《吕氏春 秋・观世》）观念的影响，“匹夫之侠”们只凭义气无意识地服务 于诸侯权贵的政治活动。当时，为争宠而相残之事，史中不绝书，而且大都是有才气的 文士。武侠阶层行为准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他们轻命 重气、贵交尚信。①也由于这种对社会的姿态,对争权夺利的厌恶， 这时期的人们对信、义有着更高的期许。基于此，义勇双全的侠 者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想象。于是，在崇武尚勇的基础上，信、义观 念与原始氏族的正义观念结合而成“侠义精神”②。武术中的侠义 负载着史前质朴的尚武传统，承载着快意恩仇的质朴，却与此时 诸子百家（除墨家）的义大不相同，致使大多数对武侠阶层持有一 种排斥态度。不难理解，韩非将侠士们归结为“弃官宠交” “肆意 陈欲” “以武犯禁”的一类人，而在诸子著述中对武侠现象也鲜有 记载，或作为反面例证存在。难怪司马迁感慨“自秦汉以前，匹夫 之侠，淹没不见”。在当时，武术中轻生往死、舍生取义的侠义行 为太个人化、太情绪化，易被人控制和利用,被史籍看作“匹夫之 勇”，没有上升到家国大义层面。

尚武精神盛行的社会背景中，儒家思想对“武”的影响，为 “侠”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因，也为“侠义精神”的形成和沉积起 到推进作用。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虽瞧不起武夫却极 其重视武备，儒士从事的“六艺”中就包括射和御，可见孔子对功 夫的重视程度。儒家的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处世风度也逐渐影 响着侠士的行为，侠士加入儒学门派的事情时有发生，子路就是 很好的例证，也就有“天下人皆曰孔子能止暴营非”之说。事实上， 在当时的社会分层中，“武士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阶层，具有人 身自由权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对于个人生命与声名信义的关系， 这个人群倾向以‘舍生取义’的态度来看待”。③墨家代表平民百 姓的利益，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的社会抱负，具有强 烈的正义感，墨者滋养了一身侠气。实际上武侠精神也因为墨家 的影响力，而广泛传播于社会各阶层，形成平民社会的狭义传统。 道家庄子崇尚自然，不拘小节，避身于山野，促进侠不受世俗与礼 教约束，敢于对抗统治阶级，寻找社会大自由。后来的武侠小说陈山.中国武侠史[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郑春元.侠客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71-79宁稼雨.墨家思想与绿林武侠文化的演变与思考[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科版），2015 （4） ：35-37.中不少道教人物充当武林角色，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不难看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于中国武术侠义精神的形成有着深 远影响。二、“积极进取秦汉至隋唐时期武术侠义精神的“旋律”秦汉帝国是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巩固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局 面的不断稳定，“天下一家”的观念由一种政治认同升华为民族的 文化精神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纽带与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 支柱①。在统一精神的指引下，秦汉帝国迸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以敢于进取的武勇精神开拓疆土，在异域民族面前展现开拓 进取与博大胸怀。汉初期，政治和文化都处于上升期，统治阶级 野心勃勃，与尚武精神为特征的武侠阶层联系紧密。正是汉朝尚 武的社会风气和统治阶级的养士行为对中国武术的发展极具影 响，也使得任侠精神再度勃兴。然而，当豪侠势力的武装力量和 社会影响力对皇权构成威胁时，统治者则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打 击。郭解全家被汉武帝勒令迁徙就是很好例证。不过，这种打击 并没有对尚武风气造成任何影响。如果说“大一统”精神是民族 精神基本构建完成之后的第一次调整。从东汉时期名节观念到 魏晋时期的玄风大盛，是继此之后的又一次调和。②那么，东汉时 期士人普遍重视名节，维护国家统一，主持社会正义，针硬时弊,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逐渐深入到个人精神世界中，此时的侠士们 更注重了对社会正义和天下大义的追求。如春秋战国时期“二桃 杀三士的故事，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位壮士宁可用生命来换 回自己的荣誉，以证实自己存在的价值和获得最高的承认，其高 洁操行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缩影”。③郑师渠，史革新.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双2曲4：晁福林.略论古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J].天津社会科学,20勿： 125-吴鲁梁.武侠精神的现代人文价值研究ED].北京体育大学,2014： 1&汉代乱世杀伐，生命遭受残害的同时儒教的礼法遭受冲击, 个体生命从礼法的束缚中解脱之后，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 这时期的侠客更加注重自身武功造诣，追求自由人格、超越的生 活态度，但又不乏强烈的入世意识。魏晋时期权力斗争对武士的 需要为武侠阶层成员进入上层社会创造了契机，习武从军不失为 一条改换门庭的终南捷径。例如，许褚及其随从被曹操“同日拜 为将”，翻开史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也滋生一种社会文化 现象，尚侠夸饰之风弥漫于上层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 代由于社会整体尚武风气盛行，上至王公贵族,下到普通百姓，无 不推崇习武。开疆拓土，势不可挡，国人的民族意识与英雄情怀 空前高涨，一种“捐躯赴国难”豪气融入侠义精神。唐代开放宽 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 频繁使得开放进取、自信乐观成为时代精神。“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开阔胸襟，“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的豪 迈气概，唐代人士以文质彬彬的姿态和以英雄气概的心理来接受 武力，体现了对武术本身的尊敬和对为国争光行为的崇拜。由此, 唐代民族大融合与开放的文化政策，帝王崇侠尚义，促使唐代任 侠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长安重游侠”（《结客少年场行》）足可为 证。此时仗剑行游的侠客们多可通过驰骋边关，做到保家卫国， 进而得到回归文明社会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发展至唐代时游侠的层次分化已成有突出。 据陈山先生所论，有上层侠和民间侠之分。①上层侠是凭借贵族 地位而声名显赫，只有民间侠保持着传统武术的侠义精神和武者 的生活状态。唐代武举制与重生观念双管齐下，唐代小说中的侠 客不但继承了唐前的侠义精神及其行侠模式，而且还发展了唐前 侠客所不具有的高强武功，摒除了只凭借侠肝义胆前冲的“匹夫 之勇”，将高强武功作为侠客行侠仗义的基础。在行侠过程时不 再以牺牲自己为代价，“高强武功”与“侠义思想”结合成一体，处① 陈山.中国武侠史[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 122.处表现得游刃有余，令人喜闻乐道和向往，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武侠①。唐代时代背景下所孕育和演绎的侠客形象成为后世的典 范，侠客们也有了忠君敬主的观念，中国武术的侠义精神开始作 为主流文化形态，将游侠上升至道德高度，并造就了中国文人的 “侠客梦，唐代李德裕《豪侠传》中指出“夫侠者，……必节义 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侠”“义”并提，相 互依存，成为了后世武者的共同信念，中国武术的侠义精神基本 成熟。自此以后，“侠义精神”观念中“义”的比重增大。而且在 每一代武者中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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