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明代武术
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明朝，并建都于南京。中国又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武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明朝建立后，蒙古瓦刺部长期与朝廷处于敌对状态。“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亦被俘虏。终明之世，北方的军事威胁始终未能解除。这一时期，日本封建诸侯又支持日本西部地方破产的封建主、武士、浪人、商人等，到我国中南沿海进行抢、掠、烧、杀的海盗活动，史称“倭寇”。御倭的问题，也一度成为明朝面临的重要军事问题。对军事的重视也必然导致对武艺的重视。唐顺之的《武编》、俞大猷的《正气堂 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何良臣的《阵纪》、郑若曾的《江南经略》等一批武术及军事名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军事训练及战争实践的检验总结而产生的。民族英雄、著名军事家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同时也成了在武术实践、武术理论上颇有建树的武术先行者。留传至今的武术及军事著作在当时的大量出现，以及既 是军队将领又为武术发展有过卓越贡献的人物大批涌现，是明代武术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明代武术不再仅以刀、枪、棍分门别类，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诸多风格迥异的流派；十八般武艺在明代已有了具体的名称内容。以此为特征，标志着中国武术体系的形成。
明代与日本文化交流频繁、广泛。日本刀法深受中国武术家关注，而中国武术又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日本柔道和空手道的创立。
少林寺武术，亦在明代开始弘大并显名。
第一节武举与武学
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七月，礼部奏请，拟遵循前朝制度，“立武学，用武举二太祖朱元璋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认为：“析文、武为二途，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 习乎？”，今又欲循旧，用武举、立武学，甚无谓也。，朱元璋否定了立武举、武学，但他并未否定武备与武艺的重要，他只是不愿文、武分途，希望能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所以，我们能看到，整个朱元璋在位时期，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便包含了文与武两方面的内容。
洪武二年，朱元璋“大建学校”，在校生员均“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 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二洪武三年五月，又“下诏国子生及郡县学生皆习射”。 朱元璋认为：“先王射礼文废，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土多所未解，乃命礼部考定射仪，颁于官府学校，遇朔望则于公或间地习焉同年八月“京师及各省有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试者后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日：“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 朱元璋还考虑到“武臣子弟，但习武事，鲜知问学，命大都督府选入国学，嗣后，勋臣子弟多入监读书:明代文人能武的事例不少，如天启进土卢象升，“暇即角射，箭唧花，五十步外发必中”。这种现象，与朱元璋力倡文武兼学有一定关系。
明代武举正式开科于英宗时期。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命直省武艺人，兵部同总兵官考校其弓马、策略，分别甲、乙，以备录用。指挥以下子弟，悉令入学。又定试武举式：骑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为中式；骑步所中半者次之。师府试策略, 教场试弓马。问第二道，大略如文闱之式:明代武举由此始，一直持续到明末。
明代武举制度的考试程序为乡、会、殿三级。乡试在省城举行。会试三年举行一次，考场设在京师，初由兵部，后由翰林院主持。应试者为各地乡试中榜的武举人，考中者称“武进土”。初时武举尚无殿试一级。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思宗朱由检从方逢年、倪元璐的奏请，“殿试传旷，悉如文例，乃赐王来聘等出身有差，武举殿试自此始也”。在这次殿试中，王来聘便成了明代武举的第一位武状元。
武举出身授官职。天顺八年，按会试成绩，分为二等。原有武职者"上者加署职二级，次者加署职一级"。一般士兵，”上者授所镇舞，次者授冠带总旗”，平民百姓则“上者授各卫试经历，次者授各卫知事”。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皇上钦定一甲三名，授都司佥事；二甲三十名，授守备；三甲百余名，以次各授出身。职方司遇缺便补，定限三年内选定”。崇祯时，一甲第一名授副总兵。
武举考试的方法，在明代大体一致，只先后略有变化。宪宗成化十四年（公元 1478年），“设武（科）乡、会试，悉视文科例。孝宗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试，出榜赐宴:显然，弘治以前，笔试策论不合格者，不许参加骑射的考试。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武举会试“其答策洞识韬略，作论精通义理，参以弓马俱优者，列为上等；策论颇优而弓马稍次者，列为中等之前；弓马颇优，而策论粗知，兵法直说事状，文藻不及者，列于中等之后。其或策论虽优而弓马不及，或弓马偏长而策论 不通，俱默之，以俟后举及期”。文、武依然并重。正德十四年，武举考试方法有了一些改变，“初场试马上箭，以三十步为则；二场试步下箭，以八十步为则；三场试策一道即先到教场试马、步射，后到考场笔试策论。这样，不管是偏重于策论，还是偏重于武技的考生，都有了应试终场的机会。穆宗、神宗时，武举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当时，"议者尝言武科当以技勇为重”。“万历之来，科臣又请特设将材武科, 初试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等法，这种向武技方面倾斜的考试，与明末边疆告急、急需武勇人才有关。
