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与剑就有不解之缘。一是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中， 二是写在文学作品中。儒门鼻祖孔子所主持修订的《六艺》，专门记叙了澹 台子羽提剑斩蛟的故事。世称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七十二人精通“武 艺”。“子路戎服见孔子仗剑而舞”，“勇武而精于剑术”。先秦伟大的诗人屈 原，尝自勉自励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即宝剑） 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晋代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在《咏怀》诗里吟 道：“少年学击剑，妙会过曲城。”自谓其剑术已超过了汉初曲城候张仲。 唐初诗坛兴盛，陈子昂击节而咏：“击剑起叹息，白日忽西沉”，“宝剑千斤 买，生平未许人”。宣称自己不惜千金购买一口宝剑，决非仅仅是为了收 藏，而是为了练习击剑。李白以诗箧剑匣伴终生，十五岁学剑于峨眉，自称“我家青萍剑，操割有余闻”，“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把剑术摆在 诗文之上。还有“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笑拂两只剑，万人不可 干”；“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等诗句，则借剑吐露诗人的忧国忧民、 壮志千里的抱负。杜甫“壮年学击剑，他日委沙泥；事主非无禄，浮生即 有涯”。他从二十岁开始，就挟剑游侠齐、鲁、江、浙一带，把抱负与剑术 联系在一起。以“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忧来杖匣剑，更上林北 岗”，表达自己“拔剑欲与蛟龙斗” “洒阑插剑肚胆露”的豪情壮志。宋 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剑术的“相击”既成为皇家训练军士的必修课，也逐 渐演化为格斗的一种运动形式，同时又是文人“论诗说剑”“舞剑灯前”的 主旨。著名诗人陆游“十年学剑勇成癖”，“少携一剑行天下”。曾“挺剑刺 乳虎，血溅貂裘殷”，表现出浓烈的英雄性格。爱国诗人辛弃疾“剑指三 秦”，他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倚天万里须长剑”的剑韬武 略，至今仍激励着仁人志士的报国之心。

因为剑形直而光莹，当然更因为剑的美好而神圣，在文人诗中，往往 被用来比喻刚直不阿的道德情操。剑的杀伐功能，便指向了与贤良势不两 立的佞臣。诸如：贾岛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赠君，谁有 不平事”，窦群的“心许留冢树，辞直斩佞臣”，韩愈的“我心如剑如雪， 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斩”，白居易的“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不 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王维的“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动百万师”， 王健的“轮剑直冲生马队，抽旗旋踏死人堆”等，都是由剑的神秘所在， 又追回到现实人世间根据多方考査，在文人的诗句中，剑具有多种象征，诸如友谊、自由、 浪漫、风流、修身、神圣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大大超出了剑本身的意义。佩剑之风的等级观念古代用剑具有明显的等级观念，以吴越造剑为发端，历代涌现出了一 批铸剑大师及宝剑。所谓“宝剑”是通过特殊工艺铸造的，是帝王所用之 物。而军事中所用的“战剑”是以实用为目的，铸造手段相应简单得多这是等级之别。随着剑在战场上作用的减弱，佩剑之风更加流行，等级之 分更加明确。据考证，早在西周末春秋初，就有佩剑之风。魏承相好武， 曾下令文武百官均佩宝剑。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简公六年，令使初 带剑。” 1973年在长沙城东南子弹库的战国楚墓中发现了稀有的艺术珍品 一人物御龙帛画，帛画为37.5 x28厘米，画面中心人物神情潇洒自若， 身材修长，高冠长袍，腰间佩带长剑，威武而高雅。当时的佩剑，其功用 主要是防身自卫和便于舞练。

刘邦建汉后，“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佩剑”。从汉墓壁画和后来画像 石上可以看到不少佩剑和使用的长剑的，根据《满城汉墓》出土的文物考 证，有一个墓是西汉前期权力较大的诸侯刘胜之墓。刘胜生前佩戴的是一 米多长的铁剑，此剑有完好的剑鞘，剑表面掺碳，剑刃部淬火，因此剑刃 坚硬、锋利，脊部也保持较好的韧性，是百炼成钢的早期作品。此外，有 关佩剑的记载也较多。根据《汉书•隽不疑传》记载：“（暴）胜之素闻不 疑贤，至渤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带剑上谒，门下欲使解剑。”不疑曰： “剑者，君子试备，所以卫身，不可解。请退，使白胜之。胜之开合延请。” 可见，在当时剑不仅可防身自卫，而且也是一种礼仪制度，用来表示人的 英雄气概。然而佩剑是有要求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剑在左, 刀在右；剑在左，青龙象也。”剑为龙，在文人吟诵中多见，张聿的《剑化 为龙》有“古剑诚难屈，精明所有从，沈埋方出狱，会合却成龙”句，孙 炎在《宝剑歌》有“宝剑光耿耿，佩之可以当一龙”，郭震任在《宝剑篇》 有“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句，说明剑与龙是有关联的。汉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蚌、金 银、玳瑁为雕饰'以木剑代替铁剑来佩饰，只能是显示沿袭前朝之俗与等 级区别之用，与防御无关。佩铁剑的目的十分明确，即防身迎敌之器用。 《魏书•昭成子孙列传》记载“沮渠茂虔令一晓将与（可悉）陵相击，两梨 皆折。陵抽箭射之，坠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剑，以刀子戾其颈，使身 首异处。”陵“未及拔剑”，说明其佩有自卫御敌的利剑。隋唐时佩剑之风 盛行，并与封建的伦理道德、等级观念结合在一起。在《隋书•礼仪志》 所载的舆服制度中，按官品的高低制定出不同的佩剑规定。“一品，玉器 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 则象剑。带真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郡公， 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号侯，皆只佩, 缓亦如之”。从佩剑看，等级分明。不谙剑术的人，为了炫耀等级，往往也 要佩剑。由于佩剑盛行，在客观上对普及剑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棍的文化特征棍的军事作用棍是以木制居多，兼有金属制的长兵钝器。北方称棒或杆，而南方习 惯称竿或条。因受地域和习惯的影响，还有“殳、棒、杆、杆、竿、白梃、 金吾、车辐、掊、杵、长剑、棍、杖、把、杠子”等称呼。无论如何称呼， 它的产生，与生产、生活、狩猎、战争密切相关。从战争中由“五兵”到 “十八般兵器”的发展过程来看，便知一二。“五兵”之“殳”的地位“五兵”，又称为“五刃、五戎”，泛指夏商周时期兵械的总称。在此之 前棍都是以生产生活工具出现的，“五兵”的出现则开辟了棍的军事价值。 考察认为：《世本》有：“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这是“五兵”的最早记载，其中“殳”就是后期的“棍”。又在《周 礼•夏官•司兵》郑玄注中：“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此乃为“步之五兵”。《释名》进一步解释：“殳，殊也。长丈二尺无刃，有所 撞桎，与车上使殊离也。”《司马法》中又有记载：“弓 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 五兵。五当长以为短，短以 救长。”从两本兵书的说明 看，殳即是长兵，分离工具，又是攻防皆能的击打兵器。在秦穆公率军攻打晋国的时 候，被晋惠公的士兵用长殳 击中，结果秦穆公身着的六 图1蛋尤作五兵层铠甲竟然被穿透，可见其 东沂南北寨村出土汉像石威力惊人。“五兵”中的兵器变化无非是长器械和短器械的变化，由于作战环境和 条件的限制，其作战半径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五兵内容 就有了不同的记载。如“车之五兵”：《谷梁传》中的五兵为：“矛、戟、钺、盾、弓矢”；《公羊传》中的五兵为：“矛、戟、剑、盾、弓弩”；《周书》中的五兵为：“弓、戟、矛、剑、盾”；《国语》中的五兵为：“刀、剑、矛、戟、矢”；《汉书》中的五兵为：“矛、戟、弓、剑、戈”。

上述“五兵”主要包括长兵与短兵器两种类型。研究认为在长兵器中 如戈、矛、戟等都是用棍棒作为柄，这样在军旅中携带方便，作战时使用 灵活，技法于棍也有相似之处。如刺法就是棍法中的点，挑法就是棍法中 的揭。短器械如刀、剑等中的劈砍就与棍法中的抡扫技法有相似之处。另 外，“五兵”的众多说法之中并非尽有“殳”的记载，说明“殳”使用时 间较短，就被其他兵器所代替。这与当时战争的现实条件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十八般兵器”中“棍”的价值“五兵”孕育了上千年，出现了“十八般兵器”，它是兵器的总称，忽 略不尽。最早出现“十八般兵器” 一词，要算元末明初，施耐庵在《水浒 传》第二回中描写九纹龙史进从王进教头习武时说：“哪十八般武艺？矛、 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与枪、 扒，一一学的精熟。”这些兵器是该书记述的主要兵器。后来又有多种说 法，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约有15种说法，大同小异。就“棍”而言，最靠 前的为第3位、第5位、第6位，而靠后有第11位、第14位、第17位。 这其中棍、棒、槊有时同时出现，相互收录现象严重，所以重复率自然较 高。按照逻辑学的分析，棍的排序体现的是这种兵器在战争中的重要程度 和实用程度，实际它体现了“十八般兵器”相互之间生与克的关系，不断 完善和丰富着武术的内容，推动武术器械形制的变化。武谚有：古人制艺， 必立一意。如刀类，长于破斩；枪类，利于挑刺；棍类，易于抽打；斧钺， 重在压劈；锤类，讲究敲砸；鞭涧，妙在绞拦；盾牌，用在遮挡；弓箭， 能在标射；流星，意在追袭。每种兵器都有自身的功用，若再与另一种兵 器相交，都是以制约与反制约、进攻与防守、防守与进攻的相互转换。实 用主义决定了凡事有利便会发生兴趣，正是“利之所在，人必趋之”。而 这种实用主义思想，也就是武术器械不断推陈出新的内在动因。研究认为, 清代以后的民间说法反映的是军事武艺向民间武术的转移，更多表现的是 武术器械，这有别于之前的战争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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