明代武学的设立，始于明初。惠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二月，“始置京卫武学教授一人”，管理武学事宜。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复设两京武学, 成国公朱勇奏选骁勇都指挥等官五十一员，熟娴骑射幼官一百员，乃令两京并建武学以训诲之。后来，又“命都司所应袭子弟年十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无武学者, 送卫学或儒学”。这些学生都是军队年轻军官或武官弟子，入学前已具有相当的武艺基础。武学的考核亦相当严格。成化（公元1465—1487年）年间，“敕所司岁终考试入学生，十年以上学无可取者，追糜还官，送营操练”。
第二节明军的武艺训练
明朝建立了卫所制度，“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军事重镇设卫，其余的地方则设所。明代大抵每一百一十二人编为一个百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编为一个千户所，五千六等人编为一卫。卫、所将领称卫指挥、十户、百户。明朝的军队约有二百 万人，都编置在卫、所中。
明朝较为重视军队训练。朱元璋便“屡命元勋、宿将分道练兵”，又定“教练军士律”。皇帝亲自督促练兵的事，在明代史籍记载中不少。如建文帝即位，便“六师尝自较阅”。军队训练会操的情况亦可由史籍得知，如“成化间，增团营为十二，命 月二次会操，起仲春十五日，止仲夏十五日，秋、冬亦如之。弘治九年（公元1496 年），兵部尚书马文升申明洪永操法，五日内，二日走阵下营，三日演武”。又如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令每营选枪、刀、剑、牌、铳手各一二人为教师，转相教习。及更营制，分兵三十枝，设将三十员，各统三千人训练。择精锐者名选锋，厚其技艺之赏。总督大臣一月会操者四，余日营将分阵”。
宋代火器已在军中使用，明代则更加普遍。成祖朱棣在平交趾时不仅大量使用火器，并由此设立了 “神机营”。据《明史•兵志》载，当时使用的火器达数十种之多。但明代的火器仍未发展到可以取代冷兵器的程度，冷兵器在军队中的地位仍未动摇。作战时，冷、热兵器根据各自的特点，配合使用。俞大猷在《正气堂集》中便说：“弓 矢、大小铳炮杀人于百步之外，牌刀、把、枪、狼笼击斗于数步之间。长短相卫，彼此相资，乃可取胜。”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则说：“火器、火箭、弓矢，皆长兵也, 往往敌在数百步外，即已打发。至于叉、杷、枪、刀，皆短器也。”近距离搏杀，冷兵器仍是唯一的重要手段。所以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强调士兵要刻苦训练的主要仍是冷兵器武艺：“日西各于便处习学武艺，或学马，或学披甲，至昏而止”。“肯 专心致志”，“而武艺自精”。
戚继光等还用士兵切身利害关系来启发诱导士兵自觉地练武，教育士兵把练武与防身、立功紧密结合起来。在《纪效新书》卷四禁令中，戚继光说，“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
明代军队除了规定习武的时间，还重视通过比赛方式来促进武艺的发展，提出了“既学艺，必试敌，莫以胜败为丑”，并且专门制定了奖罚办法，按武艺高低给予奖罚。《纪效新书•比较武艺赏罚篇》规定：“比较武艺，初试定为上等三则、中等三则、下等三则。”进则赏银；不进者，“打四十棍革退”，“即付武艺考进之人充实”。上述奖罚办法，无疑对督促军中练武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何良臣在《阵纪》中曾说：实际作战是“长短器械，错杂阵头，一齐拥进，起手就戳便斫，虽转身回头尚不可得，岂容活泼动跳，做作进退，身势手法耶”？根据这个宗旨，明代军队中的练武，总是以军事实用为标准。当时已认识到“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勒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所以训练中便把“习手足，便器械”的功夫限制在“真可搏打者”的范围，提倡“真艺”及“功夫”，反对 “左右周旋，满遍花草”，反对“只图取欢于人”，“以图人前之美观而无寓于大战之技”的“徒支虚架”或“花法”、“虚套”的练法，使武艺朝着“遇敌制胜”的方向发展。从军事观点看，装潢门面的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类，与防身杀贼、立功报国的宗旨极不相容，因而在军事训练中把这些都排除了。
明代亦重视准军事部队或民兵的军事训练。“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简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以时操练，有事用以征战，无事复还为民”。
重视军队武艺训练,无疑会促进军队中武术本身的发展。而重视民兵的武艺训练, 则会推进广大民间的尚武之风，并从而沟通军队武术和民间武术之间的联系。
明代将领已注意到“练胆”与“练艺”的密切关系。技艺与胆量，二者相辅相成。何良臣曾在《阵纪•教练》中云：“善练兵之胆气者，必练兵之武艺”，“阵法为武艺之纲纪，而武艺为胆气之元臣”。戚继光认为更重要的是“胆大艺更高”。他说：“临敌之时，若使仍是照前从容酬应，如教场内比试一般，不必十分武艺，只学得三分亦 可无敌奈每见敌时，“手忙脚乱，平日所学射法打法，尽都忘了"，“如用得平时一分武艺出，无有不胜；用得二分出，一可敌五；用得五分出，则无敌矣”。虽谚有云 “艺高人胆大”，殊为不然。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 平日习得武艺，虽十分精熟，也不一定能克敌制胜。
何良臣与戚继光结合自己多年习武训练和带兵打仗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 “练胆”与“练艺”的辩证关系。
在明代，军队武术家与民间武术家的交流，也十分密切。这无疑也对中国武术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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